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盃足球賽看台灣處境

 自由時報 2010.06.19 社論

一星期以來,最受世人矚目的新聞,當屬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世界盃八十年來首次在非洲舉行,不僅肯定非洲國家於國際足球運動的新秀地位,顯示足球在舉世廣受歡迎的程度,且選在有「彩虹國度」(Rainbow Nation)稱號的多種族國家南非舉辦,更凸顯了人類不論種族、膚色、信仰、國家儘管差異,經由適當安排,仍可和平進行運動競技。我國雖然在世界盃資格賽就出局,無緣參加三十二強競逐,國人觀賽興致仍頗高昂。事實上,處在無關勝負得失的情境,國人或許更能欣賞足球美技,省思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種種。

 

自從世界盃一九三○年於南美烏拉圭首次舉行,足球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最普遍的運動。以這次第十九屆世界盃為例,從二○○七年開始進行資格賽以來,有二百零四個國家代表隊角逐,參加國家之多,僅次於奧運。足球風靡全球,主要在其簡單普羅,不需昂貴的器具或場地,人人可踢,且只要妥善發展,窮國也可擊敗富國。正由於足球簡易的特性,它比其他同樣源自英國十九世紀中葉維多利亞時代的高爾夫、板球、網球及橄欖球,更為普及,並從早年的歐洲、拉丁美洲,擴及亞洲、非洲;近年電視、網路等資訊傳播的進展,更加速世人對足球的熱愛。

 

隨著足球運動全球化,它也成為國家特性或榮耀的具體表現。足球場上九十分鐘、每隊十一人的競逐,需要技巧、速度、體力、意志及團隊精神;球隊在球場的表現,因而反映其球風、策略及民族性。巴西的細膩腳法及表演,有如跳熱情的南美舞蹈;德國重視技巧及團隊,踢球彷彿打造精密機械;兩韓的鬥志、強悍及戰術,凸顯不屈不撓的民族性;英格蘭全場奔馳,反映奮戰不懈的足球發源古風。從而,參加世界盃除了有豐厚的報酬,帶來群眾熱情,也等同於國家榮譽。

 

世界盃選在南非舉行,除了非洲足球隊近年表現亮眼,也有促進南非種族和諧的用意,有如一九九五年的橄欖球世界盃,在南非曾有增進種族和諧及民主團結的作用。南非曾是我國友邦,在一九九○年代民主化之前,與台灣一樣,都處於少數統治的威權時代,執政黨甚至同名為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台灣,來自中國的流亡政府以戒嚴令及白色恐怖維持少數統治,南非的國民黨則公然實施種族隔離。與台灣幾乎同時,南非內有曼德拉等黑人多數爭取民主,外有國際社會要求廢除種族隔離的壓力,國民黨經由白人領袖波塔、戴克勒克的改革,南非不但走向多數統治,且經由制憲、改旗歌而蛻變為民主國家,戴克勒克與曼德拉並同獲一九九三年諾貝爾和平獎。同樣重要的,由杜圖(Desmond Tutu)主教所主持的真相調查委員會,樹立了轉型正義的國際範例,也是台灣直到今天尚未完成的重要工作。至於南非國民黨,二○○五年解散;相較於中國國民黨再班師回朝,仗恃全球最大黨產「完全執政」,關鍵在轉型正義是否落實。

 

除了南非,國人也可從北韓的表現,得到對照。人口與台灣相近的北韓,這是第二次打入世界盃三十二強賽,一九六六年,它曾擊敗義大利,晉級八強。北韓這次不但在首戰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僅以一球落敗,其球員的國家認同及精神力量,同樣令人刮目相看。誠然,北韓在民主人權外交屬於「惡棍」,但即使如此,它與全球各國建交,參加聯合國等二十五個國際主要機構,並都以正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PRK)行走國際,包括參加世界盃,都是台灣所不及的。

 

國際比賽,原係增進國家榮耀及國民認同的重要場合。然而,我國長年在國際運動比賽場合,從國名到旗歌,同受壓制,連媒體也多以「中華隊」自稱,台灣需要正名。不過,事在人為,去年七月在高雄市所舉辦的世界運動會,雖然並未突破「奧運模式」,但是東道主陳菊市長歡迎各式旗幟進場,許多觀眾還以稱呼及加油歡呼等實際行動,為我們國家代表隊「台灣隊」正名。如果說,馬政府拿「奧運模式」來為虎作倀,踐踏自己的國家地位及象徵,高雄世運已然為國際比賽在台灣,邁出不自我作踐,進而維持尊嚴的重要一步,也凸顯了只要齊心協力,眾志可以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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