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與手機

Toilets and Cellphones

2010年5月24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羅傑科恩(ROGER COHEN)

編譯:黃怡潔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日前得知目前在印度手機比廁所還多,對於這樣的現象我感到相當好奇。根據一項聯合國的研究,印度幾乎有一半的人口,約五億六千三百七十萬人,迷上現代通信設備,然而卻只有三億六千六百萬人有在使用現代衛生設施。

這樣使私人網路超越公共設施的發展,可以視為是有偏差的發展。這可被視為一個市場超越政府的實例:當Nimble手機公司正在賺錢的同時,緩慢的政府就連阻止因公開排便所造成的水傳疾病蔓延傳播也無法做到。或者這也可以被視為不過是印度人對於他們優先權的選擇。

確定的是這擁有手機的五億個印度人已經居住在平行的宇宙,那裡就是他們的共同的精神社群,也許包括了遠在倫敦易斯維爾經常接觸的家人。而他們的物理社群(本身生活條件)則是衣衫襤褸的貧困村莊和官僚惰性。簡訊蓬勃發展,公共衛生凋零。

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樣的二元性是現代情勢,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國家和政府的精神分裂症。

一方面,人們透過科技和世界接軌,因此能夠選擇自己真實或虛擬的社群,而不再只是在自己瘋狂的網路世界裡控管,這些日益自主的人開始輕視國家和政府。

如同Mark Lilla在美國紐約書評茶會活動中注意到的,一種幼兒脾氣般幼稚、不理性的個人主義,這樣個人主義的表達橫行,他們只會說:我想一個人獨處。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地球近來和金融危機緊密連結並處於崩潰邊緣,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不利,對任何社會而言共同遵守的制度是必要的,關注到以上這些情況,人們於危急時刻開始要求政府介入並救援他們。

在某些模糊的層面來說,John Stuart Mill的話仍引起迴響:「這想法和一個只由金錢利害關係連結起的社會是不相融的。」

我們知道“應該要有中央政府“的觀念以及“由金錢利益結合“的社會是不相融的,但是這種想法和這種社會卻主宰了世界過去的二十年。

中國和印度迅速致富成為一代財政大國,而非社會福利大國。這些結果已經完全顯現。

冷戰後的歐洲,柴契爾主義仍留存,市場、社會以金錢掛帥,失去共同目標,政治和社會凝聚力不在。

今日歐洲的危機在於整合緩慢,而以共同貨幣做為整合歐洲的基礎本為防止二十世紀的恐怖,但卻淪為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反移民的民粹主義。歐洲現在的困境跟歐洲統合的理想誰勝誰負還有待觀察。

在美國,茶黨運動的快速成長代表了,Lilla所說的,“民粹主義的暴亂“,這個運動實質上反抗所有形式的政府管制。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暴民政治。

然而這個暴民政治的主因是財政壓力所造成的憤怒。這個財政壓力的根源於抵押債務責任和信用違約往來所造成的金融內爆。這些問題相當艱鉅,卻都不受到政府的管控監督,而且最終成為人民集體反抗的原因。

這就是我上面所指的精神分裂:我要自由,不要責任,直到需要國家救援為止。

我們已經進入了 Tony Judt所說的“不安定的時期“。不管用任何觀點而言,我們,西方人,都活在市場經濟的危機之中,或者至少是純粹市場驅動的個人主義的危機之中,被債務所包圍著。樣的個人主義佔據著冷戰後二十年的世界。快樂的時間已經結束,而報應接著來臨。

國家和市場之間,廁所和手機之間,新的平衡點等待著定義。近代的歷史就可以告訴我們財政崩潰與社會分裂的殘爆後果。私人網路並不能挽救公共利益。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10/05/25/opinion/25iht-edcohen.html

 

附錄:

茶黨運動是一個於2009年初開始興起的美國社會運動,主要參與者是主張採取保守經濟政策的右翼人士。茶黨運動最初是由部分人士對2009年刺激經濟復甦計劃(正式的說法為2009年復甦與投資法案)的抗議發展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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