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台-懷念那個 不求名利只做研究的年代

2010-07-14 中國時報 【潘震澤】

 三十多年前我還在當研究生時,學術界與產業界壁壘分明:學成畢業後留在學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是多數學子嚮往之路,也是指導教授對學生的期望;如果離開學術界到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任職,則被認為是學術生涯的中斷,普遍會有惋惜之聲。

 

 上述現象,主要出現在歐美學術界,而非較現實的華人社會(學優而仕本是中國讀書人的目標);其理由並不是因為大學教授的待遇好(一般教授的薪水絕對比不過產業界)或地位高(美國大學教授並不高人一等),而是圖個自由。人在學術象牙塔裡,上下班時間彈性,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要發表就發表,別人無從過問;在政府及商業機構就少了這點自由。

 

 當年筆者同指導教授外出開會,碰上幾位在藥廠工作的同行,向我的老師抱怨:他們做了幾年的研究正有些心得,結果上面一聲令下,就得放下,另起爐灶。二十世紀初,劍橋出身的英國生理學家戴爾(Henry Dale)離開學界前往衛康藥廠任職,就有人對戴爾說:在藥廠做事是「死路一條」。好在衛康給予戴爾充分自由,戴爾終獲一九三六年的諾貝爾獎;可惜這種例子不多。

 

 二次大戰後,美國生理學家宣能(James Shannon)出掌國家衛生院(NIH)主管,前往學界徵才;有人說政府主導的研究頂多只能做出中等成績,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對他的學生說:「去政府機構工作,等於斷送研究生涯。」好在宣能放手讓下屬去做,得出豐碩的研究成果,以及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近幾十年來,在利益團體的遊說及國會主導下,以目標為導向的NIH越分越細,錢也越花越多,成果卻大不如前。

 

 雖說學術自由及發現新知的快樂是研究者最大的報償,但少有人逃得過名利的誘惑。傳統學術中人追求的是名,好比各種學術獎項、院士頭銜、榮譽博士等,而不是利;要是有人跨越了這條無形分界,轉而追求商業利益,就得冒不受學界認可的風險。好比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的創始人柯恩(Stanley N. Cohen)及波耶爾(Herbert Boyer)兩位出身學界,雖然也曾獲美國的拉斯克獎及國家科學獎章,但卻與諾貝爾獎絕緣。

 

 然而自波耶爾以借來的五百美元在校外成立「基因工程科技公司」(Genetech),股票一上市就成了千萬富翁、登上《時代》封面以來,就少有大學及研究人員抗拒得了金錢誘惑,而開始把任何一丁點的技術改進,都申請專利。大學教授在校外成立公司或兼任董事,早已成為常態。

 

 如果說在利誘之下,研究成果突飛猛進,疑難雜症一一得以化解,也就罷了;實情是:救命的藥物沒多幾樣,卻都貴得要命。除了從藥廠、學校到研究人員都要分一杯羹外,沒有競爭對手的專賣是另一因素。這樣的結果,不但完全失去當初研究初衷,更別提絕大多數研究一早都由國家資助,用的是納稅人的錢。

 

 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借上帝的嘴說:「這些人無須獎賞,因為他們喜歡讀書。」同理,有幸從事研究者亦無須獎賞,因為他們擁有世上最好的工作(有人給錢做自己喜歡的事)。只不過在一切向錢看的今日,這大概是痴人作夢。(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

創作者介紹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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