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需要高油價 >

文章來源 : 衛報

作者：Graham Wayne

編譯：李秉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高油價可以威脅人民，全球暖化不行。

政客們在選票與緩解氣候變遷之間左右為難，然而石油危機可否拉他們一把？Daniel Gros的評論寫到：「美國總統歐巴馬力推的氣候變遷法案甚至連呈送美國參議院都沒指望，因為它壓根就沒有被通過的可能。」這篇分析以宿命論結束：「恐怕只有當氣候變暖再不是單純的科學預測，等它切實地降臨到人們頭上時，全球層面上的實質性舉措才有可能。」

難道不必憂慮嗎？氣候變遷是個鬼鬼祟祟的敵人，難以感覺、看見、識別。不像石油危機。因此有了另一個問題：西方政府知曉國際能源署過去一貫掩飾石油危機的緊迫性？有人可能期盼政府領導人瞭解這類嚴肅的事態。如果他們瞭解，何以再生能源的替代方案並非更長遠、

更需要被解決的首要事程？此乃 George Monbiot 於2008年2月，透過資訊自由問答平台，向商業部提問關於政府的石油危機應變計畫的細節。

「我收到的回覆使我很詫異」Monbiot在衛報上發表。想想那種回覆，其實也不令人奇怪：「政府認為不用對2020年以前偶爾發生的石油供應危機提出應變計畫。」18個月後，衛報報導國際能原署的醜聞（國際能源署一直由於其對全球石油儲量的誇大而備受譴責，且他們常常在公布後又下調。 2009年11月，一位不知姓名的高級官員說，國際能源署由於美國政府的壓力經常高估全球石油供應，低估替代能源），2020年前原油儲量充分的牛皮吹破。政府到底被 IEA這兩面人耍弄，或者（英國）政府也插手其中，使得能源供應這個緊迫且長遠的動亂難以出現曙光。

除了石化業，想瞭解商業活動因應危機的程度或石油危機籠罩全球的速度，確實非常困難。總之，石化業看起來像突然驚醒，至少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發表的清潔能源安全白皮書所稱：商業的戰略風險和選擇是一項指引。該研究所的評估向來嚴謹。 Paul Stevens教授的主張尤其引起我的注意：能源供應的難關，或2013年就會出現，想要阻止一桶原油超過2百美金並非不可行。

 一桶2百美元的原油對工業經濟會帶來什麼衝擊？高油價會持續下去嗎？

我們將會親眼目睹難以避免的全球市場崩解，農地減縮，成品與原料的運輸花費愈來愈高（正港悲觀主意者還會外加一兩個石油戰爭）。到處都可感受到波動，照例，窮人首當其衝。

終結囚犯選區劃分

2010年8月22 紐約時報

編譯：黃怡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紐約州長大衛．派特森這個月選擇支持選舉公平。他簽署了禁止根據囚犯的選區劃分的法律。根據囚犯的選區劃分是個歧視性的做法─把囚犯算成居民去擴大選區。新的法律要求囚犯應算在自己家裡的居民。這個新法應該要實行全國。

如果囚犯人數少的話，根據囚犯的選區劃分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到了一九九零年代，超過一百萬的人入獄服刑，立法者早已熟練的藉由選區劃分來膨脹人口稀少區域的政治影響力。

紐約州中，超過十二個擁有眾多囚犯的郡已經不將囚犯列入郡政府選舉的選票計算內。根據一間位於紐約的研究團體分析，七個紐約州的參議員選區現在可能面臨要符合聯邦人條件要求的麻煩，這表示，這些選區必須根據不同的方式來劃分。

新法可能導致在某些像羅馬的地區中一個政治重新結盟。例如，在上州市中，Mohawk和 Oneida的輔導中心的囚犯佔據了一個市議會選區的一半人口。現在的情況是，囚犯擁有的投票權是非囚犯的兩倍。

可以理解地，共和黨的、由上州市選出的政治人物早就試著要將新法說成是紐約市民主黨的權力搶奪。但是紐約監獄將近六萬的人中只有一半是來自於紐約市，然而將近四成的囚犯是來自於上州區。這些人將會正確的被計算進他們來自的地方，而這些地方也將會是他們要回去的。藉由堅守一人一票原則，新法將會造福這個州的所有居民。

《An End to Prison Gerrymandering》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10/08/23/opinion/23mon3.html?ref=editorials

加泰隆尼亞省敲響鬥牛表演業的喪鐘

< Catalonia has sounded the death knell for bullfighting >
 
文章來源 : 衛報(the Guardian)

作者：Miguel-Anxo Murado 
編譯：李秉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加泰隆尼亞省敲響鬥牛表演業的喪鐘，此事在西班境內沸沸揚揚，簡直鬧翻了天。該省禁止鬥牛表演加速這個行業的凋零。

我知道聽起來很起怪，但是，當我得知加泰隆尼亞省議會通過禁止鬥牛的時後，想起的卻是卓別林。

看官請忍耐一下。20世紀的西班牙，鬥牛的電影開始引起大眾注意，新演員必須被安排在鬥牛場景。那是眾所皆知的鬥牛鬧劇(charlotada)，模仿卓別林的演員表演鬥牛，一切皆虛假只有那隻鬥牛是真的。電影十分荒謬可鄙，當然，贏得巨大票房。這類電影數量何其多，到我現在這個年紀，還會在鄉村園遊會看到。

雖然我的家鄉Galicia是鬥牛色彩最為淡薄的地區，我註定不可能成為鬥牛迷的，但卓別林被牛角頂撞，在那個年代深植孩童們的心靈。我也非立場鮮明的反對者。當某些人長年發表鬥牛論戰，我則深思支持與反對雙方的價值所在。或者換個方式說，我已經漸漸習於兩者彼此不相容。

我相信鬥牛狂熱者所說的鬥牛狂歡若不保存，供應表演的鬥牛會絕種。但他們亟欲用科學方式證明鬥牛不會蒙受各種折磨與苦痛這點可就輸了。動物保護人士主張鬥牛表演十分殘酷正確無誤，甚至1940年去馬德里觀看鬥牛表演卻感到暈眩的納粹頭子Heinrich Himmler也如此認為。不過，保護動物人士堅持鬥牛表演毫無藝術性，我認為是錯的。若他們的想表達的是藝術必須顧及道德，才需要更多討論。

There’s Only One Way to Stop a Bully

紐約時報, July 22, 2010

作者 Susan Endel 心理學資深講師 及Marlene Sandstrom 心理學教授.

