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無效率,又不學術,更不辦教育 —新自由主義下一無是處的大學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收錄於:陳光興&蘇淑冠(編),《當前知識狀況:2007亞洲華人文化論壇》(台社論壇8),pp.259-266(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2007.12)。

近年來在「追求卓越」以及「擠入世界百大」的口號下,政府以大/多筆的「附條件撥款」(conditional grant)綁住各大專院校,並實質上指揮大學「改變體質」。結果如何呢?

一、市場邏輯下的大學邏輯

在「市場邏輯」下,大學有了以下面貌的改變:

 

1. 自籌與競逐經費

市場邏輯篤信「有競爭力者就有錢」,因此各校院系開始有著「賺錢壓力」。然而,錢從哪兒來?最常見的就是以下兩招—

第一招可稱為「五『軌』搬運法」:除了傳統的大學部、研究所碩博士班外,各種五花八門的非傳統「學程」、「學分班」與「專班」或「研究所」競相開設。但教育部講得很白,「員額」不當然因此開放,結果就是數量有限的教師們疲於奔命賺「業績」。以政大來說,「公企中心」接了許多業務,學分班與在職專班生意興隆。

第二招則是巧立名目,爭取政府補助經費。由於政府的補助,往往不是給予固定、長期的撥款。如果沒有新名目,那就爭取不到撥款。於是教授們絞盡腦汁要搞出許多研討會、特別計畫等等的東西來爭取經費。

 

2. 成本概念高張

「成本概念」更加重要,所以研究生的「助學金」、教授的「研究補助」,乃至院系所的「經費」,都必須以item by item的方式斤斤計較支出。說不出名目,就拿不到錢。尤其是人文學術、社會科學的「長遠規劃」或「潛在影響」說詞,對管理階層而言毫無意義,自然愈發弱勢。

 

3. 辦不完的活動(研討會)

因為「金主」在乎即刻的「成果」與「回收」,大學與教授們都必須舉辦許多「拿得出去」的「成果」。結果就是忙於辦活動—尤以「研討會」為然。

4. 做不完的「計畫」

「皓首窮經」去思考基礎問題與理論,是不符合「效率」的。撥款與花錢,都必須以特定、具體、新穎的題目及計畫為依據。教授們為了爭取學校的「業績」,更被要求儘量想出各種稀奇古怪的計畫。活像腦力激盪與作文比賽。

5. 提高學費

「競爭力」來自「經費」,提高學費自然成了重要選項之一。教育部也拿「准許調漲學費」或「禁止調漲學費」當作對學校的獎懲機制。教育的市場化、私化,更趨明顯。

 

二、問題

這樣的轉變,真的有利於學術的發展,或是「競爭力」之提升嗎?只怕未必。我們看到的現象是—

就教育的終端「消費者」—學生—而言,學費提高,卻未必享受「消費者主權」。「學費」佔各大學預算的比率愈來愈高,但學生只有在「校務會議」中有寥寥數席樣版式的代表名額。連學費調漲的參與權都幾近於零。

更可怕的是大學教員在「競爭力」的口號與各種「逐利」管道增加之下,也只忙於教授「有錢的課」。EMBA或其他的在職專班、學分班,可能讓教授們每月多賺一倍以上的薪水;學校也汲汲於發展推廣部的課程。在教師們致力於「五軌搬運」之際,最「正統」的大學生誰來顧?如果計入各種「軌」,大學教授一週上課超過十五小時(私立大學甚至超過二十小時)者多有所在。使得我們在大學部的授課素質、開課數量均降低,剝奪大學生的學習機會;同時也讓教授們疲於奔命之餘,因心力交瘁,鞠躬盡瘁而無法在學術上求進步。

從學術研究方面,學者忙著進行「有錢的」研究—新穎的實用的計畫—但往往被迫放棄批判與基礎理論。大學的相對超然與批判角色,逐漸蕩然無存。「本土化」的研究,也只有在能夠配合民進黨政府的「去中國化」運動時,才能受到青睞。

此外,「齊頭平等」打破後,「弄得到錢的科系」或「看來實用」的科系才被認為重要。以法律系為例,教育部原則上不同意新設「法律學系」,但掛名為「財經法律學系」就往往可以通過。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觀點?

「卓越」通常也包括追求「國際化」或「全球化」。不過,到底這些國際化成果如何,實在可疑。雖然左派與右派對於「全球化」之研究,均汗牛充棟,但國內社會科學界對這些研究到底有多深入的反思與理解?尤其在急功近利(要急速看到「成果」)的風氣下,「假國際化」的作風毋寧是比較普遍的:要多次地「找外國人來」講學、參加研討會。或是增加教師們出國參與(或過水?)國際研討會的機會。活動多,如花蝴蝶般穿梭在各個會場的學者,是否就代表比較「國際化」?其對全球化之研究成果豐碩且有貢獻?

