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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風向球-龍馬魅力 跨時空的颱風

* 2010-10-30

* 中國時報

* 【黃菁菁】

 在日本崇拜龍馬的人真是數不清,像現任首相菅直人因與龍馬同樣是高知縣出身者,因此常以龍馬自許。軟體銀行集團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孫正義在就讀高中時,讀了司馬遼太郎的長篇歷史小說《坂本龍馬》,因佩服龍馬脫藩的勇氣,而下決心赴美留學苦讀英文。

 即將在台播出,由福山雅治主演的NHK年度大戲《龍馬傳》,今年讓日本再度掀起坂本龍馬旋風,也使龍馬迷的年齡層擴大不少,無論男女老少都愛談龍馬,今年龍馬更為他的故鄉高知縣賺進不少觀光財。

 坂本龍馬雖是壯志未酬身先死的革命志士,卻始終是日本人心目中崇拜的歷史人物,經由小說、漫畫和連續劇的生動刻劃,更增添了龍馬的魅力,現在不只日本人對他的支持歷久不衰,連世界各地也陸續出現許多龍馬迷。

 龍馬的魅力到底在哪裡呢?我認為坂本龍馬紀念館設立宗旨的說明文最為貼切。高知縣為紀念坂本龍馬一百五十周年誕辰,於一九八五年在可眺望太平洋的桂濱浦戶城公園內建蓋了坂本龍馬紀念館,其建館的目的是要讓人們感受坂本龍馬「靈活的思考模式」「放眼天下的見地」「豐富的人際關係」及「果斷的行動力」。

 德川幕府末期西方國家紛向日本叩關,在「黑船來航」的影響下,出現許多不同派系的革命志士,有人主張尊王攘夷,有人主張推翻幕府,各派因思想衝突往往自相殘殺。

 一八三五年出生在土佐藩(現在的高知縣)的龍馬生在幕末的動亂時代,當時日本還是幕藩體制,乃上下、君臣觀念強的不平等保守社會,龍馬為尋求救國的務實對策而脫藩遊走日本各地。

 龍馬樂於接受西洋文化的洗禮,不畏幕府巨大的打壓勢力,堅持應推翻幕府,並與赴美學習海事歸國的幕府開明派重臣勝海舟一同策劃明治維新,主張脫古改新、廢藩置縣、人人平等,他在一八六七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前被暗殺身亡,結束了卅二年的短暫生涯。

 坂本龍馬最被推崇的是,在他的奔走調停下,和平地促使火拚最為激烈的薩摩藩和長州藩結盟,即所謂「薩長同盟」。他提出的船中八策奠定了明治維新的理論基礎,成為日本新國家體制的基本方針。

 龍馬的求知慾強,他四處拜訪名師,學習劍法又學英文、航海術,龍馬富正義感,只要認為是不合理的事就會想辦法改變,他看不慣各派系之間的暗殺、惡鬥,高呼大家都是日本人,應團結致力維新抵抗外侮,坂本龍馬也是提出「日本國」概念的第一人。

 事實上,龍馬的思想應可適用於現今的日本社會,日本經歷過長期的泡沫經濟,一直看不到復甦的曙光,加上近年來中國等經濟強敵壓境,國內政治的混亂,感覺好像越來越走進了死胡同。

 幕末時期許多日本人相信江戶(現在的東京)就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認為只要堅持鎖國死守著日本,不讓外國入侵就可安居樂業,但龍馬卻確信要超越國界,開放、維新,順應時代潮流,從天下的宏觀角度來看日本,這不也是現今日本應追求的目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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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不應忽視的新聞

自由時報 2010.10.16 ◎ 王丹

劉曉波獲獎,所有的媒體焦點都圍繞在他身上,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成為判斷中國政治風向的指標。但是,如果我們要判斷劉曉波獲獎帶給中國的政治衝擊,更要看看除了劉曉波本人的處境之外,中國其他地方發生的一些變化。有一些別的新聞也許更具有意義,因此不應當忽視。

比如據海外的博訊網報導:一些原來體制內的老幹部,在原毛澤東秘書李銳和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領銜下,十月十一日向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遞交了一份連署的公開信,題目是《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這份公開信的內容本身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因為就訴求而言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了,但是從連署人名單中,我們看到一個跡象,那就是:事情在發生變化。