編譯 黃名妤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老師與管理層們正忙著認識該州在四月通過的新法，該法要求學校開設反霸凌的課程、調查校園霸凌行為，並將特別嚴重的個案向上呈報。

      引起這一連串動作的除了先前的霸凌案，還有今年元月在麻州西部小鎮-南哈德利(South Hadley)發生的案件，15歲的女生菲比普林斯（Phoebe Prince）因為遭受霸凌與暴力侵害而上吊自縊。社會必須檢討，非得透過這樣的激烈行動才能點出其中的問題嗎？還有學校該如何因應也是個問題。單靠法律不足以為孩童營造出更友善的環境，或者是教導兒童、青年該如何自處，學校方面也需要更多的思考，思考該怎麼做才對學生最適當。

        首先，必須要釐清手機與網路的使用是否讓霸凌更加匿名化與地下化，有少部份的證據顯示孩童比起以往刻薄。事實上，還有許多證據顯示小孩在抉擇時對於較弱勢者的犧牲，往往無視於他人的權利面與情感面，也幾乎沒有挺身出來捍衛受害者。1995年的加拿大有個研究，研究人員在學校放置了錄影機，觀察發現每小時便有4.5件公然欺凌行為發生，而被欺辱小孩的同學就只是袖手旁觀，這是相當驚人的數據。很顯然的，保護其他人的概念以及包容的文化（culture of tolerance）並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些都必須經過教導而得。然而，這在美國的課程設計裡似乎還看不到。事實上，一個受良好教育的學生應當擁有維繫他人幸福之責任感。

        雖然目前反霸凌法尚有六州未通過，而該法的風險在於可能間接鼓勵學校快速卻又粗淺的面對這些複雜的問題，很多學校都開始購買昂貴的反霸凌課程、”安心書架”以及”技術上”的貼近新的法律。兒童發展的研究讓這件事更明朗了一些，事實上，只有一種方法能杜絕霸凌。必須在學校裡就教小孩待人之道、合作、如何保護相對弱勢者以及如何在不義中挺身而出。老師及管理階層必須先接受訓練，確實瞭解孩童社交問題的成因與複雜性。是的，在成長期中勢必會經過某些反抗階段，原本友善、負責的小孩也可能習得刻薄的行為，但只需要一些指引就能夠產生久遠的影響。

        有些孩童會因為情緒上的、發展上的問題或者是來自受虐家庭而產生霸凌行為，他們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社會的幫助。霸凌的種類按照”何時”與”形式”有所不同，例如青春期階段的女孩在承受一連串的生理、心理改變之後，開始以不同的態度對待他人，這時候老師的角色就很重要，必須瞭解各種負面、侵略性的行為的背後成因。更重要的是，教育者要將校園轉化成一個可以被信賴的系統，讓小孩知道大人是出於善意且與之”同盟”。在團體甚或一對一課程下，除了課程內容，學生與老師也應該針對彼此的關係進行討論，而老師們不能只是宣揚善良、關懷，必須是發自內心地去真誠對待他人與學生。老師也要建立結構性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藉此學到個別間的差異，認識到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長處，這是極為重要的，每一個學生都要參與，而不只是少數學生參加特殊項目或課外活動。

        挪威在1983年發生霸凌自殺事件後，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已經成為一個重點學校制度。每個校園系統下的人(包括教師、校工及巴士司機)都被受訓為能夠辨認出遊戲與霸凌行為的不同，學習如何介入處理、協調。老師們互相討論學生間的互動，而每個年級的孩童在每週的討論課都要討論關於友誼與衝突的議題，學生家長在一開始便加入了這個過程。挪威的努力的到了巨大的效益，在兩年期間內霸凌的發生率下降了一半，偷竊與欺騙也減少了，至今仍有效。挪威經驗告訴我們，當學校與整個系統都一起努力時，孩子的行為是可以被改變的。

        我們在美國與國外的霸凌預防研究都提到，關鍵在於處理的廣度，無論參與者到政策制定、執行者，再到學校系統、社會風氣都環環相扣。法律上要作出強有力的聲明，說明社會上並不容霸凌的發生，麻州雖然在反霸凌法的通過成功了，但後續在教育系統上的改變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只是點出小孩哪裡做錯了，也教導他們該如何才是正確的。

原文位址http://www.nytimes.com/2010/07/23/opinion/23engel.html

相關報導http://www.epochtimes.com/b5/10/5/14/n2907612p.htm

The Next Deadline

下一個期限

Published: July 21, 2010

編譯：張哲銘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歐巴馬總統依照他所給的承諾(除了近期被反抗者一連串血腥的攻擊外)，美國軍事部隊預計將在八月底離開伊拉克。

在經過了七年，事實後讓伊拉克負責自己國內的安全，因此美國目前集結在阿富汗的軍隊應該要慢慢的撤離。即使這種行動將使得伊拉克面臨幾年的動亂。

不義的兒童法

2010年7月16日 紐約時報

編譯：黃怡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如果紐約遵守本周和司法部達成的協議，那麼州內四所青年監獄中的精神病兒童將獲得良好的護理，且不再實行嚴酷的懲戒。

司法部之所以關注紐約是因為人們喜歡Darryl Thompson，他是一個情緒不穩定的十五歲少年，在惡名昭彰的特賴恩住宅中心裡，以正面朝下被釘在地板後身亡。根據聯邦調查更發現了，在這體制下的兒童，經常因為像是笑太大聲或偷吃零食這樣的小過失，被處以殘酷的懲罰。

