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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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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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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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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都選舉在即,我們再度被提醒:選票是神聖的,沒有價格,不可以被金錢收買。不過,我們卻甚少聽到,自己的選票,獨立而言,其實是無用的:任何人的當選或落選,幾乎不可能是因為自己是否投下了支持票。

     在此點明個人的選票無用,並不要大家去質疑自己的選票是否真的神聖(因此有好價錢就把它賣了),也不是要大家放棄投票。有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認為選票確實是神聖的,投票則是公民的政治義務。對我們而言,即使自己的一票是無用的(不僅對候選人的當選與否無用,對憲政民主的鞏固也無用),我們仍然應該去投票:投票具有這種「不計利害,我們都必須去做」的特徵,正顯示它是一種義務。

     當然,有些人(特別是第一次享有投票權的年輕人)不相信自己的選票無用。這些人通常把自己想成屬於某個同質大群體中的一份子,然後說,如果這個大群體的選票都支持某個候選人,這個候選人當選的機率就會增加,因此,自己的選票是有用的。然而,這樣的推論是錯的,因為就投票而言,自己與這個大群體(如果存在的話)是否採取一致的立場,並不會增加或減少這個大群體的影響力。在任何大型選舉裡,個人的選票成為關鍵的一票,機率幾乎是零。

     同理,如果有些人為了不想浪費自己手中的選票,而選擇不把票投給當選機率低的候選人,那麼,這樣的思維也是錯誤的,因為,如果自己的選票是無用的,那麼就效用而言,投給任何候選人都是浪費,甚至投廢票也是浪費。

     然而,如果每一張選票都無用,但投票卻是義務,那我們每個人應該如何投票呢?答案當然不是隨便投,而是:秉公投票。

     所謂「秉公投票」,我指的是這樣的投票行為:當我們在投票時,我們只考慮候選人是否「賢能」、其政見是否「既可行又最符合公益」,而不考慮任何其它因素。準此,投票很簡單(蓋個章就完成了),但是秉公投票並不容易:選民必須盡力對候選人的這些面向形成合理的判斷。不過,即使不容易,我們一定要有這個觀念:在憲政民主國家中,公民在選舉時的政治義務,不是去投票而已,更是要秉公投票。不能貫徹這個觀念,我們所實踐出來的民主只是半吊子的民主,選舉所產生的統治正當性仍是薄弱的。

     台灣社會實施選舉已有一段時間,但仍然有不少人在投票時讓各種不相干的因素進入他們的思維當中,忘記了,或甚至否認秉公投票是他們身為民主公民的政治義務。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為這些民眾當中,那些看電視的,很容易就把藍綠鬥爭的戲碼套到自己的腦子裡,以為自己的一票可以影響台灣政治版圖的變化,那些不看電視的,則以為自己的一票可以讓對自己最有利的、或讓自己感到最親切的候選人當選。提醒這些人自己的一票是無用的,也許是扭轉這種錯誤思維的第一步。

     當然,這些人或許會問,在每個人的選票都是無用的情況下,選票為什麼是神聖的、秉公投票如何可能是義務呢?我們必須承認,這些確實是令人困惑的問題。不過,初步的答案舉手可得。因為鞏固憲政民主是公民集體的政治義務,而鞏固憲政民主需要足夠多的公民(但不是每一個公民)去投票,因此,除非大家事先有協定,否則,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自己的選票無用而不去投票,因為這樣的自我免除並不公平:我們無法說明為什麼是自己而不是別人享有不去投票的特權。

     而如果投票是義務,那麼秉公投票自然也是義務:因為憲政民主的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實際上去投票的公民是否秉公投票。在此衷心期待我們五都的選民沒有忘記這項政治義務。(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x11201011250048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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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以正專欄-南韓藉G-20自抬身價

* 2010-11-15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上周四、五兩天,南韓張燈結彩,為G|20在首爾舉行高峰會議營造氣氛,實際則是自抬身價,希望全世界對李明博政府另眼看待,也在向北韓顯示實力。

