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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契約解釋,kiki的反駁

朱家安 哲學哲學雞蛋糕版主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

之前曾經提到過,用履行「如果當初有想到,就會簽訂」的契約的正當性來證成履行「因為還沒出生而沒辦法簽訂,不然就會簽訂」的契約的合法性︰ 

羅爾斯假想進入社會之前的人們會對彼此有什麼約定來建構他的正義理論,然而事實上在1953年經濟學家John Harsanyi就已經想出用誕生以前該簽卻沒簽的契約來理解或證成我們對他人的社會責任︰ 

「假設以下情況可能發生︰...想像我們在出生以前可以先簽訂契約,上頭寫著︰「如果我倆出生後,一人聰明,一人愚笨,那麼,聰明者必須給愚笨者一半的所得」 

儘管沒有人真正簽過這種契約,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能找出執行它們的證據。如果訴訟兩造沒有書面契約存在時,法院通常會依照雙方原本如果記得就會簽訂的可能契約內容來判決。而經濟學者對於法院這種作法亦表贊同。如果我們可以履行人們忘記簽訂的契約內容,那麼,為什麼不能履行人們因為尚未出生而無法簽署的契約呢?」(《公平賽局》 pp.131~132) 

在上面那篇文章裡,我宣稱這是對於契約論有幫助的說法。契約論的難處之一,就是人們根本沒有簽訂過那種契約︰在出生以前,我們並沒有先聚在一起,共同決定自己即將進入的這個社會的規範和法律。對於這個困境,上面的說法可以提供辯解︰社會上的法律和規範應該被遵守,並不是因為它們統統都被包含在一份事實上我們在進入社會之前簽訂過的契約裡,而是因為它們通通都被包含在一份我們因為還沒出生而無法簽,要不然的話一定會簽的契約裡。而為什麼我們應該遵守那份我們因為還沒出生而無法簽,要不然的話一定會簽的契約?因為,根據法官的實際判決,我們應該遵守那些如果當初有想到,就會簽訂的契約,而如果我們應該遵守些如果當初有想到,就會簽訂的契約,那麼宣稱我們應該遵守那份我們因為還沒出生而無法簽,要不然的話一定會簽的契約,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可能有人會辯說,不見得真的有那份契約,因為每個人的偏好都不一樣,不一定會有共識。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於我的想法,我的老師kiki給了一些反駁。他認為我們沒辦法藉由法官實際的判決方法來證成社會契約的正當性,因為—根據契約論—法官實際的判決方法之所以有正當性,就是因為這些判決方法被社會契約支持。換句話說,要假設法官的判決方法有正當性,一個契約論者得先假設這樣的判決方法被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簽訂的契約支持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的簽訂的契約有正當性

很清楚,你不能先假設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的簽訂的契約有正當性,再推論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的簽訂的契約有正當性,這樣是begging the question。

<http://phiphicake.blogspot.com/2009/10/kiki.html>

(編駐:kiki是中正哲學系王一奇老師的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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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星期三 午後六時 第一次會議 408會議室

討論事項:

1.逐條討論章程

2.確定成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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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論壇-重新確定正體字的地位

 * 2009-12-28

* 旺報

* 【陳達弘】

  馬英九總統昨天出席第九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開幕典禮時,再度為正體漢字背書,強調語文決定文化,文化決定民族,為了保存世界上最優美、歷史最悠久的文字,他已責成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推動申請正體漢字列為聯合國世界遺產。

  本文以「中華文化」為關懷核心與思考視域,論證並確定正體字在中華文化中所居之正統地位。所持理由如下:

  一、正體字體現中國文字之特性與造字原則

  中國文字特色與拼音文字不同,中國文字乃「一字一音,一音一義」之單音節文字。不同於簡體字企圖將漢字「表音化」,正體字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字的獨特性與主體性。

  漢代許慎歸結漢字造字原則有六,是為六書。中國文字經歷了古文、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各種不同階段,皆體現了漢字「形、音、義」兼具的特色。正體字與中國古文字一脈相傳,繼承了這樣的特色,也體現了漢字造字原則。如「點」字,《說文》云:「小黑也,從黑,占聲。」而「黑」字,《說文》云:「北方色也,火所熏之色也。從炎,上出。」也就是說「點」字乃從黑義、占聲,但在簡體字中,卻簡化為「」,黑義的失落,也造成此字本義的不完整。

  至於簡體字的製作原則中有「草書楷畫」原則,或許有人認為,這也繼承了中國古文字「由繁入簡」的原則。然而,回歸書法藝術脈絡,其講求整體性的藝術之美,草書、行書筆畫的簡省乃隨上下左右文而調整,講究通篇文氣和美感,但「草書楷畫」原則並未把握這樣的精神,反而使之僵化,進而遺失漢字之美及其主體性。

  二、正體字作為中華文化之表徵

  因著漢字特色,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詩、詞、曲、賦、文等皆有高濃度的意義承載量。舉例來說,近體詩格律講究音韻、對仗,亦是立基於漢字特色。而古文之所以能夠精鍊,正導因於漢字「形、音、義」兼具之特性。正體字仍具備如斯精神,因而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表徵。就研究實際操作面而言,習用正體字在古籍閱讀上也無障礙,這證明了正體字乃中國古文字傳統的當代演化結果。

  反觀試圖表音化的簡體字,在文化、文學研究上已無法從「字」深入形、音、義的探究;閱讀古籍文獻時,還必須先克服「認字」問題,距離當中的美學層次又隔一層。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正體字在古、今、中、外,不論是工具使用或美學意義上,皆有其不可替代之地位。

  三、正體字於中國歷史上歷久不衰

  中國歷史五千年,文字隨著歷史發展,到了唐朝逐漸形成今日的正體字,隨後經歷了元、清兩代異族統治,正體字卻仍歷久不衰,不但沒有被蒙古文、滿文消滅,反而更成為異族認識中華文化的首要步驟。由此可知,正體字在中國歷史上的歷久彌新,主因其體現在造字原則,且為中華文化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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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牛肉在哪裡?