這項調查顯示守衛虐待人的指控被掩蓋，而且提供給心智障礙兒童的精神病照護是令人吃驚且不適當的。如同日前Nicholas Confessore在泰晤士報的報導，國家少年司法系統不願雇用專職精神病醫生來治療少年罪犯。

在協議之下，現在州必須提供一個可靠的精神病護理計畫。這項協議也明智地限制了具危險性的身體管押的施行。兒童及家庭服務部(暫譯)將成立新部門來調查關於虐待和濫用暴力的申述，且州也必須要在兒童受傷或被殺害或遭受性騷擾、性侵害十，於一個工作天之內向聯邦政府通報。

此協議只是用於州內二十六所設施(少年監獄)中的其中四所。但兒童與家庭服務部的長官Gladys Carrión矢志要提出貫穿整個兒福體系的新政策。新的體制將會要求減縮相當多的監獄工作人員，而且還有文化上的巨大轉變，而且很有可能會面對少年服務工作者的工會以及他們在立法當局的後台的抵抗。司法部將需保持密切關注。 

Can We Talk?

紐約時報,July 16, 2010  作者 THOMAS L. FRIEDMAN

編譯 黃名妤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七月七日將負責中東新聞的資深編輯納斯爾（Octavia Nasr）開除，因為她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她相當尊敬一名前幾天過世、被美國指為恐怖份子的黎巴嫩回教什葉派精神領袖，也就是真主黨元老法德拉拉（Sayyid Muhammad Husayn Fadlallah），而CNN對此的解釋是，納瑟被解雇是因為其誠信危機。

       納斯爾也許犯了過失，但我對她的遭遇相當感到不安。是的，報導者對於任何採訪者都不應該施以慰問的態度，這種態度與報導者的誠信相牴觸。這位阿拉伯語為母語、黎巴嫩基督教且為CNN報導中東新聞的女記者，20年來唯一犯過的錯就是這140個字的訊息了（指在推特上針對法德拉拉的言論），放她一馬吧，她應當銷聲一個月而不是被開除，這怎麼都說不過去。該從哪裡說起好呢？僅僅一個錯位的動詞，在幾小時內有無數的數位私刑暴徒追逐你，而你的上司則忙著平撫這場混亂。記者必須為了他/她的錯誤報導、錯誤引述，對捏造，對抄襲、系統性偏差等等負責，但納斯爾所做的不同。

       我們正在向年輕人傳遞什麼樣的訊息？不但要見風轉舵還要政治正確，會讓你受傷的可千萬別說。如果你想在公部門有個工作，想跑國家新聞或想當哈佛校長，那麼就打安全牌吧！在這個Google世代，你所說的一字一句都是”可搜尋的”，未來會是屬於那些不留下足跡的人。   再來看看中東，從黎巴嫩、阿富汗和伊拉克經驗中，可以知道美國人對於他們的瞭解是很不足的，需要專業人士來居中調停。在巴格達(伊拉克首都)被美國攻擊之後，我曾經在那邊待過一段時間，見過不少被被布希政府指派來的大兵，就像拉吉夫錢德拉塞克蘭(Rajiv Chandrasekaran)在他的著作“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註] 裡就提到，這些大兵因為百分之百的忠誠於布希政府而被指派，即使他們對伊拉克是百分之百的不了解，而這份不了解也激發了最後的失敗。另外，書裡也提到：有兩個尋求到伊拉克工作的年輕人，在面試過程中甚至還被問到對"羅訴韋德案"(美國的墮胎合法化法案)的想法。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納斯爾或者是法德拉拉。法德拉拉痛恨以色列，並且支持攻擊以色列的看法、反對美國軍隊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作為。但他同樣也反對真主黨的窒息式教條主義以及對伊朗的服從，他希望黎巴嫩的什葉派能夠既獨立又符合潮流。波士頓大學的奧古斯塔斯理查德諾頓(Augustus Richard Norton)教授，同時是什葉派專家，曾經提到他所認識的法德拉拉：法德拉拉認為女性應該和男性享有同樣的機會與教育，婦女在遭到丈夫毆打時也有權進行反抗。他並不害怕談論到性，甚至曾經在布道時講述關於女性的性衝動及手淫，很容易的就累積了各地區的追隨者。事實上，納斯爾在之後也解釋她在推特上的言論是基於法德拉拉在維護婦女權益方面的立場。

       民主期刊的編輯，麥可湯瑪斯基(Michael Tomasky)提到，在黎巴嫩網上由世俗什葉派記者 Hanin Ghaddar回顧法德拉拉曾與她強勢、保守的父親討論讓她獨自在貝魯特生活，信中法德拉拉告訴她父親說：他沒有權利告訴我怎麼做，因為我是一個獨立且理智的成年婦女。那名記者說她開始了解，只有像法德拉拉這樣的人才能打動大家，因為他本是其中一員。像他這樣的人能真正地帶來改變，因為大家都喜愛且尊敬他。當然，法德拉拉並不只是名社工，他同樣有他的陰暗處，CNN的人告訴我--納斯爾也知道這點。但我只知道，中東必須改變、成長，且這份改變的推動必須是合法、符合他們的自有文化。美國可能對此不感興趣，但我們仍須瞭解到這一點-不僅僅是妖魔化它們。

        這就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從CNN的報導者上獲得新聞，更甚什麼都不清楚的報導者或者是不敢說出來的報導者，因為他們才能確實的解釋為什麼成千上萬的男女正在悼念這位時代性的什葉派領袖。

[註]華盛頓郵報駐巴格達記者，電影”關鍵指令”即是依“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一書改編而成。

原文位址：http://www.nytimes.com/2010/07/18/opinion/18friedman.html?ref=columnists

工作的選擇──談移民打工

Published: July 16, 2010

編譯：張哲銘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美國聯合農場工人協會(The United Farm Workers union)在徵人廣告上如此敘述：

