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政治哲學如何與身處的社會互動：一個台灣哲學家的嘗試／謝世民
　　政治哲學家可以研究非常抽象的問題，如「甚麼是政治？」、「參與政治是美好人生之構成要件嗎？」、「合乎正義的政治社會是否可能在人間出現？」；也可以研究相對而言較具體的問題，例如「在什麼條件下、針對什麼問題，民主決定具有(如果有的話)正當權威(因此，該社群的成員即使不同意也有義務遵守，而且/或別的社群也有義務尊重)？」，「為什麼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是不合乎正義的？」。在特定社會中工作的政治哲學家還可以研究(通常也會關心)非常具體的政治問題，以台灣為例，譬如「台灣人民是否有權利去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居住在台灣社會的原住民族是否有權主張政府歸還各民族過去被統治者強占去的土地？」、「ECFA是否應該透過公投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才具有政治正當性？」、「什麼樣的民主對台灣社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這些問題，不會因抽象程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我傾向於持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所倡議的包容態度︰我認為，對台灣社會而言，這些問題同樣重要，在台灣社會工作的政治哲學家，可以因個人能力、興趣、訓練而分工，但不因所處理的問題在抽象程度上不同，而有貶低或批評同行的理據；具體的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只要大家在各自關心和設定的問題上，把研究做好、嚴謹地論證自己的答案或方案，那就是資源，那就會對同行(包括在其它社會工作的政治哲學家)和自己的社會有用，只是遲早而已。 
　　不過，這種強調抽象／具體相依的籠統說法，雖然正確，但恐怕難以令人十分滿意。在台灣工作的政治哲學家，時常被要求去證明自己確實有存在的理由︰去「具體地說明」自己關心和研究的問題「如何」與台灣社會相干或「如何」對台灣社會有用。這種要求是非正式的，是一種氛圍、一種質疑的眼神，特別當學生來找我討論、釐清自己是否決定要投身政治哲學的研究行列時，或者遇見其它學門的學者時，我都感覺得到。我自己並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要求，畢竟我工作的條件是台灣社會提供的，至少我必須努力去把自己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做個定位，和社會對話，接受這個社會的公評。當然，任何這類的說明總是有其極限的，因此，我也希望社會有最大的容忍度，即使在政治哲學對台灣的意義和價值未臻顯明之際，能夠保持耐心，以免扼殺了政治哲學家可能的貢獻。 

書名：族群平等與言論自由 

歧視仇視的言論也享有自由嗎？／謝世民
　　眾所周知，自由主義對於個人的言論和表達自由非常重視，一向將它列為一項基本權利，以凸顯它的重要性，不容許政府恣意限制。生活在憲政民主社會的人，一般而言，很少會懷疑言論和表達自由權是一項基本權利，而且對於涉及言論的具體問題也有一定的共識：例如，政府一定不得限制人民公開批評其施政的自由，但言論自由權並不保障任何人利用不實廣告欺騙消費者的自由；不保障教唆犯罪的自由；不保障毀謗和公然污辱特定他人的自由；不保障洩漏軍事機密的自由；不保障我們在深夜使用擴音器進入住宅區演說的自由；不保障任何人在戲院或人多的公共場所裡開玩笑地喊「失火了」的自由。不過，言論（與表達）之自由這項基本權利，到底旨在保障什麼樣的自由，以及為什麼這樣的自由如此重要，大家並不一定真的有共識。否則，對於「社會公認猥褻的言論」、「歧視或仇恨的言論」等等是否受到言論自由權之保障，我們就不會還有難以解消的爭議。郭冠英事件之後，許多人強烈認為，我國有必要制定《反歧視法》或《族群平等法》，禁止「讓特定族群感覺受到歧視或仇視的言論」。對於這樣的立場，我目前傾向於持保留。我認為，一旦對於言論自由權有了較為完整、準確的理解，我們應該可以看出，有很好的理由反對政府以強制的手段去禁止「社會公認猥褻的言論」以及「歧視或仇視的言論」。 

強推道德教材 不道德！（謝世民）
 作者：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出處：中國時報言論廣場2011-07-03  ）

觀念平台－器捐能否採推定同意制待商榷

2011-12-23 01:03

 

中國時報

 