 「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最高領袖」金正日,今年已經七十歲。少年時荒唐,及老百病叢生,看來活不了多久。他有兩男兩女;最小的兒子金正恩,剛升任朝鮮勞動黨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確定將繼承大位。韓國砸下這麼多錢,把二十幾國元首請來開會,其作用就是讓金正日父子瞭解,別再做統一朝鮮半島的白日夢。

 只要看應邀賓客的名單: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尼、義大利、日本、墨西哥、俄國、沙烏地、南非、土耳其、英國和美國,都由總統或總理親自出席;外加歐盟理事會主席與歐盟議會議長。如果把出、列席人員姓名都列出來,恐怕會塞滿本文全部篇幅了。

 除上述外,還有特邀來賓:包括衣索比亞、馬拉威、新加坡、西班牙和越南五國元首或總理;以及十一個國際組織首腦,如非洲聯盟(AU)、東南亞國協(ASEAN)、金融安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全球治理研究集團(Global Governance Group)、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貨幣基金(IMF)、非洲發展新夥伴(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Development,簡稱NEPA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UN)、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與世界貿易組織(WTO )。

 如此多的貴賓,以及隨同前來的各國政要、採訪記者,總人數以千計。從食宿接待到安全維護,其繁雜程度可以想像。但場外工作縱使千頭萬緒,仍不及會場內討論實質議題遭遇的困難,令地主國南韓傷透腦筋。

 什麼困難呢?簡單點說,就是如何收拾金融風暴後的殘局,重整世界貿易規範,繼續走向自由貿易之路。

 與G|20高峰會議只錯開一天的,還有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APEC),台灣依照慣例,由前副總統連戰代表出席。APEC的事好辦,主題集中在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上。墨西哥的女外交部長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已經表示,她支持成立一個「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原因很清楚,各國都希望大陸減免關稅,以便推銷自己的產品。

 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沒有多大差別,各國同樣是自顧不暇,卻要求別人多出錢出力。會議主題當然是如何應付金融風暴的後果,據法新社十二日報導,峰會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世人原先覺得G|20包括了全球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而且討論議案時採取多數表決,不像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應該能拿出一套有效辦法,實際卻不盡然。

 就全球經濟而言,最迫切的問題有三項:其一是防阻操縱貨幣匯兌價格;其二是如何達到國際貿易平衡;其三則是怎樣制止各國保護主義抬頭。在一般人眼裏,這幾點應該不成問題。但它恰巧是爭執的焦點,美國聯合歐洲國家,一直認為大陸故意壓低人民幣與其它貨幣的兌換率,千方百計地要壓迫北京政府,讓人民幣升值。大陸則基於推廣外銷,保護國內產業立場,相應不理。

 兩天的G|20高峰會,結束時照例發表公報,檢視自今年六月加拿大峰會以來,全球經濟復甦的進度。G|20各國將繼續聽由市場機制決定貨幣匯兌率,避免競相貶值。在國際貿易方面,各會員國承諾排除關稅保護主義。鑑於若干國家貿易逆差急速增長,各國同意加強合作,不使超越一定範圍。

 有關各國在IMF分攤股分方面,G|20同意將已開發國家的股分,撥出百分之六,讓給新興國家,在明年G|20例會前完成轉移。目前國際資金市場流動率過高,公報認為各國應加管制。此外,公報也提到加強管制金融機構的所謂Basel-III協議、援助中小企業與非洲開發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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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不撤守-政府應極盡可能保障身心障礙者

* 2010-11-15

* 中國時報

* 【陳長文】

 最近收到了殘障聯盟王祕書長的郵件。在信裡,她提到考上司法官的陳俊翰因為患有肌萎縮症無法通過體檢而致不能當司法官,陳俊翰向馬總統陳情後,考選部再次啟動跨部會的檢討。看了這則訊息我有許多感觸。「簡單的事,我們認真做」這句話很感動家中有重度障礙孩子的筆者。雖然上帝在身心障礙者的身體留下了不完美,但是身心障礙者認真的生活,他們比許多人都認真。