「這個工作可能包含使用刀子、鋤頭、鏟子等工具。工作內容包含播種、移植、除草、修枝、挖土、切割、挑選還有將農作物包裝。還可能要澆水。這份工作必須全時間在外工作（夏天約華氏９０度以上），還可能需要常態性的搬運五十磅以上的東西。」

《國家與宗教：教會面臨看來荒謬的危險》

編譯：黃怡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教會對於女人和同性戀的立場與法律和時代情緒脫節。

英國國教是個偶然，能夠存續是因為大家的冷漠，它之所以會一直存在是因為它早已在那兒了。不信教的人，當他們想到英國國教會，傾向於將之看成一個無害、無傷大雅的歷史產物，就像是，一個謙遜、時常有用，而且絕大部份不會有攻擊性的墓園管理人。依循它的儀式的人正在減少，且它扭曲的內政是神祕的，但它對於許多英國人仍是重要的。英國國王同時也是英國國教的最高統治者，其中一些主教甚至出席議會，且它的高級神職人員是由首相任命的，這些既沒道理也不有趣。

然而，寬大的縱容正收緊中。英國的教會現在正受到建教和文化上宗教自由的好處。就最低限度而言，一個國教的教會不該與它所服務的最高價值脫離。但是，英國教會不願意這麼做。它大費周章地去爭論它關於“女人、男同志、女同志是劣等“的看法。對於信仰英國國教的人而言，這些議題很重要，但是這些議題使得英國教會看起來對教會外許多人是不寬容的。

教會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與法律和時代情緒脫節。Rowan Williams曾表示：「我們和我們國家的文化生活有著特殊的關係，如果我們不想變成荒唐且不可思議的，我們必須和文化生活步調一致。」但事實是，他的教堂早已和文化生活步調不一致了。

Jeffrey John是一位聖阿爾班的地方主教，他獨身且同時也是同性戀，他因為他的性向而被思索沃克主教教區所拒絕。沒有其他私人的或公家的機關能夠被允許這麼做，也沒有任何機構被允許禁止女人應聘職位，甚至是雇用後卻禁止升遷。

一個教會內的各派政治角力中，新教、舊教、開明、保守，各派的政治自大傾向不能作為教會對外不寬容的藉口。解散教會確實會需要一個龐大的憲政工作-這工作有很大部分是有好處的，比如，從安定法案中，將反天主教的歧視移除。沒有一個政府會讓國會做這樣的事情。確實，政府替教會建立好的制度可能會比較寬容，而且將國家撤出對教會的干預可能會於促進人權沒有什麼幫助。任何容許核心教義與邊緣的教義之間互相對話與影響的機制可能會有所幫助。一個和周圍文化切斷的宗教不會死亡或褪色，但會轉為瘋狂及危險。但是形式的解散不必然代表孤立，但是結果會是，一個在所有人之上的教會，可以代表一個不同的國家。

大衛休謨曾說過：「世俗與宗教權力的結合可以阻止嚴重的欺騙以及迫害。這些欺騙與迫害是所有假宗教的神聖權威的主要基礎。」英國國教可以遵從休謨的忠告，並接受現代社會的寬容規範，就像由國家所制定的規範。或者它可以私下決定它相信什麼。若試圖從兩邊取得平衡，教會會變的可怕、荒謬。

原文：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0/jul/09/church-of-england-editorial

The state and religion: The church risks looking absurd

A Humane Egg

紐約時報,July 11, 2010

原文位址：http://www.nytimes.com/2010/07/12/opinion/12mon4.html?_r=1&ref=opinion

編譯 黃名妤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工業化農場裡，牲畜的生活品質因為來自於消費者、動物權利、農人與立法者之間的角力而有了些許的提升。

       在六月下旬時，俄亥俄州做出了讓步，同意逐步改進小肉牛、懷孕母豬等肉畜原本的擁擠、難以移動的宿舍。上週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也簽署了法令，所有在該州販售的蛋都必須符合人道畜牧條則所規定的產製流程，這是在2008年開始受到選民擁護的政策。2015年時，所有在該州販售的蛋都必須來自能夠在宿舍自由伸展翅膀、或立或臥都不會碰到其他鳥類或是籠子邊的母雞，而這項規定至少會對現在工業化農場中最普遍的一部分有所衝擊。

       加州人吃的蛋並不全由加州生產，這條新法將衝擊的是想要在加州販賣蛋的農場。這些發展是另人振奮的，對食品工業及"偽”消費者保護團體等強力反對者來說也都已成為事實。

       事實上，已經沒有任何經濟上或其他理由來反對畜牧品質的改革。當牲畜有更大的空間時牠們將會更健康，而這無損於生產力。以往的囚籠式養殖是既殘忍又愚蠢的，終有一天會被淘汰，我們只能指望相對較好的畜牧方式出現在未來的農產業了。

< 你知道雞就是雞，是吧 >


紐約時報 書摘


作者：Michiko Kakutani


編譯：李秉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當你大啖壽司、烤鱸魚時，可曾片刻停止，然後想想海底總動員裡的小丑魚尼莫，以及他那位聒噪的小朋友？當你在麥當勞點了分炸雞塊，可曾憶起四眼天雞中那位深怕天塌下來的雞小弟？當你的消化系統塞滿參雜烤肉醬的排骨時，還記得我不笨我有話要說的主角小豬寶貝或夏綠蒂的網小豬韋伯？ 

廁所與手機

《Toilets and Cellphones》

2010年5月24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羅傑科恩(ROGER COHEN)

編譯：黃怡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日前得知目前在印度手機比廁所還多，對於這樣的現象我感到相當好奇。根據一項聯合國的研究，印度幾乎有一半的人口，約五億六千三百七十萬人，迷上現代通信設備，然而卻只有三億六千六百萬人有在使用現代衛生設施。

這樣使私人網路超越公共設施的發展，可以視為是有偏差的發展。這可被視為一個市場超越政府的實例：當Nimble手機公司正在賺錢的同時，緩慢的政府就連阻止因公開排便所造成的水傳疾病蔓延傳播也無法做到。或者這也可以被視為不過是印度人對於他們優先權的選擇。