上述各項有個共同後果:這些計畫或補助措施的「成果」到底有多少,還不知道。但它的「行政成本」或「交易成本」則是很可觀的:筆者自己以及年資相近的教員,經常都為成天寫計畫書、應付管考、配合評鑑等手續弄得焦頭爛額。至於自己所設定的研究目標與專長,往往都無暇應付。那個議題紅、容易拿到錢,系上就會想要辦一串相關研討會,或是鼓勵搞相關的計畫。個別學者另類、自發的研究方向,不但不受到鼓勵,而且在「掙錢才是硬道理」的風氣下,甚至被鎮壓!

最後一點,「市場化」在欠缺捐款文化與制度基礎的台灣,其實大有問題。因為我們根本找不到競爭「市場」,財源基本上只有一個大宗—政府。所以結果是各大學院校,比以前更加依賴政府。以前的「齊頭平等」,至少讓大家無須時時刻刻盯著國科會或教育部的風向;如今這種「分殊化」的補助標準,卻讓各大學科系都成了見風轉舵的作文高手。政府更容易藉由「補助標準」,輕易地統一、操弄學術的規格。[1]國家機器在學術與教育領域的「議題設定」能力,極為有力。

 

三、其他儒林外史怪象

1. 誰是教育部心目中的「重點大學」

既然教育部(或其他政府)這個「金主」這麼重要,那麼怎樣的大學才能受到青睞呢?真的是在研究、教學、服務上面有績效的學校嗎?未必!在欠缺「多元金主」相互競爭下,政府這個「單一金主」的補助標準其實還是相當官僚本位。大體上,「重點大學」的特色就是:

第一,可以「爭面子」的大學。這包括了:(1)有「國際名聲」的大學:世界排名度高或知名度高。這也是教育部汲汲於創造「進入百大」大學的原因—至於這種「排名」的意義,是否值得批判,那當然在所不論。(2)「國內」政商界支持或喜愛的大學(院校科系所)。

第二,「聽話」(配合政策)的大學。例如,政府總是有著許多與政策有關之研究計畫,或是各類委員會,需要學者去「背書」。配合的系所與教授,就可以分到更多的研究計畫經費,參與各種政府委員會—後者除了微薄的出席費與審查費外,更因接近政府決策而容易成為企業界巴結的對象。「政商分離」與「利益迴避」往往對學者不太適用。校院系所,也會將教授們參加這類計畫或委員會,當作重要的業績,以滿足評鑑需求。

第三,不惹事的大學—別鬧出事情,讓輿論抨擊,更使核准設校或系所的教育主管機關面上無光。

第四,能夠自行找財源的大學。

 

至於真正的「學術成果」或「教學成果」,實在看不出這個政府真正在意這些價值。以「教學」為例,雖然在「五年五百億」以及「教學卓越計畫」,都有針對「教學」給予獎勵補助。然而除了一些統一格式的paperwork要求,以及奇技淫巧的「E化教學」之類的設計外,有什麼真正從受教者(學生)角度來看問題的措施?學生的評鑑,能影響教師的升等、績效、聘任與否嗎?

 

2. 異哉所謂鬆綁政策:該鬆的沒鬆,該管的放水

新自由主義在教育主管機關的「監督管理」上,也有了新面貌。「行政法人化」、「校務基金」以及所謂「學費彈性化」,都反映了市場私化的趨勢。然而,這些「鬆綁」或「市場化」其實只是「外觀上」的自主權下放。現實上面,真正自主的只有「籌錢方法」:自籌款項就能「自主」運用。[2]但在台灣民間、企業欠缺捐款傳統與能力的情況下,這些「自由」根本是看得到吃不著。而且更造成前述五「軌」搬運的結果。

這些看得到吃不著的「自主權」,其實帶來的是更嚴苛的管理。由於大專院校依然大幅依賴政府,但政府撥款愈來愈具選擇性,於是這些conditional grant就愈來愈緊綁大學。而管理的「內容」,卻仍不出「行政大於學術」(會計、人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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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困擾國內學者的SSCI而言,其實也是這個「撥款標準單一化」的結果。2003年,哥倫比亞法學院的中國法中心主任Benjamin Liebman來訪,得知台灣居然把SSCI當寶。搖頭表示美國法學界從沒把SSCI當一回事之餘,也對我點出:「不過我們不需要管政府訂什麼樣的指標,因為不靠政府的錢過日子。」

[2] 教育機關面對SSCI或其他的「標準設定」遭受質疑時,往往也說:沒有干涉學校自主,只是決定撥款補助標準—學校自主籌到的錢,隨便怎麼用都可以。

http://mypaper.pchome.com.tw/liaobruce/post/1305541157

創作者介紹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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