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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毀了烏托邦 漸進改革健保

【聯合報╱陳孝平/台灣社會福利學會理事長(嘉縣民雄)】

2010.12.20 02:47 am

被美國廣播公司前主播彼得‧簡寧斯稱為「烏托邦」的我國全民健保,其「二代改革」草案,在眾口鑠金之下「蒙難」了!現在,這個烏托邦是否能存續,就看大家是否能在莽撞中砸爛了整店的瓷器之後,珍惜雖不完美卻是最後僅存的一只花瓶—所謂的「一‧五代健保」改革。否則,一旦健保赤字超過一個心理上的不回歸點,健保雖然不會倒,但一定會逐漸凋零!

一‧五代健保事實上應當稱為「個人總所得版」,因為這件草案保存原來的收費制度,但就個人經常性薪資之外的其他所得另徵健保費。這個版本「理想性」雖然不如二代健保,但有漸進改革、穩健行遠的優點,這在已經承受不了更多不確定性的台灣社會尤其重要。

必須指出的是,全世界的健保財務制度,尚無採用二代健保的「家戶總所得」者。我國若率先實施此制,雖可在制度設計上長期領先世界,但其困難與風險卻不可小覷。

首先,二代健保的保費設計,雖然極為正確且邏輯一貫,但因為與現行健保立基於完全不同的基礎,民眾已經習於一代的邏輯,因此很難以簡單的語言讓民眾明白。這在民意高漲的時代,不能不說是制度設計的大忌。

其次,保費的加重或減輕取決於複雜且牽涉敏感價值判斷(例如「單身」)的變數,減輕者認為理所當然,加重者憤憤不平。這是一個十分致命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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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二代健保 聽不到窮人悲鳴?

【聯合報╱林國明/台大社會系副教授(台北市)】

2010.12.21 02:43 am

對廿日陳孝平「別毀了烏托邦,漸進改革健保 」一文,筆者有不同看法。該文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健保實施「家戶總所得」的保費制度,二代健保的改革主張顯得冒進。此說有澄清之必要。

以「家戶總所得」來課徵健保費的國家不多,但並非沒有,挪威和芬蘭即為例子。這種保費徵收方式之所以罕見,是因為世界各國的健保體制,大都像我國過去的公、勞、農保一樣,採取職業分立的體系,不同職業體系各自計算保費。根據社會保險「量能負擔」的原則,在職業分立體系下,我們只會比較所得相同的勞工是否負擔相同的保費,不會比較所得相同的勞工和農民是否要繳一樣的保費。單一體系則要作後者這種跨職業的公平性比較。

我們的全民健保創造了舉世罕見的單一體系,包含全體國民,但卻維持了職業分類的保費負擔原則,將國民分成六類十四目。不同的職業類別,投保金額的計算方式不一,自行負擔的比率也不一樣。這造成某些職業類別之內,所得不同卻繳相同的保費;或是所得相同但屬於不同職業的,卻繳不同的保費,例如同樣月入四萬元,勞工要繳六百多元,農民只要繳三百多元。以「家戶總所得」課徵保費,就是要廢除職業分類造成的負擔不公。這是單一健保體系實現量能負擔原則的制度邏輯。

各國的健保體制,也很少像台灣這樣,要向沒有工作所得能力的眷屬收取保費;更難找到有哪個國家的健保是如我們,要向失業者收取高於一般勞工的保費。在現狀下,如果失業者一家有四口人,每個月要繳將近三千元的保費,如何負擔得起?只好欠費被扣卡,被健保所遺棄。這些貧者的困境,也正是要取消論口計費,改以家戶總所得計費的二代健保所要改革的問題。

所謂「一‧五代健保」,無論在論述上如何擦脂抹粉,都將上述不合理的現狀原封不動地保存。二代健保經過長期規劃與設計,它的困難不是技術上不可行,而是政治上擔心高所得者的反彈。難道政治人物只聽見有錢人的反對,聽不見貧窮人的悲鳴?如果政府與政黨沒有政治勇氣和能力來追求公平合理的政策,並向人民說明,我們引以為傲的全民健保,才真可能在不公平的結構上逐漸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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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考全筆試 難測能力易作弊