確定的是這擁有手機的五億個印度人已經居住在平行的宇宙，那裡就是他們的共同的精神社群，也許包括了遠在倫敦易斯維爾經常接觸的家人。而他們的物理社群(本身生活條件)則是衣衫襤褸的貧困村莊和官僚惰性。簡訊蓬勃發展，公共衛生凋零。

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樣的二元性是現代情勢，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國家和政府的精神分裂症。

一方面，人們透過科技和世界接軌，因此能夠選擇自己真實或虛擬的社群，而不再只是在自己瘋狂的網路世界裡控管，這些日益自主的人開始輕視國家和政府。

如同Mark Lilla在美國紐約書評茶會活動中注意到的，一種幼兒脾氣般幼稚、不理性的個人主義，這樣個人主義的表達橫行，他們只會說：我想一個人獨處。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地球近來和金融危機緊密連結並處於崩潰邊緣，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不利，對任何社會而言共同遵守的制度是必要的，關注到以上這些情況，人們於危急時刻開始要求政府介入並救援他們。

在某些模糊的層面來說，John Stuart Mill的話仍引起迴響：「這想法和一個只由金錢利害關係連結起的社會是不相融的。」

我們知道“應該要有中央政府“的觀念以及“由金錢利益結合“的社會是不相融的，但是這種想法和這種社會卻主宰了世界過去的二十年。

中國和印度迅速致富成為一代財政大國，而非社會福利大國。這些結果已經完全顯現。

In Whaling Wars, Resources vs. ‘Beings’

紐約時報 June 24, 2010

作者：John Collins Rudolf

編譯：李秉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http://green.blogs.nytimes.com/2010/06/24/in-whaling-wars-resources-vs-beings/?scp=4&sq=whale&st=Search

捕鯨之戰，資源與生命

摩洛哥舉行一場針對未來商業捕鯨許可的國際性協商，在本週宣告破局。反捕鯨國家如阿根廷，拒絕接受日本減少而非終止其南極與太平洋海域捕殺數量的折衷方案。

國際捕鯨委員會最近的一次會議爆出僵局，並不令人奇怪。多年來，委員會的88個會員國在理想的配額數量上產生分歧。

尋求庇護的同性戀者應被法律所保護

2010年5月21 衛報

作者：Bernard Keenan

編譯：黃怡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認為那些尋求保護的同性戀者應該壓抑自己的性向，以防止在國內遭受到迫害，從而拒絕給予保護，這樣的立場不對的。

在政府新公佈的平等政策(暫譯)裡有一項聲明是說：”我們將停止驅逐那些因為性向及性別認同而曝露於可能遭受監禁、拷問或處死的高度風險中，以致於被迫離開某些國家的庇護尋求者”。

這項承諾應該會備受歡迎，但是卻讓人不得不謹慎。除非是內政部將它轉為政策實行，否則當一項聲明從文中被刪除後，是不具備有法律上的意義的，那麼從表面上看來，並沒有任何的改變。有些同性戀者已被法庭和內政部接受並承認為須受保護者，卻仍然有大多數的人被拒絕，即便是來自經常被外交部譴責對待同性戀者不友善的烏干達或馬拉威的同性戀者，也是一然如此。

這樣的矛盾主要有兩個理由,首先是英國邊境管理局內的”不信任的文化”，使得他們時常指控尋求庇護的人謊稱自己的性向，即便他們英國的性伴侶提供證明他們的同性戀關係；其次則是因為在2006年伊朗案中，當時上訴法院的偏見和邏輯謬誤，導致這案件現在成為方便拒絕那些同性戀避難者申請的理由。

這個特別的案件使一位伊朗籍的電影製作人Kiana Firouz，面臨被遣送回伊朗的危險。根據當時法庭給的說法是，同性戀者能選擇到隱密的地方自由自在的生活，藉由隱瞞自己是同性戀的身分，進而能夠躲避一些迫害，而不需要受到像難民一樣的保護。

根據上訴法庭的說法，問題變成是同性戀者是否能夠”合理容忍”隱瞞自己的性向。這真是一個荒謬的問題，這個問題無法有一個實際的答案，只能靠空想來回答。這導致移民法庭只能針對「誰能夠容忍什麼?」、「為什麼容忍?」等文化上相關的問題，這最終會淪為法官個人的偏見。內政部表示，上訴法庭的說法是很合乎常理的，因為改變你的行為來隱藏你的性向不等於是迫害。依照這個邏輯，要是Anne Frank選擇不要離開安全的頂樓居所，她便不會遭受到迫害，也就不需要逃難到英國了。

這就是新政府要處理的問題的本質，如果他們要使他們自己公開要保護這些尋求庇護的同性戀者的承諾具有合法的效力的話。這已經涉及到平等的問題了，因為沒有其他類尋求庇護的人被告知要回家去並隱瞞事實。另一方面，如果現行的政策持續下去，套一句Michael Kirby(譯按：前澳洲最高法院法官1996~2009)的話，我們將會成為削弱同等自由的實行者，而不是那些自由正岌岌可危之人的保護者。

恰巧的是，現在正是推動此政策的最佳時機。上週最高法院聽取來自HJ(伊朗)和HT(喀麥隆)控告內政大臣的意見。因為有兩位都是男同性戀的上訴人,正在勇於挑戰上訴法院在伊朗案件中的論證，而於幾週後法院的判決將會解決法律上的問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和平等與人權委員會支持這兩位上訴者，他們兩位強烈控訴著沒有人應該要隱藏自己以免遭受迫害。所以在同性戀庇護的案件中，唯一的問題在於一旦暴露自己的性向之後，就得承受來自周遭危害的風險。