 任何企業老闆,對是否要聘身心障礙員工,或許會有些猶豫,即便可以勝任,但相處起來,總是較為不便。

 但以社會角度來看,若一份工作,健康和身心障礙者都能勝任,我們應該留給後者,因為健康的人可以為社會做身心障礙者無法做的工作。政府更應該是以社會整體角度來思考的「公共企業」,若是有任何公務員的職位是身心障礙者也能勝任的,就應該要優先保留給他們;即便不能保留,在體格上的限制,也應該要減少到最低限度。

 這也就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精神,政府除了要積極的舉辦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之外,也應該減少不合理的體位限制。然而,立法的精神並未認真落實。

 陳俊翰是二○○六年律師考試的榜首,也具有會計師的身分。但因為他身患肌萎縮症,曾經截肢,只能坐在輪椅上。依據現行考試體格檢查規定,他無法擔任司法官。

 像俊翰這樣認真而行動不便的孩子,是不是每一種職位的司法官都無法勝任?筆者知道不是的。或許檢察官有時需要到外地勘查,但專門蒞庭的公訴組就未必,而聽訟的法官也是俊翰可以勝任的工作。或許有人會問,在司法官的培訓中,要分發到那裡是要競爭的,憑什麼這些工作就要留給行動不便的俊翰?筆者會說,就因為健康的人可以在其他地方貢獻。同樣的,如果俊翰有資格擔任司法官,視障者可以應考司法官並通過體格檢查嗎?

 法官審判的一個「精神式的類比」叫作「蒙眼法官」(blind judge),就是說法官在訴訟前,對於案情、兩造的身分應該是「盲目」的,這樣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決。當然,這只是一種「類比」,希望法官能夠用一顆公正的心,不受外顯的假象干擾所誤,審慎的用正義之秤,實現公理。然而諷刺的是,當我們去揭櫫這種「心靈層次」的「盲目期待」,卻在真實世界裡,剝奪了視障者成為法官的可能,剝奪了司法官的應考資格。

 考選部對殘盟解釋,許多公務員應考限制,背後當然有一套邏輯:色盲不能擔任駐外人員,他們無法開車接待賓客,也分辨不出國旗;五官畸型者不能應考調查局,因為行動搜證時容易引人耳目。這些理由存不存在可以去辯證,但另一個層次是,就算這些說法有部分確實,但真的沒有輔助性的措施能協助身心障礙者解決這些「被預設出來的困難」嗎?

 而這中間更有憲法人權的價值必須重視貫徹,無論如何,政府都要負擔證明這些限制確實正當且必要,並且沒有輔助性措施可以加以改善;同時,也要解釋達不到這些「預設標準」的考生,無法勝任機關中的任何一個潛在職位,這才符合憲法「比例原則」的要求。

 換言之,至少,政府要讓我們看到窮盡其努力的行動,做到「求其用而不可得」的誠意,打破慣性與成見,嚴肅的去檢討公務員考試的每一項體位限制,廣納外界的專家學者,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團體的意見,來判斷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限制的必要性時,方能夠維持該項限制。

 身心障礙是上帝對人類的另一種恩典期待,「人」或許不完美,必須經由「政府」集眾人之力來進一步完善。「政府」沒有權力主張「身心障礙 」的適用;政府無心,勢將讓政府賴以存在的價值失所附麗;政府無能,則必會受到人民的唾棄。從殘障福利法到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再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連效率不時受到關注的立法院,都已經完成三個輪次的立法詮釋了,行政、考試各院又豈能自外!(作者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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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和案 該譜上休止符了

* 2010-11-15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蘇建和案日昨終於又經高等法院宣判無罪。這次的無罪判決,是高等法院的第二個無罪判決;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李昌鈺博士當庭評述的犯罪現場重建鑑定報告。