【聯合報╱楊永年/成大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台南市)】

2010.12.20 02:47 am

九十九年度地方公務人員特考,在嘉義考區傳出電子舞弊案,這是國家公務員考試首次查獲電子舞弊案。令人懷疑這可能不是第一次的舞弊案,而是第一次被查獲的舞弊案。

如果國家考試或其他考試,僅仰賴筆試,類似的舞弊案件,仍會發生。長期以來,國家考試偏重筆試,有其難以抹滅的貢獻,因為可以公平的讓考生憑藉實力,不用靠關說或關係,進入公家單位工作。

但偏重筆試,長期下來,除了造成公務人員「食古不化」或「僵化」的思維;也可能因為筆試多仰賴記憶,或考生不見得融會貫通,仍可以有亮麗的成績。也因此造成補習班的生意興隆。

我們需要的公務人員除有基本常識(或除了會考試)外,還要具備很多的工作與人際技能。包括人際溝通、工作態度、語言能力、基本儀態、工作經驗等,這些都不是筆試所能測驗出來。為讓考試能真正反映考生實際能力,包括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經驗累積的工作能力,多元或特殊的才能(與能力)等,國家考試有必要發展非筆試的測驗方式。

非筆試的測驗方式,不只應該推廣,還應該加重分數。當然,推廣非筆試測驗方式,仍不宜喪失其客觀性或公平性。就筆者所知,考試院已開始進行口試設計與實施,由於實施期程仍不夠久,深入與廣度仍有強化空間,但口試或其他多元考試方式設計,的確是國家考試未來應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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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工商時報 記者:于國欽
時間:2010-12-12
新聞連結: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01212001438&cid=1206

行政院主計處甫完成的調查顯示,台灣今年每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受僱人數高達104萬人,比起金融海嘯前多出20萬人,低收入的人口之所以增多,與國內非典型就業愈來愈多有關,主計處已密切注意這個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現象。

 主計處這份調查指出,國內1,046萬個就業者中,有806萬是受僱者,這些受僱者平均每月主要工作的收入(經常性薪資及加班費)3.4萬元,略高於去年。但是,若依收入高低分佈的情況來看,今年低於2萬元者仍舊高達103萬8千人,和去年金融海嘯時的106萬2千人差不多,這同時也是連續兩年升逾百萬人。

 依主計處近年來的調查,在金融海嘯前,94年~97年間低於2萬元的受僱人數大約在只有80萬~85萬人,換言之,近兩年國內低收入人口正呈現急遽增加的現象,比海嘯前大幅增加了20多萬人之多。

 主計處官員表示,國人收入的高低取決於兩個原因,其一是景氣的走向,景氣差則收入減少,景氣好則收入增加,其二是取決於就業型態的變化,近年來臨時工、部分工時及人力派遣業等「非典型就業」愈來愈多,今年已達72萬3千人,這些工作者的收入不及全職者的一半,隨著非典型工作者愈來愈多,自然會出現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現象。

 除了低薪的受僱者超過1百萬人之外,就業人口當中的許多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的處境也愈來愈艱辛,58萬個無酬家屬本來就不支薪,另外133萬個自營作業者其中包括攤販、計程車司機等近年的收入也不如過去,因此國內1千萬個就業者當中,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人數已遠遠超過1百萬人。

 對於工作貧窮的人口是否會持續增加,低於2萬元的人數是否會提高?主計處官員表示目前尚難論定,也許明年調查資料出來後會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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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哲斌 (前中國時報記者)

日期:2010-12-14

原文連結: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4/580172.html?Pending=true#Post

我尊敬的同業《聯合報》有一個我尊敬的版面「看懂新聞」,不定期針對特定議題或新聞名詞,例如3D、溼地、雲端運算,刊出全版的深入報導。我一直期待,有天能見到一整版的「看懂業配新聞」。

當然我沒等到,但有一夜,我作了夢,夢見真有這個版,大概就長這樣(罐頭笑聲):

醒來後,心想既然我這麼閒,於是決定義務捉刀,無償代寫這個版。以下就是我的綜合報導,「現在將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業配新聞黑白配 媒體「危機解密」