◎ 許嘉恬

馬英九於今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公佈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將兩公約國內法化,並宣示將以人權與國際社會接軌;然,吾人卻自開放美國牛一事中,看見徹底蔑視基本人權的馬英九。

首先,馬英九違反健康人權。依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開放狂牛症疫區之牛肉進口,甚至將帶有變異蛋白的高風險部位:脊髓與內臟全面解禁,已經嚴重違反公約中之健康權。

尤有甚者,馬英九違反「人民自決權」。面對消基會等公民團體提出「美國牛重啟談判」公投,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卻傾向以公投法「一案一事項」規定,駁回人民訴求。此項作法,更是違反兩公約中「人民都有自決權…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之人民自決權利。

立法院即將完成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我們再次疾呼,請依「兩公約施行法」第八條:「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禁止美牛進口,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並停止以公投審議委員會技術性杯葛人民自決權利,真正還權於民,讓人民要求重啟美牛公投的基本權利,重見日光。(作者為「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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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應資訊充分使父母安心

【聯合晚報╱社論】

被家人懷疑因施打新流感疫苗而死亡的劉姓小弟弟,昨天舉行追思會,父母親的悲痛,任誰看了都於心不忍。這起死亡意外,令國人對疫苗產生不信任感,效應明顯在發酵。時值政府推動新流感疫苗全面施打之際,而新流感疫情的波段高峰又隱然驅動,政府必須盡力化解民眾的疑慮!

民眾的疑慮已不能低估。自本月12日全面開放施打疫苗以來,單日最多施打人數曾創下56萬人的紀錄,但劉小弟弟死亡事件發生後,人數驟減,25日僅剩四萬多人施打疫苗。疾管局估計,全台已施打疫苗人數,和曾感染新流感者加總起來,大概國內有抗體的人數不超過兩成,不足以有效對抗未來第二波的疫情。正因如此,疾管局和防疫專家均憂心忡忡,但解鈴還需繫鈴人,肇致民心惶惑的原因出在哪,就得從那源頭下手,才有紓解民惑、疏通民怨的機會。

不可諱言,國內的新流感疫苗從一開始推廣,就並非順利無礙,特別是部分政論名嘴「越界」夸夸其言疫苗不安全,已種下部分民眾懷疑的念頭。全面施打後稍有風吹早動,民眾已然疑惑的情緒勢必被撩撥起來。誰家無子女、老人?再加上孕婦等新流感最易肆虐的對象,如果偏偏在施打疫苗後傳出身體不適或嚴重意外,請問民眾怎麼會不反彈?人同此心,政府官員豈能不謹慎應對?

施打疫苗的整體防疫效果,當然很重要;但疫苗可能引發的過敏反應和應對措施,也必須在事前讓民眾充分知曉,以免產生像劉姓小弟弟家人感覺「把民眾當白老鼠」的遺憾。如果政府單位把所有意外個案一律指為「與疫苗無關」,卻又不能及時作出令人服氣的詳盡解釋,則民眾信心動搖,自是難免。此時有待相關單位盡快以醫學專業,查證事實原委,公諸於世。如果是施打任何疫苗必有的「機率風險」,政府也要盡告知和處理之責,才能要求民眾理解接受。馬政府在政策溝通方面向來「紀錄不良」,這次不要再犯同樣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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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響/文創育成 才能與市場接軌

【聯合報╱盛治仁/文建會主委(台北市)】

針對聯合報昨天社論對於設置文創研究院的諸多建議,我們一定虛心檢討。在此也對一些需要進一步說明的地方做出回應。

社論中提及,「絕大多數的文化產業根本無所謂『育成』階段。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東施效顰地去搞個文創產業研究院呢?」我們擔心這樣的看法,可能會阻礙文創產業的發展。一方面文創產業所界定的範圍,遠遠超過數位文化的範疇,在法案中即明訂有十五大類別;另一方面,文創產業和傳統產業、高科技產業容或在思維和研發、量產過程的流程有所不同,但是在產業化過程所需要經過的研發、集資、量產、行銷等階段的本質則無二致。文創產業也需要政府針對文創產業的需求,提供在推動其他產業發展時投資獎勵和組織協助(如工研院、商研院、外貿協會等),並協助整合目前分散各部會的權責與窗口。

至於文創產業需不需要「育成」?文化及創意雖為文創產業的重要源頭,但其往往不能直接成為商品,或經濟規模有限,而需經過轉化、設計及運用,以「商品」或「服務」作為載體,方能與消費市場接軌。

舉例而言,本會重點補助的藝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清庭企業有限公司,前者結合書畫家,以花鳥繪畫開發岩飾,並研發特殊材質以呈現工筆畫之質感;後者則係為尋找台灣傳統竹藝及陶藝之新出路,結合頂尖設計師及工藝家共同研發符合當代美學及市場需求的產品。在這樣的研發過程中,涉及了材質測試、工法改進及結構力學等事項,並歷經多次失敗方致成功,若非發展已具規模的業者,往往難以自力負擔鉅大的研發成本。藝術產業尚且如此,與當代科技更為相關的數位內容產業、媒體產業及設計產業等,更是多所涉及研發事宜。

相對於英國、中國、韓國政府積極地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強烈感受國際競爭的文創業者多次呼籲政府正視問題,並期待文建會參考韓國政府作法。從一九九八年起韓國即成立一系列擔負育成任務的產業振興院,例如:遊戲產業振興中心、IT業振興院,及二○○一年成立設有育成中心的文化產業振興院。

【2009/12/28 聯合報】


文創研究院之議 要三思

【聯合報╱社論】

2009.12.27 03:38 am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日前同意文建會的提案,要在未來設置「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這則新聞看起來是文創利多,但實質效果如何卻未可知。記者走訪藝文界人士,也聽到頗多質疑。據報載,這個提案是由民進黨立委管碧玲所提出,文建會即順水推舟貿然設置一個龐大的單位,是否過於操切,值得嚴肅批評、檢討。

 台灣要推文化創意產業,從沒有人反對;但推產業有推產業的方法,一定要找到關鍵,對症下藥,而不是胡亂設立個單位就能成事。提案者說,成立文創產業研究院是要仿效工研院的設計,由該院成功的ICT工業推展模式,去比照推動文創產業。這樣的思維,可謂完全不了解文化創意與工業發展的模式差異,幾乎是囫圇吞棗既有架構,而沒有解決問題的深層構思。在此,不妨先為文建會與立法委員好好解釋一下工研院的運作實況。