在參與連署的人中,有一些是一貫積極鼓吹民主的黨內老幹部,除上述李銳和胡績偉之外,還有原人民大學校長江平,原中宣部理論局長鐘沛璋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簽名者中出現了一些原來行政級別相當高的老幹部,而他們完全是新面孔,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這類呼籲政治改革的聲明,其中包括原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周紹明,原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原工人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胡甫臣,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永成,原福建電視台台長俞月亭等等。

這些新面孔的出現是劉曉波效應的一個顯現,也就是說,劉曉波獲獎,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內部民主派,國際社會的如此聲援使得他們對於自己的訴求具備了更大的信心,勇氣因此也得以提升。我們知道,專制者的統治秘密在於讓人民心生恐懼,同樣道理,如果有一天,人民心中沒有了恐懼,大家都撕下面具說出真相,專制統治的末日就到了。這就是劉曉波的意義:他用自己的勇敢換來全世界的支持,從而鼓舞與激勵了其他的人。從這一份公開信我們就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苗頭。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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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眷村 現成反證

自由時報 2010.10.13◎ 王思為

日前軍方以眷村行政中立為由對楊秋興左營眷村後援會施壓,要求停止出借房屋並拆除楊的選舉看板,後援會會長亦宣稱許多眷村居民遭到壓力不敢參加後援會成立大會。但以往宋楚瑜選總統、高雄市議員楊色玉參選、立委謝啟大參選,都曾在眷村設服務處,現卻昨是今非,道理究竟何在?其實,這樁醜聞的背後意涵,就已經明顯地讓國民黨政府執意操作二○一○總統大選「不在籍投票」的正當性破功了!

近來有許多媒體言論強力地替不在籍投票背書,認為這純粹是馬政府對選舉權保障的一項功德,也是人民行使選舉權的一項便利措施。然而話講得再好聽、修辭用得再溢美,護航的意味就更濃厚。因為其中有個淺顯的論述謬誤,就在於「民主選舉絕不等於投票行為本身」。

在投票日之前的選舉過程當中,有關候選人條件、候選人政見、候選人間的意見交鋒等等所引發的選舉討論與辯論,才是所謂民主選舉中應該注重的部分!而不是讓大家只能在投票日當天去投票所投下那一張票的行為而已。換句話說,如果選舉過程中間的資訊是被壟斷、篩選、過濾甚至是扭曲的,致使選舉人無法接觸到充分且完整的選舉資訊而有獨立自主的判斷,那麼他投下的這一票意義究竟何在?背後的公平性何在?他這個選民只夠格成為特定政治勢力的動員禁臠嗎?

國民黨政府非要在二○一○年的總統大選推動不在籍投票,企圖綁住在營軍警的票,是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不過政策說法卻是荒腔走板、令人不忍卒睹。簡單地說,既然要普及選舉權,那麼為何唯獨總統大選才能辦理?立委選舉難道層次不及總統大選嗎?國會主權的重要性就可以被忽視嗎?倘若所有選舉都無法比照總統大選辦理不在籍投票,這又算是哪門子的權利普及?

(作者現任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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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籍投票 時機未到 須先試辦、檢驗

自由時報 2010.10.13 ◎ 李慶烈

不在籍投票近日終於浮上檯面。不在籍投票的程序較為繁複,需要較多的人員申請、登錄、比對、校正等流程,且有賴長期穩定可靠的電腦程式與人員訓練,其初期的公正性較難掌握,恐成選舉紛爭的來源。

不在籍投票將影響近百萬人民的投票權益與交通、時間的成本,整體來說,這是一項必須立即審慎規劃、有待逐步檢驗測試的改革事項,且應先經由地方型小選舉(如鄉里長、縣市長)的檢驗,逐步累積經驗與人民的信心,並以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的肯定為首要的考量,再逐步擴展到中央型大選舉(如立委、總統)。

相對的,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與投票時間延長的變革,則是另一重要也將影響逾百萬人的投票權益之亟待改革事項(根據九十七年中選會的民調計算,「週六仍需上班」族群受影響者約佔合格選民的六.○七%,即一○五萬人左右)。而且此「變革」,在技術面上皆相當容易執行,是一項隨時可以進行的簡單改革,既無上述公正性的困擾,也可提高民主正當性,有助社會的公平與和諧。