【記者黃哲斌/沒收錢報導】

幾年前,它還像是《哈利波特》裡的「那個人」,你知道是誰,但不能說出口;它既強大又神秘,在你最害怕的惡夢裡現身,又在你醒時憑空竄出,誰都無法追覓其蹤,除非你找到九又四之三月台。

如今,它的名號天天出現,它的形貌越發清晰,我們叫它「佛地魔」,喔不,我們叫它「業配新聞」,台灣新聞界偉大的人類貢獻,卻也是民主社會的最大危機。

簡單說,業配新聞就是「廣告主付費,卻包裝成新聞,意圖與媒體共謀唬弄消費者的廣告形式」。

最早,業配新聞不是業配新聞,如果慎終追遠,它的一世祖叫作「工商新聞」(或工商快訊、廠商訊息),報紙上出現半版的純廣告,彙集各家公司行號的行銷資訊。名為新聞,但因屬於廣告版位,由廣告部工商記者撰寫,加上欄目固定,與正規新聞井水不犯河水,讀者一目瞭然,不易產生混淆。

這類工商服務版面始自民國六○年代,由國內的財經報紙首開風氣,時至今日,各報仍可見到工商新聞版面。

一九九○年代,報紙雜誌競爭劇烈、有線新聞台紛紛設立,原本寡占的報業廣告市場大幅衰退;1990年,台灣報紙的總廣告量還有三百多億台 幣,2001年剩下兩百零六億,2009年就已萎縮為一百億,《蘋果日報》又登台搶食市場,各家報業陷於經營困境,除了開拓大型展覽等業外收入,報社內部 也出現所謂「編業合作」的新名詞,意即由編輯部與業務部合作開拓廣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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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哲斌 (前中國時報記者)

日期:2010-12-13

原文連結: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3/579524.html

是的,我借用了John Denver的經典老歌歌名,「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最近常哼唱這首歌。順帶一提,此曲於1966年發表時,原名為「Oh Babe I Hate To Go(喔,寶貝我不想走)」,好吧,兩者都能代表我的心境。

因為從昨天起,我離開了工作十六年又五個月的《中國時報》。

離開的原因很單純,不是跳槽、不是資遣,不是優離優退,而是「我再也無法說服自己,這是個值得託付的行業」。

說來矛盾,兩年前,我調回報社擔任調查採訪室記者,期間沾了一群優秀同事的光,陸續參與「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氣不低頭」等系列報導,兩任總編輯給予極大的尊重與空間,一方面,這差事是值得賣命的、這報社是值得賣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來越難獨善其身、越來越難假裝沒看到,其他版面被「業配新聞」吞噬侵蝕的肥大事實,新聞變成論字計價的商品,價值低落的芭樂公關稿一篇篇送到編輯桌上,「這是業配,一個字都不能刪」。

然後,它們像是外星來的異形,盤據了正常新聞版面,記者努力採訪的稿件被擠壓、被丟棄。記者與主管被賦予業績壓力,不得不厚著面皮向採訪對象討預算、要業配,否則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配合報社政策」。

一家親愛的報紙同業,甚至採取浮動薪資,廣告拉得多,業績達成率高,才能享受較好的待遇。另一家報紙主管開會時,公然指責不配合的女性同仁說,「大家都在賣屁股,你不要自命清高」。

於是,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商DM與政府文宣。

所以我遞了辭呈,辭職理由填寫很翔實:「台灣報紙業配新聞領先國際潮流,自認觀念落伍告老還鄉」,我希望留下紀錄,或可作為一種溫柔的抗議,一種委婉的提醒

在此同時,我必須聲明:

一、我抗議或提醒的對象,是整體報業環境。有些同業的賣相更凶狠、姿勢更難看;而且我必須說,《中國時報》待我不薄,我也付出自己最精華的青春歲 月,如今拍拍屁股,兩不賒欠。我衷心寄望這家六十歲的老報紙,除了錙銖計較下一季的財報,也能一如老闆蔡衍明的社慶宏願,「不僅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華人媒 體集團,更能成為最有影響力、最受尊敬的媒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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