 台灣ICT產業的上游源頭是智慧財產的研發創新,在中游生產階段是品管要求的成本控制,下游則是市場。從研發技術的源頭往市場移動,通常要經過一個育成(incubating)的階段,一則測試技術穩定性,二則了解市場接受性,三則募集資金做初始階段的市場攻堅。等到大致情況運作圓熟了,這育成的團隊往往就可分生(spin-off)出去,成為一家獨立的公司。現在的晶圓大廠台積電,就是從工研院育成而分生出去的典型。當年張忠謀先生曾任工研院院長與董事長,分生出去後自己就做台積電的董事長。其他由工研院分生出去的實例非常多,不必一一列舉。簡單地說,工研院其實就像是一家超大型的工業研發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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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解剖 難杜疫苗爭議

【聯合報╱吳幸華/醫師、法學碩士(台北市)】

報載一個七歲男童打完新流感疫苗一個月後死亡,疑似疫苗引起。疾管局否認跟疫苗有關,並擬修法強制疑似打疫苗死亡的個案解剖,瞭解是否與疫苗有關。因為除瞭解藥物有何不良反應外,若病患要訴訟或要求補償或救濟,先決條件就是跟疫苗接種有關。但解剖後就一定沒有爭議了嗎?恐怕未必。

解剖結果是得到一客觀的事實敘述,對這敘述的解釋卻是人為的,需人為判斷,既有人為判斷,就有不同觀點,就有爭執。例如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日前審理一醫療糾紛案件,一男子車禍顱內出血死亡,法院根據鑑定認為此男子原本存活機會是百分之卅五,因醫師延誤治療,使存活率降到接近零,醫師的延誤是有相當因果關係的。這個判決雖未必是確定判決,但也說明了解剖、鑑定等資料,都是客觀的事實依據,需有人為的判斷才完成,充滿不確定性。因為此男子即使醫師即時治療,仍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死亡率,遠高於存活的機率,故是否因醫師延誤而死?實不可知。

若此次疫苗疑似致死事件在法院審理,則有無關係應是依相當因果關係決定,亦即解剖只是得到一些客觀的事實資料,是否有關還需人為的判斷,還有不確定性。而新流感疫苗致死的病例尚少,能否有足夠病例判斷是否有關?是個問號。而且現在判斷無關,以後是否因醫學科技進步而改變想法?例如以前判斷親子關係無DNA鑑定技術,現在卻是標準配備。

而且通常法院無法判斷醫療問題時,就送請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但這次事件,若家屬聲請國賠救濟等,衛生署是「事主」,理應送請其他公正第三者鑑定。但國內找得到非衛生署主管的醫療機構嗎?故強制解剖,需有配套措施,且解讀解剖結果時,若有疑問,宜從寬解釋,以免引起更多爭議。

施打新流感疫苗有一定比例的副作用,這難以避免,若一味苛責製造商是不公平的;但受害民眾也是無辜的,應有補償或救濟制度來彌補他們的損害。雖現有藥害救濟制度,但其基金規模太小,不足以應付新流感疫苗這種大規模接種。

施打疫苗對民眾健康利多於弊,若因死亡案例與疫苗是否有關問題,而使民眾裹足不前,得不償失。因此修法時應有配套措施以杜絕爭議,才能使民眾重拾信心,否則新流感疫苗接種率,恐將無量下跌。

 【2009/12/2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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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急徵願意擔任長期寄養家庭或短期寄宿家庭民眾,歡迎有意願擔任導盲犬褓姆的民眾參加,報名電話02-29985588*202、 HK(@guidedog.tw),連絡人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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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標題:環境人權之探究

內容摘要:  一、前言

  隨著全球暖化對人類生活、氣候變遷、地球生態等帶來的劇烈影響,環保意識、永續發展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在國內,八八水災讓民眾親身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也引發更多國人對於如何在文明發展

原文出處:http://www.npf.org.tw/post/1/6863

 

 

內政(評) 098-240 號

December 23, 2009

環境人權之探究
助理研究員 鍾寶慧
關鍵字: 新興人權 環境人權 永續發展

  一、前言

  隨著全球暖化對人類生活、氣候變遷、地球生態等帶來的劇烈影響,環保意識、永續發展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在國內,八八水災讓民眾親身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也引發更多國人對於如何在文明發展及生態永續發展之間求得平衡的反思;國際上,儘管全球暖化並國際議程上的新議題,但是各國卻因仍囿於自身的利益考量,以致無法在減碳問題上取得共識(此情況可從甫結束的哥本哈根會議明顯看出)。未來,除了持續透過民間力量由下而上督促政府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之外,或許可透過環境人權的確立及落實,賦予政府及民眾重視生態保護及發展的權利與義務,提升相關工作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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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澄社評論 2009/12/18

劉靜怡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法律組副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日前美麗島事件三十週年,評論界不乏慨嘆社會對於這個台灣人權史上的重要事件過於漠視或毫無記憶者,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正式施行的社會意義,又似乎因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發生的衝突事件而遭到忽略。究竟,在今天的台灣,執政者誓言維護的「人權」,該 扮演怎樣的角色?

     倘若人權真要成為台灣社會「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們更需要的是執政者對於人權的「示範」與「落實」,而且是在政府具體政策和日常措施中的「示 範」與「落實」。否則,執政者的儀式性行為,頂多也只能被認為是在特定史觀主導下,阻擋台灣社會徹底地尋找歷史「真相」與追求真正「和解」的謀略。如此一 來,年年行禮如儀的道歉,不但無助於落實人權、充實人權文化,反而只是將人權當做道德裝飾品,以藝術做為便宜行事的出路,邊際效益終將快速遞減,甚至令人 麻痺或反胃。

     人權要真正內化為社會文化的一環,固然要從最需要受到「權力節制」的政府做起,然而,避重就輕的檢討報告、洋洋灑灑卻失之瑣碎的兩百多項法令缺失清 單,展現的是馬政府慣用的宣示手法,令人擔憂的則是其落實人權的決心究竟有多高。尤其在宣示總統府將成立「人權諮詢委員會」的同時,似乎完全忘了該徹底檢 討去年台北江陳會期間所採的種種維安措施,如何嚴重限制兩公約所規定的基本人權,也不願清楚說明目前行政機關如臨大敵地規劃台中江陳會的維安措施之際,「人權」考量何在。