根據內政大臣的說法是，儘管HT之前因為在自家花園親了他的男性伴侶，而被目擊到的民眾(其中甚至包含警察)毒打一頓，他依舊可以回到喀麥隆並且隱藏自己的性向，那麼也就不用擔心會有危險了。在伊朗的案子也是一樣，因為在伊朗同性戀者是要被處死刑的，但是依同理可知，只要HJ隱藏性向，亦能安全無慮的回到伊朗生活。每位尋求庇護的同性戀者，都可以透過”行為改變”(譯按：利用增強、懲罰、消弱、類化等方式，有效 地改變人類的行為。)來保障自身安全，這就是前文中所提到同性戀者”能夠合理的被期望去容忍”壓抑自己的性向。

以上種種歸結到不平等待遇所造成”已證實的風險”的問題，這也是聯合政府提到的。(這應是指這些所有”已驗證的風險”的問題，聯合政府至今對於如何處理隻字未提。)在最高法庭審理之前，新政府就已經參與這件案子了，所以對聯合政府來說，現在正是表達他們對同性戀人權議題的絕佳時刻。至於現任內政大臣Theresa Mays是否些真能寫信要求最高法庭撤銷前任大臣所提的論述?我不期待。

原文：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libertycentral/2010/may/21 /law-must-protect-gay-asylum-seekers

拷打的傷害無法衡量---阿拉爾事件

Published: June 15, 2010

編譯：張哲銘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最高法院拒絕重新審查阿拉爾(Maher Arar)案(無辜的加拿大人在2002年被送到敘利亞(Syria)，並且被拷問)，無法有效的監督國家機關是否從事不合法的行為，這是最高法院的失職。即使這是布希政府所做的事，但歐巴馬政府卻對這個事件不聞不問。

有段不光榮的歷史，大量地記載著在小布希總統執政時期的刑囚事件，其中有少數如阿拉爾這樣特別過分的事件。美國政府經由加拿大皇家騎警隊(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給的錯誤資訊，在甘迺迪國際機場(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將阿拉爾這個軟體工程師逮捕起來，並且送到敘利亞。他在敘利亞被美方一年的刑囚，最後證明了並非恐怖份子後將他解放。

布希政府從來沒有公開的對這件事情表示遺憾，只有當時的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低調的在2007年白宮委員會前承認這個事件處理上的瑕疵。在歐巴馬總統就職時，他也不願意直接的指責前任總統，但這些後續的現象都表明了，支持刑求拷打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

在加拿大，政府在研究考察後發現，阿拉爾確實因為這個錯誤的資訊，而遭到拷問。加拿大警察總長並因此而辭職，且官方還為了錯誤的判斷他為恐怖份子，賠償他近九百八十萬元。但是美國政府的司法機關卻拒絕重審這個事件，還阿拉爾一個公道。

更令人驚訝的是歐巴馬的司法部代理法務長(acting solicitor general)凱泰爾(Neal Katyal)要求最高法院拒絕受理該案子。部分的原因是國家法院不應該介入國際間的溝通，這會傷害外交上的關係，甚至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這甚至會激起「美國官方將原告移到敘利亞的動機」問題，凱泰爾說。

政府與法院應該要確實的調查這些問題，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重新上演。加拿大警方持續的調查相關事件，但是美國官方卻從未嘗試過。

最高法院的決議是可恥的，且歐巴馬政府也沒有藉口逃避。我們應該基於道德的義務，運用公權力協住加拿大的調查，還給阿拉爾一個公道。

http://www.nytimes.com/2010/06/16/opinion/16wed2.html?ref=todayspaper

The Government War

 
紐約時報 April 22, 2010

作者：David Brooks

編譯：李秉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http://www.nytimes.com/2010/04/23/opinion/23brooks.html?ref=opinion

政治鬥爭（編譯）

The oil spill isn't Obama's Katrina

華盛頓郵報, June 15, 2010; A15

作者 Anne Applebaum

編譯 黃名妤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原文位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6/14/AR2010061404432.html

        墨西哥的海灣中，黑油正不停湧入海洋，不僅覆蓋在海鳥的翅膀上、毒害水中生物，甚至讓佛羅里達雪白的沙灘佈滿了焦油球。這是一場生態的災難，經濟的夢魘，然而美國總統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其實美國政府根本沒有解決漏油污染的秘密武器，這是令人難以接受的真相。即使有如歐巴馬的強力智囊團—一群來自哈佛的經濟學者、辯論家及政客—也不能阻止數百數千噸的石油從深海中湧出。除了鄰近路易斯安那州沿岸的地區，這場災難與卡崔納颶風並無相似之處。卡崔納原本只是一場無法避免的天災，但因政府的應變措施不當而演變成人禍。然而這次漏油事件只是一場無法阻止的災難，會成為人禍也只是因為政府無能為力，如此而已。

        我不禁懷疑，既然漏油無法停止，為什麼總統歐巴馬還要裝作一切仍在掌握之中?他完全依賴英國石油公司（BP）來拯救墨西哥灣的魚類鳥類是顯而易見的，那為何還要裝作一付另有妙策的樣子?為什麼歐巴馬不停地想找人來好好教訓?我認為他如此的改變有許多原因，且部分與意識型態有關。這當然包含了一位總統深信政府應當且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然而，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文化因素：歐巴馬被媒體及有兩個政黨的政治強迫得在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中扮演指揮官角色。近年來大部份美國人，不分黨派，都希望得到政府對於危機事件強烈且明確的回應，而此次事件也絕非例外，無論如何我們都指望總統來領導我們。幾天前，紐約時報表示“總統和他的執政團隊得更加把勁來證明他們能夠克服問題，而且早該對英國石油公司施壓”—儘管這一點用也沒有。