 此項新近完成的科學採證報告認定:只有已伏法的王文孝一人犯案、「一刀多傷」、現場空間狹小無法容納四人攻擊、現場指紋只有王文孝的指紋、現場血跡狀態肯定並無多人犯案,也就是說,涉案證據顯示只有一人犯案,更沒任何科學證據可以支持蘇等三人參與犯案,其等所為自白又已確定是警方刑求的自白。依照法律,不但自白不能做為認定犯罪的唯一證據,本案的自白且非出自自由意願,不具有證據能力。高等法院做出無罪判決乃是理所必然。

 蘇建和案至此,已經走了大約廿個年頭。令人感慨的,還不只是經過了將近廿年,才有真正符合科學證據法則的鑑定報告出現,而是這麼久了,司法程序還是沒走完;檢方還有再向最高法院上訴的機會。

 按照法治原則,要證明被告殺人,應該是由檢方提出不會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證據,說服法院定罪;被告方面,不須負擔證明己身無罪的責任。而這次更二審的程序,則是由被告徵得法院同意,邀來李昌鈺博士擔任刑事鑑定工作,提出的鑑定報告其實證明了三位被告並不在殺人現場,不可能與王文孝共同殺人。負擔舉證責任的檢方,除了依賴其具有嚴重瑕疵的自白之外,並無任何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反而是由不須負擔舉證責任的辯方,成功地舉證被告並未犯罪。而這樣一個早該獲致無罪判決的司法過程,卻走了廿年仍未到頭。

 當然,本案中檢方的表現,也有可圈可點的時候,當最高法院在十五年前一度判決有罪確定之際,陳涵檢察總長三次提出非常上訴,質疑判決有違法之處,嗣後終有最高法院以發現新證據為由而准許再審,遂現生機。檢方三次提起非常上訴的勇敢作為,使得此案引起重視,正是本案後來終能獲得平反機會的重要關鍵。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當本案於近八年之前第一次更審認為證據不足而判決無罪時,三次提起非常上訴的檢方卻又再不服上訴,以致本案重生周折,檢方從起訴到三次非常上訴到上訴的態度反覆,很難不令社會質疑,對這樣人命關天的重案,檢方究竟有沒有一以貫之符合法治要求的立場?

 經過了近廿年的追訴,檢方還是無法舉出足夠有力的證據說服法院為有罪的判決,卻是辯方的專家鑑定證明了三位被告並未犯罪,現在又判無罪,檢方還能上訴嗎?刑事訴訟法要求檢方對於有利不利於被告的證據應該一體注意,檢方應該要有一種基本的行事分寸。總不能說法院判有罪的時候,就去注意起訴時忽略了有利於被告的證據而提起非常上訴,到了法院判無罪的時候,卻又掉過頭來再去堅持說服力不夠的證據,又再不服上訴,今非昨是,昨非今是,浪費的只是國家司法資源,折磨的則是被害人與被告兩方的期待與盼望。數年前不該上訴而上訴,現在可不能重蹈覆轍了。

 本案已然清楚的現況是,檢方初時使用了法律所不容許的方法取得自白,別無其他有利證據證明三人有罪,時過廿年,能取得的證據早已取得,失去的證據早已失去。即便是沒有李昌鈺博士的鑑定報告,也仍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警方純憑直覺而非蒐證所做的原始假設,就是以為本案是四人而非一人所殺;即便沒有李博士的報告,法院其實也該判決被告三人無罪,那麼檢方到底還有什麼立場再度上訴呢?如果只是因為被害人家屬不服,檢方該做的事難道不是向被害人家屬坦率承認,警方最早的假設有誤,也早已失去了採蒐證據的最佳時機?檢方難道不該向被害人家屬道歉,難道不該正告被害人家屬,已經到了必須收手,放棄上訴以避免司法歹戲拖棚的時候了!

 蘇案的廿年司法經驗,是一項慘痛的經驗,也該是回到依據法定證據原則、科學證據原則行事的決策關頭了,希望檢方能做出明智的決定,該服的就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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