    「政府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是檢驗一國人權水準的第一步,當政府不以維護人權的角度和執法方式,來看待異議表達意見和集會遊行的基本 權利時,再多的法令檢討和人權教育措施,終將是笑話一場。當政府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不僅對於人權保留條款的建議置之不理,甚至一邊以資訊不公開、迴避法 治規範和國會監督的不透明方式,處理諸如兩岸金融相關協議,一邊還大言不慚政府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決心時,誰來回答人民財務保險等資訊隱私,到底受到何 種程度保護的人權問題?如果上述如此簡單的人權提問,都不是政府在乎的議題,那麼,馬總統口中的人權,也不過就是政客間互相交易的犧牲品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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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怡 老師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律組副教授

學歷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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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6.08.15
顏厥安


    近來反對陳總統辭職下台者的論述,主要仍集中在兩大論點,一是會導致政局混亂或臺灣不會更好(但制憲正名似乎也有同樣疑慮)。另一則是「道德爭議」,也就 是認為道德「高標準」不足為準,要違法才能要求其下台。筆者認為「道德爭議」是重要問題,而這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討論。

    首先,道德標準稱的「道德」所指為何。對此至少有三種可能意義。多數人認為此處的道德是個人道德,只不過倒扁派認為陳總統的個人道德太差,而保扁派則主張 個人道德缺少客觀性,應改以法律或司法為準。筆者以及「七一五聲明」則認為道德固然可以包含前述的個人道德,但由於總統是個憲法機關,因此更重要的是「憲 政道德」,也就是憲法機關行使職權所應遵守的非成文憲政規範。本文則希望更進一步討論第三種道德概念,亦即與「正義」有內在聯繫的道德,並將其放在「轉型 正義之權力策略」下考察。

    轉型正義的內涵主要包括對於利用公權力犯罪者之追訴處罰,對物質資源結構之調整與重分配,以及對受文化歧視者尊嚴與認同之承認三大層面。其主要困難在於如 何透過政治行動與制度創設來加以實踐。而如果我們把「正當性」瞭解為人民直接民主之民粹意願表達,把「合法性」體系瞭解為國會代議民主之議決以及需依法行 事的官僚與司法,那麼轉型正義的實踐過程,往往需要透過正當性之民粹「力量」,來「督促」合法性創造所需要的制度性實現條件。

    從第三波民主化經驗來看,除了部分中東歐國家能幸運地同時創生新的民粹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得以順利以「法制化」來實踐轉型正義外,其餘國家往往錯失正當 性的「關鍵時刻」,使得轉型正義遲遲無法獲得合法性的實踐形式。此一轉型遲滯主因在於,既有的文化、媒體、官僚與財經霸權擅長於轉型亂局中「保有」國會多 數席次與行政司法機器,故能以合法性來阻撓轉型正義實現。臺灣的現況就是如此,因此嚴格言之,臺灣的合法性體系從來就沒有真正「政黨輪替」過。

    而欲推動轉型正義的政治力,通常就需要訴諸前述轉型正義三大內涵(追訴、重分配與認同)來塑造其民粹正當性,再進而推動可能的合法性結構改造。臺灣的特殊 性在於,由於李登輝原本為國民黨領袖,因此得以交叉運用合法性與正當性來達成部分改造。但是此一歷史條件以及其個人背景,亦使李先生主要訴諸於認同要素, 而忽略擱置了重分配與追訴要素。

    民進黨崛起的權力策略則是認同與重分配並重。其操作更接近於多數反殖民(例如甘地)與反歧視(例如金恩)政治領袖的「道德性」象徵召喚。因為唯有此等同時 身為「被迫害者」「被剝削者」與「被歧視者」的人物典型,並持續以「追求正義實踐」的「高道德標準」展現清廉奉獻與尊重包容多元,方能以精神力引領凝聚群 眾的信念與行動。在取得廣泛的民粹正當性權力後,即令未有國會多數與行政機器,亦能漸次推動轉型正義的法治實現。簡單地說,就是由「道德與正義」,到「正 當性」,再到「合法性」的過程。而民進黨改革的權力策略,不也在過去二十年差一點就能尋此歷程達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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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惡法剝幾次人皮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何春蕤

蘋果日報 2007-07-20

看好萊塢法庭片時常常看到「一案不兩判」的說法,也就是說,一個案件要是審判終結定讞,就算日後發現新的證據足夠翻轉原來的判決,仍然不能再成案。這個措施 當然保障被告不會過度被司法操弄,提醒法官在審判時要小心謹慎,不要造成日後發現誤判的遺憾,而另一方面也再度指出法律必須自制,此刻的證據到哪裡,案子 就只能判到哪裡。

可是在台灣,有一個法律卻可以使得同樣一個案子不斷被不同的警局舉發,作為不同員警的業績,這就是惡名昭彰的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特別是其中的29條。

兒少法29條在1990年代中期設置時本來針對的是透過商業管道傳遞可能促成性交易的訊息,但是1999年卻修訂成把網路「任何」訊息都列入受管範圍。在過 去8年內無數網民的討論、詢問、邀請、玩笑都被視為觸法,例如討論是否贊成包養,詢問是否聽過有人援交,開玩笑說自己有興趣提供服務等等,都被警方讀成具 有性交易的企圖,然後就被當成偵辦對象。這種嚴重侵犯言論自由的文字獄,人權團體、性權團體多次抗議,大法官623號解釋文也明定限縮偵辦的範圍,然而基 層員警在偵辦網路言論時顯然還沒做出相應的調整。

更荒謬的是,由於 兒少法29條相關的是網路訊息,刊出的訊息即使已經被原作者刪除,也可能因為已經被轉貼傳送到別處或在庫存網頁中,很輕易的就被無知的員警當成既存的違法 訊息,再度加以偵辦。在過去數年中,有無數網民因而受害,他們往往因為在網路上貼了某些文字訊息,因而收到3至5個不同派出所通知到警局做筆錄。即使援引 文件告知員警,個人已經被其他派出所做過筆錄,員警仍然不畏浪費國家資源,繼續開出召喚網民到派出所「協助偵查」的文件,堅持必須按時報到否則就會遭到通 緝。更慘的是,由於網路訊息存在虛擬空間中,被視為不屬於特定警政機關的轄區,任何一地的員警都可以針對同一條訊息進行偵辦。結果網民今天被樹林派出所傳 喚,明天可能被高雄少年隊傳喚,後天則被烏日派出所傳喚,大後天則被板橋派出所傳喚,被迫在這些專靠偵辦網路援交訊息的警察單位之間奔波。