        Mitt Romney的說法也相當接近，“歐巴馬應當領導、集合各個石油公司的主管、工程師以及相關的學術研究人員”。這則評論讓我想起之前歐盟成立的反失業委員會--還自以為真的能解決問題。另一個讓我覺得有趣的是，那些專門處理近海油汙的工程師，各個蓄勢待發，只差總統一通電話就要展開行動了。事實上，有這些“專家”的電話號碼的組織，應該是英國石油公司而不是政府。最希望把專家們盡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也是英國石油公司而不是政府。我會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我喜歡、欣賞這間英國石油公司，而是因為英國石油公司的股東已經損失了數十億美元，而且英國石油公司的行政部門絕對比白宮更積極的在尋找解決方式。因此，抨擊或懲罰英國石油公司是毫無意義的。這不只是因為我們即將發現包含了美國、日本甚至是哈利伯頓等公司都對漏油有責任，還有因為不管問題最後如何解決，英國石油公司肯定都有份。

        面對漏油事件展現強硬態度只會讓歐巴馬和美國在國際上看起來更軟弱—就如同當年布希政府之於伊朗。如果措詞強烈是為了展現堅定意志且有計畫的想解決問題，那也無可厚非。但若使用情緒化的字眼，如反英國石油公司、反英、反石油公司，只是因為你沒別的辦法了，那還真是可悲！歐巴馬要考慮到這次災難所帶來的影響，但裝作一切仍在掌控之中是錯誤且危險的，我們也不應該指望他辦的到。

英國石油公司的責任

Published: June 11, 2010

社論

編譯：張哲銘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時代雜誌在周五時候報導英國的投資者與政治家對於美國人批評英國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越來越感到不滿。但是美國人的怨恨或是英國人的愛國情操並不是這個事件最重要的議題。美國人不滿英國石油公司的地方在於他們無法停止漏油的災情繼續擴大，更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誠實的報告災害的損失。

美國政府的科學家並沒有改善美國人對於這場遠在墨西哥灣的災難的不安，最新的數據顯示，墨西哥灣的油井，每天平均漏出兩萬五千到三萬桶的原油到大海上。與1989年艾克森公司瓦爾狄茲號(Exxon Valdez)油輪漏油事件相比，這場災難一天所造成的損失可供瓦爾狄茲號漏上一個星期的油。

或許我們可以同情英國石油公司，因為他同時提供了許多的工作機會，還有創造了極大的利益，且英國石油公司的稅金同時也是英國主要財政的來源。但是這個事件最需要被關切的卻不在於此，而是英國石油公司對這場大災難所應擔負的責任，這當然包括了對於地球環境所造成的傷害，還有數以千計被影響到的人。

上述都是歐巴馬總統在下星期會見英國石油公司人員時，都可以提出來的要求。美國人真正要求的是英國石油公司必須要為這個事件擔負起長期的責任，且無論是在法律上的，還必須擔負起無關法律的道德責任。

Confused, guilty? You must be a young mother     

泰晤士報, June 10, 2010

作者 Antonia Senior

編譯 黃名妤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原文位址：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columnists/guest_contributors/article7147048.ece

相信適合妳的，其他的就別理它了，這是我的建議。當然，妳也可以不理我。

一切都是從驗孕棒塑膠視窗裡那條線開始的。"天啊，我根本沒發覺，甚至還喝酒吃生魚片"，這位準媽媽心裡想著，"那盒葉酸錠還沒打開...蘋果汁有沒有包含在嬰兒一日所需的五種蔬果營養內呢?我不是個好母親，一個壞母親和一個連眼睛都還沒長出來的可憐小東西...天啊，萬一上禮拜二吃的布利乾酪讓他長不出眼睛，那怎麼辦?” 喜悅感與愧疚感占據了孕婦的內心，並在寶寶出生前持續增強。這種愧疚感來自科學及偽科學、銷售者、媒體與廣告出版商。原本屬於孕婦的痛苦已成為有利可圖的市場。

這週PLoS醫學期刊有篇研究提到，即使是僅僅提早一個禮拜出生的早產兒，也比正常嬰兒需要更多的教育與照護。這又給了孕婦們一個重擔:媽媽們，請夾緊妳的雙腿，確定妳的寶寶"熟了"才放他出來! 母親的罪惡感並非新聞。就連聖母瑪利亞可能也頗為愧疚。”遊樂場內的其他小朋友根本就不會相信他是上帝之子!我到底在想什麼?”然而，現代生活更加深了這種罪惡感。新媽媽們得變得更脆弱。我們必須改變原本的自己-無懈可擊、充滿自信並闊步前進的女孩，前途充滿了無限可能-成為更小心謹慎，隨時準備要分娩的女人。我們的視野變的更小，眼中所看到的只剩家庭、遊樂場，或許還有辦公室。對於寶寶極度的溺愛與保護他的責任使妳變的脆弱。當妳抱著寶寶的喜悅越深，也意味著失去他會越痛。如此的轉變相當痛苦、嚇人。以女性擺脫家庭主婦(傳宗接代)的枷鎖的觀點來看，也更加複雜。就如同Naomi Wolf於Misconceptions(一本關於”母親身分”的錯誤認知的書)中提到，”[懷胎八月]自給自足與獨立，兩項我最欣賞的特質，就像是企業失去了客戶般，即將歇業熄燈。”我們不能因為無法得到自由就讓自己成為奴隸。但不可否認的，當妳對家庭有義務時，想要向外發展是相當困難的。

因此，我們必須面對心理與生理上艱困的過渡時期。每個媽媽都會遇到這種情景:疲倦的抱著甫出生的嬰兒，乳房如乳牛般不停地分泌乳汁，而擁腫的肚子垂在髒兮兮的睡褲上，內心想著:”天啊!我怎麼會變成這副德性?””孕婦是否能喝酒?是否能跟寶寶一起睡覺?能否讓寶寶哭?能否讓寶寶曬太陽等等…母親們之間流傳著各式各樣、互相矛盾的育兒說法。這一切來自於對完美育兒術孕育完美寶寶的渴望。年紀較長、較瘦、較窮、較正直、已結婚的媽媽比較好…各式各樣的理論理所當然的出現。美國一項研究發現，女同性戀的孩子在社交和學術方面的測驗得分都超過了經濟、社會背景相當的同輩。然而，一項較早期的研究顯示女同性戀和異性戀父母的孩子在發育生長過程中並無差異。這動搖了那些認為最好的父母就是一男一女同居的人的想法，但也不代表所有女同性戀都是好母親。