(作者為淡江大學電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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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完善的台灣民主

* 2010-10-11

* 中國時報

* 【謝世民】

 在大家熱烈慶祝建國即將百年的時刻,我們仍需思考,台灣是一個各方面仍然有待完善的民主社會。甚至就民主本身而言,台灣雖然已經受到廣泛的肯定,但通常也被國際學界列為新興民主國家。台灣的民主需要進一步鞏固與深化,應該是國人目前的共識,不過,對於如何深化台灣的民主,大家仍有不少歧見。最近的實例是,內政部公開表示要推行不在籍投票制度,但立即受到在野黨的質疑,而針對在野黨不斷倡議的「調降公投門檻」,執政黨似乎不會同意。然而,就民主的深化而言,朝野兩大黨的立場其實各有盲點。

 除多數決外,民主至少還有三個理想的面向。作為政治權力的分配機制,民主首重公平的選舉制度;作為集體決定程序,民主首重以「公共理性」為本的開明審議;作為政治參與的形式,民主就是平等參與。這三個面向正是衡量一個社會的民主是否完善的指標。

 就這三個理想面向而言,台灣的民主,由於政客的私心以及金錢的影響,瑕疵和缺陷仍多:就選舉程序而言,小黨難以公平地分享政治權力;就審議品質而言,立法院的整體表現則一直令國人失望,不時背離公共理性的誡命;就參與形式而言,目前公投成案的門檻過高,造成了人民與政治菁英之間政治參與的不平等,而也由於我國尚未實施不在籍投票制度,為數眾多的人口常因就學、工作之故而失去了投票機會,等於制度化了人民之間的參與不平等。

 目前在野黨對於不在籍投票制度的疑慮,主要著眼於「軍警票會受到控制」以及可能因而產生更多涉及「投票、運票、開票」的紛爭,因此並不贊成在重要而敏感的總統大選中實施不在籍投票制度。持平而言,在野黨的這些疑慮,並非完全沒有合理的基礎,因此值得政府認真看待,務求在制度運作的細節上,不僅要有周詳的設計,更要反覆模擬演練,俾使整個選舉過程公開透明、不留任何可以讓人合理懷疑的空間。而在野黨除了積極監督之外,也應以樂觀其成的態度來看待不在籍投票制度,宜以國民黨人當年反對總統直選為鑑,切忌因為勝選考量而站在民主的對立面。

 至於公投成案的門檻問題,國民黨政府則必須展現深化民主的誠意。無可否認,公投案通常是在議會表決失敗的政黨和政治菁英所動員出來的,但不必然如此。公投制度的價值在於縮小民眾與政治菁英之間的參與不平等,應該是清楚的。一般民眾在投票選出代議士後,政治參與就停止了。平時會加入社運團體發起的連署、遊行民眾畢竟是少數,而社運的力量在多大程度可以直接改變政治,恐怕也不盡樂觀。為了要確保人民不能訴諸「參與不平等」而對於政治菁英的審議結果有合理的抗議(進而採取「非法的」政治參與手段,如街頭暴動),公投通常是民主國家必須採行的對治方法。

 公投成案的門檻到底多低才恰當,誠然沒有自明的切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成案的門檻越低,異議者訴諸「參與不平等」的抗議,其合理性也就越低。另外還值得強調的是,長期而言,人民選擇公投這個手段的必要性,應該會隨著選舉制度公平性的增加、開明審議程度的提高而遞減。因此,執政黨與其擔心公投成案的門檻過低會誘發過多的公投案,不如更積極地去推動其它的政治改革(例如調降政黨補助的得票門檻、取消選舉保證金制度、改採連署制等等),在制度面上中立化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力,逐步地實現公平選舉和開明審議的民主理想,為完善化台灣的民主克盡自己的政治義務。

 (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10110030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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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德統一不值得參考 只能引為借鑑

2010.10.02 Nownews.com

悠然

 高雄,博,政治學研究者,專攻政治史與政治理論,譯有政治學、行政學等教科書。作者有個人部落格http://blog.nownews.com/santafair/。

 