這種既擾民又浪費資源的作為,已經行之多年,無數網民痛苦不堪的疲於奔命,承受各地基層警員的恐嚇和羞辱,好不容易解決了一個傳喚,卻又立刻再被放到嫌犯的 位置上,再次經歷司法過程的驚嚇。我們不禁要問:一隻牛能剝多少層皮?只因一個網路訊息就要承受如此無窮的無妄之災嗎?到底兒少法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把人 逼死嗎?一個針對網路言論的法條難道對於網路資訊的特質一無所知嗎?

我們在這裡再度嚴正呼籲,正如警政署已經在人權團體的抗議聲中明令員警不可再用「釣魚」引誘網民觸法,現在警政署也應該明確規範,網路言論不可一案數傳,不可無謂擾民,更不可破壞法律的公平性和適切性。(蘋果日報200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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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網路文字獄!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中時時論廣場 2007-12-24

日昨媒體報導,一位大學生為凸顯獨立製片的辛苦,以明顯玩笑的方式留言希望被人包養,結果被警方認為有犯罪意圖函送,雖然最後檢察官以不起訴處分,然而這位大學生已經飽受煎熬,並在刑案資訊系統中留下了記錄。

這 個事件的出現,不但是因為執法不當,其所依據的法條本身也顯然不當,而後者又可歸因於立法過程被壓力團體壟斷,沒有容納性權團體,因而不夠周延公平。12 月20日內政部修正兒福法,將協助「民間團體」(不知又是哪些?)成立「內容防護機構」,針對網路內容辭彙進行分級,網路平台提供者若違反分級規定,將處 以高額罰鍰。這樣的立法也讓我們憂心後患無窮。

上述網路言論的立法 規範在構思和執行上都有同一個嚴重的問題:網路內容的檢查和規範往往單單針對文字影像的內容,而忽略這些文字影像所座落的(政治、社群、諧擬、社交)脈絡 ──正如色情檢查也往往只問有無暴露三點,而不論這個暴露的行為是否有其(環保抗爭、政治抗議、學術討論、私密調情、徵友等等)脈絡。

抽 離脈絡的規範和檢查模式在西方歷史上曾經導致推廣節育避孕的資訊被起訴判刑,也使得反教會的修辭言論成為罪行;如今在台灣則使得性的討論、表達、互動、探 詢,甚至性少數的社群凝聚、社交、學習都成為警方追捕的對象。當檢警把網路言論預先就當成犯罪溫床或業績肥羊,而且當言論檢查只看文字、只看影像、只看表 面就羅致入罪時,當然很容易形成濫捕濫抓,這正是網路文字獄被人詬病的由來。

更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網路上的溝通因為其匿名性,往往有著極高的「非正式性」,也就是話題超越真實世界的常規,言論玩笑打屁葷腥不忌。正因為這個特質,所以 性的調情、邀約、探詢、表達才終於能在網路上以其最直接、最不掩飾的方式流通。對於言論和資訊飽受限制剝奪的性主體而言,網路已經是肯定自我、表達內心、 尋求社群、交流邀約的重要場域,在這個場域中的言論尺度和倫理也正在經由各種主體的斡旋互動形成中。

然 而目前相關網路言論的法條和執法,不但不論脈絡、只看字面,還往往延伸動機、擴張意義。例如明明是徵求一夜情,卻被當作意圖性交易;明明是社群互動交流, 卻被當成散佈猥褻。在業積壓力下的基層員警熱中於釣魚誘捕,使得七年來有兩萬多網民經歷司法過程的痛苦和羞辱,性權團體也不斷呼籲正視這個枉顧人權的現 象。一條小小的私人玩笑留言,竟然要動用到刑期上限五年的法條處理,這樣的立法執法還有公義可言嗎?

我們必須重申,網路言論和溝通有其特殊脈絡和意義,也有其屬於憲法保障人權自由的層面,不能因為保護兒少而妖魔化網路溝通,壓縮社會空間,以致將所有非主流言論視為犯罪意圖,因而扼殺人民的基本自由。(20071225中時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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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先除文字獄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廢29條」糾察隊 十字杵

蘋果日報 2008-06-17

 

自從1999年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29條修訂以來,已經移送了兩萬餘網民,也引發多次爭議和批判,2006年甚至有好幾個案子同時聲請大法官釋憲說明29條 對網路言論的禁錮是否抵觸了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然而我們在最近的判例中卻在在看到令人心寒的檢警思考邏輯:「推論」取代了「事實」,成為定罪的基礎。以 下僅舉出具代表性的個案,類似性質的案件不計其數。

案 例1:甲因在等候一筆未收的工程款,心煩之下想找人聊天,於是以「等元」為暱稱掛進聊天室,沒人交談,也沒有任何留言。檢警「依實務經驗」,認定甲取此暱 稱是為了避免警方偵辦,原意其實是「等援」,登入後即使不聊天也能讓該聊天室的人看到暱稱,因為「援」這個字在網路的脈絡中就代表「性交易」,因此應視為 「刊登散布性交易訊息」。單憑「等元」二字就判刑兩個月。

案例2:乙在聊天室有交談記錄,有上網IP資料,有啟用該帳號資訊,但乙當天根本在外辦事,並未上網,顯係帳號被盜用。然檢警「依實務經驗」,認定乙說被盜用只是自我辯解而已,既然沒有人證物證證明帳號被盜用,無法證明自己無罪,那就是有罪,判刑45天。

在第一個案例中,檢警認定「援交」就是性交易的代語,而網路次文化中經常使用同音字(不管是因為中文不好或者筆誤,還是玩雙關語、製造笑話),因此只要甲在 聊天室的脈絡中使用「援」的任何同音字(元、圓、原、緣),其動機就是援交,不可能有其他意義,而此同音暱稱就是犯罪證據。事實上,目前上述同音字在網路 上已經完全被當成性交易的意思,常用名詞從「有緣人」、到「月圓人團圓」到「應援團」、甚至「救援投手」,都直接構成了兒少29條的犯罪要件。