因此，用刻板印象去訂定一個好母親的條件既荒唐又可笑。”壞母親”的定義相當主觀。我覺得曬太陽、吃巧克力沒什麼，但討厭氣泡飲料，這樣我算不算一個矛盾的壞母親呢? 有的事情顯然不是個好母親該有的行為，例如將玩具沾上鎮定劑來讓孩子安靜。但大部分我們所計較的都是無關緊要的瑣事-兒子如果吃了非有機米糕，會不會”突變”啊?如果他沒有持續喝母乳六個月，會不會時常生病、過敏呢?在我母親那一代，長輩們時常在下午喝著白葡萄酒，而我們小孩子則在旁邊肆無忌憚的玩樂。但是到了我這一代就嚴謹多了，部份原因來自於提供媽媽們互相交流的網站出現。年輕媽媽選擇相信網路上沒有根據的流言，而不是向資深、已經成功將孩子撫養成人的媽媽們請益。一群Gina Ford狂熱者，會擔心孩子遲了兩分鐘沒睡午覺而擔心的跑回家，更加深了這種嚴謹的育兒方式。

否定了許多說法後，現在我也要提供一些意見:讓你的孩子玩專家級的pick’n’mix。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女兒正在育兒所內，所以我選擇相信日前的研究指出育兒所內的孩子較不易得血癌，而不相信另一項研究指出育兒所的孩子較暴躁。Alfie Kohn’s在"非制約的教養方式"一書中提到，不要誇獎也不要懲罰孩子，而我選擇接受一半。如果我再懷孕一次，一定要喝杯酒，儘管有人說要滴酒不沾，否則將會與孩子疏離。想要避免種種困擾，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生小孩。母親的罪惡感是無可避免的，但接受這樣的自己就是最好的解脫。

Mind Over Mass Media        紐約時報, June 10, 2010

作者 Steven Pinker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著作有”The Stuff of Thought”

編譯 黃名妤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原文位址：http://www.nytimes.com/2010/06/11/opinion/11Pinker.html

        新型態的傳播媒介總是為人們帶來了「道德恐慌」，像是印刷機、報紙、平裝書本和電視在發明的年代也都被譴責會影響閱聽者的智能和道德觀念。

        電子科技帶來的新媒介同樣受到這樣的批評，他們說簡報要求我們說的更少，這增加了錯誤認知的機會；搜尋引擎讓我們一觸即得，相對減少了知識探索的全面與主動性；Twitter文化也正在縮小我們的注意力範疇。這種恐慌往往欠缺現實面的考量，1950年代時，漫畫被指控會提升青少年的犯罪率，但當時的犯罪率卻創了新低；1990年代時，電玩遊戲也遭遇到相似的控訴。然而數十年來電視、收音機和搖滾樂、影像的加入，我們卻可以看到人們在智力分數的表現是持續上升的。接受科技吧！它是科學家把他們所發現的經過嚴密的測量與更高層的運算才產出的。而這些研究的日子裡，科學家們都要使用到電子郵件來互相交流，很少透過紙張，也需要簡報軟體來授課、講解。如果電子媒介被認為是危險的，那我們的科學品質將會迅速下滑。這些發現是多元的，例如果蠅的解密，科學的進展也讓人目不暇給。

        對於新型傳媒的批判有時候是在自打嘴巴，有個研究就提到「經驗能改變大腦結構」，但認知神經科學告訴我們：每當我們學到新的事實或技能時，大腦結構雖有變化，但不是那麼劇烈，神經上的彈性並不代表腦袋就會是由”經驗泥漿”糊起來的，經驗並不會修改腦部處理訊息能力的基礎，然而速讀課程一直以來都聲稱能夠做到這一點。美國導演伍迪艾倫曾開速讀玩笑，說一人用二十分鐘讀完巨著《戰爭與和平》，但當別人問起那本書的內容，看書的人卻只能答：「它在談俄羅斯。」，讓這樣的說法成了一個迷思。

        更甚，心理學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 show的新書”看不見的大猩猩:以及其他的直覺謬誤”中提到，這種的經驗是非常特別的，若你訓練某些人去做某些事情(例如辨認形狀、解決數學題目、找出隱藏的文字)，他們會表現的比先前更好，但也僅止於這樣了。音樂並不會讓你在數學表現上更好、拉丁舞蹈也不會讓你更有邏輯性、腦力訓練遊戲當然也不會讓你更聰明。聰明人才不會去做什麼腦力競技，他們讓自己沉浸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小說家閱讀大量的小說、科學家研究大量的科學。

        通常恐慌相對於熱衷於其中所帶來的限制是更多的。批評者說經驗會讓腦袋沉浸在它所熱衷的，而這些信息就像是”吃了什麼得什麼”，就像原始人相信吃凶猛的動物就能夠強壯，他們說片段式的接收訊息會侷限你的思考。是的，源源而來的封包訊息可能會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可能會讓你上癮，特別是注意力缺陷障礙者。注意力的分散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它的解決方式是發展自我控制的策略，例如在上班的時候把你的電子郵件或是Twitter關掉、在吃晚餐的時候把你的黑莓機暫時擱在一邊、請你的另一半在就寢時間叫你上床等等。為了加深知識，別過度依賴簡報或是Google，但並不是要求你只能傳統的透過研究和嚴謹的推理來形成知識，而是要有特定的學問養成，保持以及持續的更新現有的知識，這稱為分析，批判和辯証。

        新型態的媒體有它存在的裡由，人類的知識的往往是劇烈成長，而人腦力和醒著的時間卻和它不成比例，網路和資訊科技幫助我們能夠組織、搜尋信息，透過像這樣來自於Twitter 、線上圖書或是線上百科全書(如維基百科)凝聚集體智慧，並不會讓我們愚蠢，這些媒體科技是唯一能讓我們保持聰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