【李尚仁】

提升器官捐贈的新策略
【中國時報A14/時論廣場/謝世民（作者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將來民眾若願死後捐出器官，健保局就會直接在健保卡加上註記。由於我國目前採取知情同意勸募制度，這項新措施是否會增加器官的捐贈率，值得觀察，但不宜樂觀。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李伯璋教授的統計，我國可移植器官數量嚴重不足：今年截至九月十三日為止，計有七五六九人等待器官，但可供器官移植的屍體僅有一五○例，供需嚴重失調。 
從救人義務（拯救器官衰竭者的生命）、降低健保的負擔（據估每年洗腎費用約佔健保支出之七％）、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來考慮，不以同意為基礎的「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應該是值得政府考慮的備選方案：在這種制度下，任何人（不論貴賤貧富）過世後，器官一律自動成為社會的公共資源，器官供需失調問題自然消失，甚至也可以保護窮人免於被迫販賣器官、解消活體器官捐贈所涉及的倫理難題和性別不平等。 
不過，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有違自由民主社會必須謹守的個人自主性原則，也不尊重死者家屬的態度，各國政府可能也因此恐懼民眾反彈，不敢貿然實施。當然也有可能，政府官員本身其實也相信這樣的制度確有侵犯個人自主性、或冒犯家屬情感的嫌疑。 
這些可能的疑慮，就理據而言，其實相當薄弱，恐怕經不起嚴格的分析。如果政府真的必須妥協，較恰當的選擇應該是「推定同意但可選擇退出制」，而非目前的知情同意制。理由如下： 
就自主性而言，我們誠然必須承認，政府不得代替個人做醫療決定，醫護人員更不得在未經病人知情同意下，實施侵入性的醫療行為（除非病人已經無法表示意思、家屬缺席，而且生命垂危）。因此，許多人通常也會認為，對於如何處置自己的遺體，個人也應該享有類似的自主性：如果我們生前不願意死後被開膛剖腹、想保留全屍入殮，那麼，任何人或政府都必須尊重甚至保護。 
不過，就遺體而言，這裡的尊重和保護應該是原則性的：一旦個人的死因對公眾利益有重大影響（例如，為了定罪或發現是否與傳染病有關），國家可以基於合理的判斷解剖我們的遺體。同理，在器官供需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國家當然可以為了拯救器官衰竭病人的生命而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因為就人際之間的道德義務而言，我們彼此負有救人義務｜｜除非救人者必須同時做出「代價不小」的犧牲（例如，割斷自己的手臂或財務破產）。 
要推翻或質疑這裡的人際義務，任何人都必須說明為什麼「不能全屍入殮、死後器官被國家強徵」，對個人或家屬而言，是個「代價不小」的犧牲。不過，這並非易事：我們可以理解家屬情感上的不捨，但是，若非訴諸某種宗教信仰，一時情感上的不捨並不必然表示那是「代價不小」的犧牲，畢竟任何人的遺體在死後，不是很快就化為灰燼，就是很快腐朽、回歸自然。然而，就人際道德而言，訴諸宗教信仰並不足以限縮自己救人義務的範圍。 
如果這樣的人際義務確實存在，那麼，要鬆動國家強制徵收屍體器官的正當性，我們就必須說明為什麼國家並不宜強制貫徹此一人際義務。對此，我們能夠想到最強的理由應該是：一個真正尊重個人自主性的國家，必須允許人民在某類事情上有「犯錯」的空間，而基於「宗教信仰」不同意國家強徵自己死後的器官，可能就屬於這類的事情。若然，即使政府不宜推行「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也不應該維持目前的知情同意制，而是應該改採「推定同意但可選擇退出制」（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法國、奧地利、挪威學習），徹底解決我國器官供需失衡的困境。 

民主政治的三大價值

2012-01-14 01:17

 

中國時報

 

【謝世民】

罐頭學生 反霸凌

自由時報 2011.01.15◎ 張花冠

為防制校園滋擾事件，教育部通令學校星期一、星期四通報霸凌事件，星期二、星期五迅即處理，且推動「校園反霸凌法」的立法，將施暴者施予空間抽離的懲治方式，抑或是個別相關利害人士的連坐處分，並且規定一旦發生霸凌事件，校長與地方政府都有責任。我擔心這樣的手段不但無法對症下藥，反而模糊了教育本質，根本是本末倒置。

國高中學生，友誼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學校中同儕關係的友善關係是這群學生正在捉摸的，有人可能是以碰撞的方式，有人以親暱的方式，有人以書寫的方式，各種方式都在小孩的試探中，同時去測試彼此的界線，可接受程度。

2011-01-05  中國時報  【謝世民】
 

捨二代健保 聽不到窮人悲鳴？
【聯合報╱林國明／台大社會系副教授（台北市）】

2010.12.21 02:43 am

對廿日陳孝平「別毀了烏托邦，漸進改革健保 」一文，筆者有不同看法。該文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健保實施「家戶總所得」的保費制度，二代健保的改革主張顯得冒進。此說有澄清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