在 第二個案例中,網民發現帳號被盜用,警方不但不設法偵辦追捕破壞網路秩序的人,竟然還要求網民自行設法證明自己是被盜用才能證明自己清白。網路上的詐騙案 多到不計其數,警方總是說詐騙集團會變造IP因此很難偵辦,但是奇怪的是,兒少29條針對普通民眾上網,卻總是能鐵嘴直斷說自己絕不會捉錯,這是相當矛盾 的。

「無罪推定」是法治的基本原則。然而我們在檢警偵辦兒少29條時卻不斷看到上述「有罪推定」的思考邏輯。經過無數血淚案件後,網民才爭取到密談討論不構成散播罪名,但是現今連為自己命名使用到同音字讓他人可以聯想即構成犯罪,切切實實步入「文字獄」的顛峰。我們在此嚴正呼籲:對所指控被告人的罪行,必須要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無罪推論」必須是檢警司法人員最基本的專業態度。

新政府的馬總統與法務部長王清峰都高談改革司法,就讓29條的文字獄作為檢驗他們誠意的試金石吧! (蘋果日報 200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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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08 聯合報】【聯合報╱廖元豪/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台北市)】

教育部從人道考量,讓部分來台依親的陸配子女,得準用「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台就學辦法」,「免試」就讀高中。部分立委抨擊這是「優待外國人」的措施,質疑陸配子女怎可免試就讀建中。甚至還冒出諸如「拖油瓶」、「他們到底有沒有念過書都不知道」的歧視語言。

平心而論,為了讓暑假期間來台的陸配子女趕得及入學,教育部臨時暫借性質未必相合的「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台就學辦法」,確可能造成困擾。但立委過頭的指控,不但造成公眾誤解,更有著「迷信考試分發」及「階級歧視」的錯誤。

台灣一直以為「統一考試分發」最公平,卻沒看到考試的高分,其實往往是資源及環境堆出來的。沒錢沒空讀書補習的孩子,或是思維模式不符合主流多數的文化族群,不但難以藉由教育翻身,還擔了個「自己不用功」的汙名!考試公平其實只是掩飾社會不公平的安慰劑罷了。

正因如此,我們有許多制度站在實質平等的角度,試圖調整、突破「考試成績唯一」的迷思。原住民學生加分、繁星計畫、僑生與外籍學生的申請入學,多少都帶有「調整成績霸權」之考量。

立委們質疑陸配不是「境外優秀科技人才」,但「境外優秀科技人才」的「子女」為何就可以跳過基測?很簡單:因為這些「優秀人才子女」在境外 受教育,所以無論他們多「優秀」,都難以通過台灣的基測!相較起「吸引優秀人才」重要政策,「考試分發入學」這種技術性規則就可讓步。此外,其實所有外國 學生,依據「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根本都是用申請入學的方法,從來沒有人質疑說這是「優待外國人」!

如果「吸引優秀人才」是重要政策,那麼讓極少數在大陸受教育的陸配子女能夠實現受教權,難道就不是重要政策嗎?陸配子女如果在台灣就讀國中,那自然可以走基測分發。但已屆齡高中年紀的大陸籍學生,要他們立即參加基測,真的叫做公平嗎?

這些質疑更隱含著偏見:「優秀人才」的子女,也必然「優秀」到可以免試讀建中北一女?包括僑生在內,許多免試入學的學生,都得努力適應台灣 的教育。但為何單單陸配子女,會被質疑「程度」?這些質疑難道不是基於「上流社會的子女一定好」這種血統及階級偏見?再說得現實一點,如果陸配子女真的程 度不夠,縣市教育局會蠢到把他們分發到明星學校嗎?要怎樣分發、甄試,技術上可以考量,但請不要隨便汙名化人家。

陸配子女來台,數量極少,但卻面臨截然不同的教育環境,必然與所有外籍生一樣忐忑不安。我們該做的,是建構友善的環境,減少他們的適應問題,讓他們看看台灣社會是多麼包容體貼。這是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應做的事,也是自命「民主自由」的台灣,展現氣度與水準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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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6 聯合報】
【聯合報╱廖元豪/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台北市)】


「范蘭欽」事件,又挑動了台灣的敏感族群神經。行政院長公開表示應制定族群平等法,對這種挑動族群歧視的言論予以制裁。

理想上,這似乎是個好提議。制定了這個法律,從此以後,凡是罵人台巴子、中國豬、大陸妹、番仔、「外籍新娘少生些」之類的言論,一視同仁課以比對郭冠英更重的處罰,讓台灣的歧視文化徹底改過來。

但族群平等法真的能夠「移風易俗」,消弭在台灣根深蒂固,而且政治上極為好用的歧視言語與行為嗎?國內外的經驗證明,各種反歧視法要能夠產生實效,制度設計上一定要注意以下重點:

首先,反歧視不只是為了「防止社會衝突」,而是為了「保障弱勢群體」。歧視之所以該禁止,不只是「品味」問題,而是由於主流大眾歧視的言行,會壓迫排拒弱 勢群體。實證研究指出,即使單純的歧視「言論」,也會造成少數族裔畏懼、自卑,乃至身心的不良影響。因此,反歧視法必須有著「不對稱」的結構———同樣是 族群敵視的言行,弱勢要受到更多的保障,優勢族群有時反而可以「雍容大度」地容忍邊緣群體的反彈。

就拿郭冠英的例子來說,他的「台巴子」言論侮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所以會引起眾怒,即便沒有「族群平等法」,他還是遭到嚴厲制裁。但回顧一下近十年來,明 示暗示羞辱貶抑新移民、原住民、同性戀者、外勞的公眾人物,哪一個因此被免職了?族群平等法若要立法,應該要濟弱扶傾,而不是錦上添花。

其次,法律上要具體定義被禁止的「歧視」言行———不只是「言論」,歧視的「行為」更該制裁。模模糊糊的「歧視」或「族群」規定,一方面可能過分侵犯言論 自由,也會讓本來就保守的行政與司法機關,更不願意動手。立法者要明文挑出最有問題,最該檢討的歧視言行,明確地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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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9-08-27

