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社論－建立基本工資的調整機制才是善策

* 2010-09-15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這段期間國內基本工資調升一事引起各方矚目，勞委會在週一召開審議委員會後，決定將現行基本工資調升3.47％。對於這個調幅，資方認為太高，勞方認為太少。由於本案仍得經行政院核定後才生效，近期內這場基本工資的論戰，看來仍然難以落幕。

　古典經濟學雖強調透過市場來解決價格問題，但對於勞動市場，多數經濟學家卻格外謹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還特別以專章來討論工資一事。有關勞工與僱主對工資的爭議，他認為大環境對勞方不利，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方，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至於工資是否應該調升？亞當斯密認為最終仍決定於一國的國富（national wealth），只要一國的國富（所得及資本）能持續成長，工資也將隨之提高。

　亞當斯密的論述雖距今已兩百多年，但對我們現在爭論是否該訂基本工資、基本工資該如何調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近年來包括政府部門的官員經常認為：「基本工資應交付市場決定，政府無需插手；如果政府硬是要調高基本工資，最後可能使得企業出走，國內弱勢勞工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持平而論，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其實不然。

　我們認為最近許多人在論述基本工資時，一直忽略「基本」二字。今天討論的是「基本工資」，而不是一般的「工資」。換言之，今天基本工資調升並不代表多數勞工的工資也跟著調高，只是讓那些邊際勞工、弱勢勞工的處境能稍稍緩和一些，如此而已。不論從亞當斯密的思想或人道關懷的觀點來看，調整「基本工資」以維持勞工起碼的基本生活，豈是過份的要求？

　台灣目前就業者1,053萬人，受僱者約有814萬人，而此次基本工資的調升，受惠者估計僅139萬個本國勞工。不論從基本工資的升幅，或其占受僱員工的比重來看，其影響並沒有外界想像的大。況且基本工資自民國86年調升至15,840元後，僅於96年上調至17,280元，即使如今再調升至17,880元，86~99年的升幅也僅12.8％。這個基本工資的升幅，依然低於同期間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的升幅17.5％。

　基本工資的調升事關重大，但每次只要碰觸到這個議題，勞資雙方永遠沒有交集；勞方總是認為調的太少，而資方則認為給的太多。與其如此年年爭執不休，虛耗社會成本，不如由勞委會邀集勞、資及學界代表共同訂定一個「基本工資調整機制」。這個機制也許可以綜合受僱員工薪資升幅、非薪資報酬增幅、消費者物價漲幅等指標加以訂定，至於未來多久調升一次？調升幅度多大？則悉數由這個公式客觀地決定。如此既可使弱勢勞工在多變的環境中獲得合理的待遇，也可使資方估算人事成本的不確定性大為降低。

　但我們相信，一談到制訂這個「基本工資調整機制」，必然又會引來許多的論戰。譬如說該納入哪些指標，門檻訂在什麼水準，幾年調一次等等，必定會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但與其年年爭吵，不如畢其功於一役，如此對社會和諧及勞資雙方都才有利。

　人情之常，僱主總是把工資的調升視為成本的增加、獲利的減少，從而不願調高工資。但是若從總體經濟的觀點而言，可能會得到相反的結論。近年由於國人薪資停滯，已使得民間消費成長率，由十年前6％以上的水準降至2％，消費趨緩也已使得商業活動長期陷於低迷。在產業關聯的影響下，各業皆受拖累，工資停滯對總體經濟的衝擊之大、之深，於此可知。

　事實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談論工資時，也曾就工資與總體經濟加以探討，他說：「勞工、僕人及各類職工占社會總人口比重極高，若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對社會是不利的，這樣的社會也絕不可能繁榮幸福。而且，供給全體社會衣服、食物、住所的人，只有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能夠分享一部分，這才算是真正的公平。」 壯哉！斯言。但願未來勞、資研訂基本工資調整機制時，資方能師法亞當斯密，以恢宏的思維來評量此事。

　在討論基本工資這項議題之餘，我們也查考了各國近十年的非農部門工資變化，發現近十年（1999~2009年）南韓每人月薪已由 1,298美元升至2,053美元，新加坡由1,659美元升至2,662美元，甚至日本也由3,104美元升至3,369美元。反觀台灣幾呈原地踏步，只由1,265美元升至1,276美元，十年間我國薪資增幅遠遠落後於亞洲其他國家。台灣基本工資十多年來難以成長，全體國人的工資停滯當是重要原因；而相較於基本工資難以大幅調高，這恐怕是更根本、更須加以正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