馬英九在9月接見曾經在德國總理柯爾麾下服務、參與過兩德統一大事的德契克(Dr. Horst M.Teltschik),希望能與德契克分享兩德交往過程當中的經驗,也許可作為兩岸關係的參考。其實他不知道,兩德統一正是柯爾為了挽救自己原本低迷 不振的政治聲望而強勢主導的,當時的東德政治菁英基本上是無助又無奈。統一的真相是西德併吞了東德,結果是讓西德的財團得利,東德人民大量失業、淪為二等 公民。

東德共黨政權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與克倫茲(Egon Krenz)相繼下台後,主張改革的莫德洛(Hans Modrow)臨危受命,組織政府。他與當時新興的自發性人民團體希望都能將東德改造為一個民主而獨立的國家。


至於兩德關係,則期待能以邦聯的形式來進一步維繫,以便能從西德取得必要的支援,來推動改革。然而西德柯爾政府卻成功地介入東德有史以來第一次的 大選,使主張邦聯論的東德政治團體下野,扶持接受統一的集團組閣。此後,柯爾政府又拒絕接受由全體東西德人民共同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方案(基本法第146 條),而採用將東德分解、併入西德的方案(基本法第23條)。這個過程使東西德人民失去藉由共同討論一部新憲法而形成一個共同體概念的機會。將東德分解、 併入西德的方案,使西德的制度在未經周延討論的情況下,就被強加在東德社會。「統一條約」的規範,就明顯是以西德法為優位。此種安排不但不能化解東德社會 自1970年代起將兩德視為「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概念,反而使東西德社會在統一之後反而有更加明顯的界線。


統一前夕德東社會受到當時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倡導改革的影響,原本在教會保護下運作的草根團體,發展成燎原的群眾運動,並組織新的政黨,組成圓桌 會議。這些自發性的政治參與,原本是東德社會脫離「權威國家」的大好機會。然而統一的過程,西德各類組織團體紛紛向東擴張,整併了這些新興的政黨,使得德 東社會「市民社會」的發展也跟著受到扼殺。其次,統一之後德國聯邦政府對德東的菁英階層做了一次整肅,不但從東德領導人何內克以下的政治人物常因各類政治 因素受到調查、起訴、免職外,具有社會主義統一黨一定以上黨職身份、或是曾為國家安全部提供情資的公教人員,也都面臨被清洗的命運。而接替擔任高級官員職 務者,大多數為西德人。前東德政權本來就遺留給德東人士「菁英主導的遺緒」,統一後東德的菁英又遭到清洗,於是在政治上的冷感與不信任乃更加強烈。


統一後,德國聯邦政府將德西的制度全盤移植到德東,主要是依據「國家條約」的規範。東西德馬克以優惠匯率兌換的結果,導致德東的產品失去競爭力, 出現比大蕭條時代更嚴重的傷害。私有化政策則產生了德西人士主導德東企業,以及德東人士大量失業的現象。東西德統一的過程中,依據「統一條約」的規範,原 本即已導致德東高階公教職缺由德西人士掌握的現象;私有化政策又進一步造成德東企業主管由德西人士擔任的趨勢。結果就出現德西人士主導德東社會的現象。由 於德東社會原本就有公民無力感的制度遺緒,德西菁英取代了德東菁英,更進一步使德東群眾對於公共事務更加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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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認真問問「民國是什麼?」

【聯合報╱楊照】

2010.10.01 03:20 am

「民國百年」將至,台灣這邊想的是如何在明年辦轟轟烈烈的各種活動,最好是從下個月台北國際花博的開幕煙火開始,一路一直延續到明年十月,熱熱鬧鬧、風風光光。

然而在中國大陸,最新一期的『新週刊』,想的、討論的,卻是「民國範兒」,翻作台灣習慣用語,應該是「民國典範」,或者更白話些說,那就是張大春的一個專欄標題「這就是民國」。

「民國」是什麼?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上存在過的時期,那個時代的特色是什麼?有怎樣的精神,有怎樣的人物,又有怎樣的生活?這是「民國範兒」要問的問題,換句話說,要整理、追究「民國」的歷史實質內涵,看看「民國」和前面的清朝、後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根本差異?