顏厥安

   馬劉政府倉卒提出《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想利用萬事莫如救災急的社會情緒,要求立法院在短短三天不到的臨時會中「審議」通過這部法律。制定特 別條例來協助重大災害重建可能有此需要,但是基於下列幾大方面的理由,我認為立法院應該將此條例草案退回行政院,或多開幾天會謹慎制定。

   首先,這是一部在立法技術與專業方面破綻百出的草案。在文字表述方面,例如第四條出現利息補貼對象不明的混亂敘述。整部法律在概念的使用上也極為混亂,如災區、災區居民、災區災民、受災者、災區失業者、用人單位等,意義不清,使用方式不一致,不但易生爭議,簡直已經到了無法適用的地步。

   專業方面,便宜措施性質之死亡證明既然要補死亡宣告之不足,聲請權為何要限於「應繼承之人」,而非利害關係人?實務上也已經出現失蹤者為未成年者,因全 家失蹤而無人可聲請之狀況。又如自用住宅、房屋、土地等概念在同一條文中交互使用,讓人難以理解其規範目的。至於與九二一震災重建條例相比,立法宏觀架構 上缺少了重建推動組織、文化保存、生活社區重建等許多內容,就更不在話下。

   其次,這是一部可能在多處地方涉及違憲的草案。尤其是強制遷村遷居的第十二條,實屬不可思議。政府可以限制特定空間區域不能居住,但除非有法律明文授權,並有法院令狀,不能限制人民的住居,更絕無法強制其要居住於何處。其中涉及原住民者更嚴重違反平等原則以及由增修條文立法委託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而且 這種概括授權法律,要進一步依照何種規範來執行呢?隨處可見的「主管機關定之」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是嚴重牴觸法律保留原則的規定。

   另外,多處出現的各類排除現有法律之規定,除了牴觸權力分立與制衡外,大家似乎都忘了,具體的法律都是基於「更清楚」地釐清界定憲法位階的基本權與法益(生命、財產、國土安全、環境等)而來,籠統概括的排除,將會倒退回無法治之自然狀態,人民理論上可行使抵抗權,實際上也一定抗爭連連。至於第三條特別預 算等財源規定,更完全置財政憲法於不顧。

   第三,這是一部觀念混淆,罔顧民眾參與的草案。安置與重建,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涉及許多性質上完全不同的公權力行為。安置重即時性、短暫性,以行政事實行為為主。但重建重未來性、長遠性,一定需要透過計畫,基於法規以處分為之。不能為了趕緊解決問題,以臨時性的安置方案來取代重建。「村」的自治地位一向 有待釐清,「遷村」的法律意義及實施程序都要謹慎處理,絕不是只有「土地取得」蓋蓋房舍而已。

 而慈善團體的參與也需要規範,要以公權力委託(草案第二條)還是公私協力等形式,需要考量。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一切過程都需要有公開聽證等民眾參與之程序,這不是唱民主高調,而是歷來經驗與學理都指出,在地知識經驗與觀點,才是因應風險治理的寶貴資料庫。

    本次災難所顯現的民主政治與風險治理等問題既多且複雜,即使有滿腔悲憤,筆者還是不得不指出,馬劉政府的無能顢頇最多僅是災難「擴大」的因素,單是這一層,當然也早就足以主張倒閣。但是「造成」災難的原因,卻絕不僅來自於此。

   更該想想的,也許是為何我們總把會帶來土崩水淹(納莉、貓纜、小林村、金帥…)的人選出來當大官?甚至要好好警覺,本來是人民當家的民主政治,會不會在我們的放縱粗疏之下,轉眼變成家當無存、野有曝屍的裸命狀態?別的不說,請立委不要粗暴草率地通過那個重建條例。一場立院臨時會大戲,起碼可多開幾天會, 充分消化吸收吸收各界意見,為人民制定一部能重建家園,重現民主的法律吧。

 (作者為台大法律系教授,守護民主平台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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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8-07-13
顏厥安

    政大不續聘莊國榮教授一案,澄社已經提出學界聲明並發起連署。筆者已經上網連署,但是也留言表示對聲明內容部分有所保留。以下的內容,也許可以視為是對該份聲明的「協同意見以及部分不同意見書」。

    首先是對法律與道德關係的一般看法。法律與道德當然有必然的關聯,問題僅在於哪些類型的道德以及兩者如何關聯。一種簡要回答是:法律透過正當程序、制衡 等合理限制強制力的原則群,來保障實現具備公共性的道德價值,例如人性尊嚴、誠實信用、人格法益等。因此看似私德的言行,也會因為對公共性的衝擊,例如侵 害他人人格權,而具備法律意義。

    其次則是言論自由是否因為不續聘而受到壓制的問題。不少意見似乎認為莊國榮的言論毫無疑問地要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但依照現行法律規定,莊主祕所為言論 非常可能要受到限制與制裁,因此這絕非僅涉私德而已。例如民法對人格權侵害之侵權行為賠償規定;刑法的公然侮辱與誹謗罪;性騷擾防治法關於言論性騷擾的規 定等等。而且這些都不是箝制言論型的違憲法律,有許多甚至是相當進步的立法。

    筆者相信多數聲援者都贊成前述提到的多項法律規定。但是如果認為這些法律規定並沒有不當侵犯言論自由,但卻又以「壓制言論自由」來反對政大決定,那這個理路似乎就是矛盾的。

    我認為政大決定的不當,主要不在壓制言論自由,而在於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師道條款的解釋適用有所不足。該條之構成要 件主要包括:受法律制裁之(行為)「不法」類型與能力無法勝任之「能力」類型(禁治產、精神疾病、教學不力等)兩大類。

    師道條款應該不屬於「能力」類型,而類似於「不法」類型。既然類似於不法類型,一個初步但合理的解釋方向,就是將被告「行為不檢」的方式與程度,對比於 其他不法類型,衡量判斷當事人行為是否已經「相當於」可受某種法律制裁的「不法」程度,只不過因為其他程序等因素(例如告訴乃論),當事人並未或尚未受到 其他相關法律的制裁。

