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建立基本工資的調整機制才是善策

* 2010-09-15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這段期間國內基本工資調升一事引起各方矚目,勞委會在週一召開審議委員會後,決定將現行基本工資調升3.47%。對於這個調幅,資方認為太高,勞方認為太少。由於本案仍得經行政院核定後才生效,近期內這場基本工資的論戰,看來仍然難以落幕。

 古典經濟學雖強調透過市場來解決價格問題,但對於勞動市場,多數經濟學家卻格外謹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還特別以專章來討論工資一事。有關勞工與僱主對工資的爭議,他認為大環境對勞方不利,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方,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至於工資是否應該調升?亞當斯密認為最終仍決定於一國的國富(national wealth),只要一國的國富(所得及資本)能持續成長,工資也將隨之提高。

 亞當斯密的論述雖距今已兩百多年,但對我們現在爭論是否該訂基本工資、基本工資該如何調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近年來包括政府部門的官員經常認為:「基本工資應交付市場決定,政府無需插手;如果政府硬是要調高基本工資,最後可能使得企業出走,國內弱勢勞工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持平而論,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其實不然。

 我們認為最近許多人在論述基本工資時,一直忽略「基本」二字。今天討論的是「基本工資」,而不是一般的「工資」。換言之,今天基本工資調升並不代表多數勞工的工資也跟著調高,只是讓那些邊際勞工、弱勢勞工的處境能稍稍緩和一些,如此而已。不論從亞當斯密的思想或人道關懷的觀點來看,調整「基本工資」以維持勞工起碼的基本生活,豈是過份的要求?

 台灣目前就業者1,053萬人,受僱者約有814萬人,而此次基本工資的調升,受惠者估計僅139萬個本國勞工。不論從基本工資的升幅,或其占受僱員工的比重來看,其影響並沒有外界想像的大。況且基本工資自民國86年調升至15,840元後,僅於96年上調至17,280元,即使如今再調升至17,880元,86~99年的升幅也僅12.8%。這個基本工資的升幅,依然低於同期間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的升幅17.5%。

 基本工資的調升事關重大,但每次只要碰觸到這個議題,勞資雙方永遠沒有交集;勞方總是認為調的太少,而資方則認為給的太多。與其如此年年爭執不休,虛耗社會成本,不如由勞委會邀集勞、資及學界代表共同訂定一個「基本工資調整機制」。這個機制也許可以綜合受僱員工薪資升幅、非薪資報酬增幅、消費者物價漲幅等指標加以訂定,至於未來多久調升一次?調升幅度多大?則悉數由這個公式客觀地決定。如此既可使弱勢勞工在多變的環境中獲得合理的待遇,也可使資方估算人事成本的不確定性大為降低。

 但我們相信,一談到制訂這個「基本工資調整機制」,必然又會引來許多的論戰。譬如說該納入哪些指標,門檻訂在什麼水準,幾年調一次等等,必定會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但與其年年爭吵,不如畢其功於一役,如此對社會和諧及勞資雙方都才有利。

 人情之常,僱主總是把工資的調升視為成本的增加、獲利的減少,從而不願調高工資。但是若從總體經濟的觀點而言,可能會得到相反的結論。近年由於國人薪資停滯,已使得民間消費成長率,由十年前6%以上的水準降至2%,消費趨緩也已使得商業活動長期陷於低迷。在產業關聯的影響下,各業皆受拖累,工資停滯對總體經濟的衝擊之大、之深,於此可知。

 事實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談論工資時,也曾就工資與總體經濟加以探討,他說:「勞工、僕人及各類職工占社會總人口比重極高,若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對社會是不利的,這樣的社會也絕不可能繁榮幸福。而且,供給全體社會衣服、食物、住所的人,只有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能夠分享一部分,這才算是真正的公平。」 壯哉!斯言。但願未來勞、資研訂基本工資調整機制時,資方能師法亞當斯密,以恢宏的思維來評量此事。

 在討論基本工資這項議題之餘,我們也查考了各國近十年的非農部門工資變化,發現近十年(1999~2009年)南韓每人月薪已由 1,298美元升至2,053美元,新加坡由1,659美元升至2,662美元,甚至日本也由3,104美元升至3,369美元。反觀台灣幾呈原地踏步,只由1,265美元升至1,276美元,十年間我國薪資增幅遠遠落後於亞洲其他國家。台灣基本工資十多年來難以成長,全體國人的工資停滯當是重要原因;而相較於基本工資難以大幅調高,這恐怕是更根本、更須加以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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