    仔細比對莊教授言論,最可能觸犯的可能是「公然侮辱」罪。其法定刑為拘役與罰金,不但根本不包括有期徒刑,更完全無法對之為褫奪公權之宣告。因此莊教授 言論也許帶有不法性,但與其他各款的情節相較,仍顯不相當。更進一步考察,適用其他各款者都仍然有機會再度擔任教師,唯獨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者,沒有任何 「更生」的可能性,因此在解釋適用上,更需要謹慎拿捏,要考量是否有充分證據顯示當事人已經因為其行為,可證明其永遠不適合擔任教師。

    因此政大教評會決定之最大瑕疵可能在於:第一,沒有衡量前面四款不法類型的性質,而對第六款之師道條款為「情節相當性」之對照考量;第二,對於如何構成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可能根本沒有任何或僅有極不充分論證,包括缺少對當事人永遠不適任教師之經驗事實的舉證。因此教育部可以前述兩個相當於「違背法令」 之理由,不核准此次政大教評會的決定而退回。

    一個較為複雜的觀念是,如果以平等導向的聘任關係觀之,不續聘實在談不上處罰或制裁,而僅是基於「合(聘約)目的性考量下」所做的決定,因此此處並無干 預處分之比例原則問題。反而教師法的規定,是限縮了聘任機關(學校)的合目的性聘任考量之範圍(例如不得因為財務或專長問題而不續聘老師)。但也正因為如 此,在教育人員平等聘約化的既定趨勢下,也一定要有某種「概括條款」來讓學校可以不續聘「不適任」的老師。就此點而言,應該考慮把「師道條款」與「教學不 力」條款綜合考量,重新擬定為幾種不同的「不適任」類型,並且將其法律效果更細緻化。至少應避免動輒就終身不得聘任為老師之違憲規範。

    莊主祕不顧各種程序與妥當性,拚了命也要急著去蔣。但是卸任後又展現對政大高度認同,似乎毫不在意政大校園一直有個全國最大尊的蔣介石騎馬銅像,如此看 來,公共性與寬容仍將不斷挑戰我們對法律與道德合理關聯的想像。(作者為台大法律系教授,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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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9-07-28

顏厥安

    就在經濟部長尹啟銘與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達成盡速協商簽訂ECFA的高度共識之際,《華爾街日報》也報導了宏碁、華碩等廠商竟已同意在銷售中國電腦中加裝「綠壩」軟體的消息。中國的人權侵害事件早已罄竹難書,除前述綠壩案外,七五維族鎮壓事件以及澳洲力拓員工胡士泰遭收押案件,皆為晚近著例。

    所有這些事件都與人權相關,但也同時高度涉及商業貿易與經濟生產活動。自亞當斯密以降,國際貿易的首要指導原則就是自由貿易。從哈瓦那憲章、GATT到 WTO,全球化的國際經貿秩序準則也是逐步消除貿易障礙以達成市場開放。另一方面,由世界人權宣言肇始,國際人權規範與架構亦在相近年代同步興起,各國也 逐漸認為國際貿易及經濟發展,與法治、人權及民主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因為缺少這些重要體制要素的經貿體質,很容易因為專制腐敗而阻礙發展。馬總統老愛掛在 嘴邊的兩公約之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早已要求締約國應使用一切適當方式逐漸實踐公約所訂權利。一九九○年代的歐盟則已形成共識,認為永續 發展需要尊重人權並實施民主法治的制度條件,並以此作為內部擴張與對外經貿關係的必備條件。由此觀之,如果兩岸簽訂某種形式的架構協定已屬不可避免,那 ECFA除經貿內容外,更應該要加入「人權保留條款」。

    所謂人權保留條款,是指授權特定機制得以人權民主等原則為標準,針對經貿相關活動採取獎勵、合作、融資或制裁等措施之條款規定。由於可以課與法律效果, 因此人權條款並非宣示性規範。依照歐盟一般的規定,此等審查原則主要包括人權、民主、法治與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各界對前三概念較為熟悉,至於良善治理則主要包括資訊透明、反貪汙、可問責性等內涵。

    以往人權條款主要是資本、技術、市場規模、民主制度各方面皆為強勢的國家,對於弱勢國家採取政策干預影響的貿易障礙手段。不過這些國家彼此之間並沒有軍 事衝突或併吞威脅,而兩岸之間卻正好有此風險。且台灣相較於中國更是個弱勢國家,此等強弱易位關係,使得台灣不太可能透過人權條款對中國進行強力干預,倒 需要寄望於條款對台灣民主的守護作用。

    ECFA人權條款的主要內容,除了宣示前述四原則外,在具體作為方面,可以考慮放進:設立兩岸人權監督與裁決機制;對違反人權之企業、個人、產品等實施貿易制裁;提撥人權促進基金;透過基金支持教育訓練公民社會與人權民主實踐人才等內容。

    由於人權與貿易發展的相互依存性,積極來看,人權條款可以支撐台商不受中國不合理要求威脅,協助台灣與中國之民主及公民社會聯繫發展,長期而言也將更有效促進兩岸經貿交流(毒奶粉案可為殷鑑)。消極來看,要是中國抗拒,更可顯示兩岸在重大價值觀念方面的巨大差距,台灣可藉此拉出一道防衛民主主權的戰略縱 深。吳介民教授曾經提出,強大之非民主國家可透過經貿手段形成壓抑周邊國家民主發展的槓桿理論。人權保留條款的機制,則不無可能協助弱勢國家獲得一支防衛 性的民主人權逆槓桿。

    與中國各個層面正面積極的互動接觸,已經是我輩乃至未來世代所有台灣子民無可迴避的政治現實。除了公投這種無法經常舉行的動員式策略外,亦應設法在建構 兩岸未來新關係的各方面積極出擊。其實人權條款中的民主原則與良善治理,在還沒有對兩岸經貿或中國發生拘束力前,就應該先拘束台灣政府本身,就要求著馬政 府應該要把ECFA的內容對外公開,並交付給國會審議。如果馬政府持續以反民主的方式操作兩岸關係,人權條款的槓桿也許應該先拿來敲敲馬總統的腦袋,提醒 他不是靠週記脫口秀,而要以捍衛促進民主人權的方式來實踐他「預錄」的總統誓詞。

(作者為台大法學院人權與法理學中心主任;守護民主平台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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