問題是,「民國」不只是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民國範兒」當中至少有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之後,隨著流亡的國民政府遷到了台灣,構成了台灣歷史的重要元素,進而留存在今天台灣社會與台灣生活裡。因而「民國範兒」的討論,也就有一部分轉身變成了對於現實中國大陸與現實台灣的差異比較了。

『新週刊』的編者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特別在專訪中問陳丹青:那到底台北留了多少「民國」生活、「民國」意味呢?好問題,但是這問題,顯然不能問陳丹青,至少不能光問陳丹青,最應該來回答這問題的,畢竟還是台北人,不是嗎?

如此對照,就看出台灣顯眼的欠缺。欠缺了『新週刊』顯現出的那種對於「民國」的好奇。從政府到媒體到一般民眾,誰在意「民國」是什麼?政府準備民國百年,想的都是活動,沒有真正的歷史關懷;媒體碰觸到歷史問題時,則通常將民國百年做成了「台灣史百年」,做百年人物、百年生活、百年變遷…等專題,但這與「民國」何干?又為什麼要在民國百年來做呢?如此普遍的百年台灣史整理,滬尾開港百年可以整理,馬關條約百年可以整理,台北建城百年可以整理,整理出來的內容也都同樣是那一套,何必民國百年?

說好聽一點,這是凸顯了台灣史的「主體性」。然而實質上,卻是抄寫粗疏的台灣史資料,忽略了構成台灣歷史與現實的種種因素細節。現實台灣絕對和「歷史民國」脫不了關係。民國精神、民國價值,不論好壞,透過了政權,也透過了教育體制,進入台灣人一般生活中,改變了原有的日本影響,才混合出今天的特質特色。要鋪陳、彰顯今天的台灣是什麼,本來就需要有對「民國」的深刻認識與討論吧!

台灣不是也不能是「歷史民國」的復刻版,然而同時台灣也不可能從自己的生活底層徹底抹掉「歷史民國」的影響,事實上,台灣仍然是和「歷史民國」最明確、最具體的聯繫。

為了自我理解,也為了在華人社群,乃至於在國際上呈現台灣的個性,台灣必須更認真地提出關於「什麼是民國」的一些說法來吧!(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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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時代-台灣民主治理與公民社會的落差

* 2010-09-29

* 中國時報

* 【張鐵志】

 一位中國知名學者來台參訪一個月後,跟我說他去台北市議會看到議員的表現非常失望;另方面他拜訪各個NGO,卻感受到台灣公民社會的活力。這位學者是肯定民主價值的自由派學者,而非如官方喜歡刻意透過批評台灣民主來否定民主的價值。

 他的觀察正是台灣民主二十多來病徵:人民有了各種民主權利、公民社會團體十分活躍,但是民主治理的品質卻非常差。任何人去看立法院審理法案都會對這個民主機制的作用起疑,更不要說去看地方議會。議會的會議過程還只是這個政治場域的最表面一層;議場背後的各種利益掛勾,政治人物低度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都是台灣民主體制的重大缺陷。

 為什麼台灣民主的發展沒有促成更讓人滿意的民主治理品質?為什麼看似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治理品質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落差?這或許是因為台灣的公民與政客的關係仍然延續著威權時代的遺產。

 首先,政治學者指出公民與政客/政黨連結有三種:以個人魅力為基礎的奇理斯瑪型、以特定物質誘因為基礎的侍從主義型,以及以政策為基礎的綱領型。台灣過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導的侍從主義,亦即派系用利益來交換選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選民不會自我組織起來監督政客或進行公共參與。時至今日,雖然許多地方派系已經式微或者重組,但在許多地方政治中,選民與政客的關係仍然主要是侍從主義的交換關係,很難成為主動的公民。

 另一種選民與政黨的連結是基於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這種強烈認同立場的連結使得公民可能忽視對政治人物在政策上的監督,反之政治人物總是可以透過訴諸強烈認同立場來做為他的政治武器。

 在這兩種選民之外,未必就是特別積極的公民。威權時代下,統治者畏懼民眾政治化、打壓社會的公共領域。民主化至今,雖然台灣社會出現許多活躍的公民團體,但是整個社會仍然缺乏對公共政策的嚴肅討論,大部分選民也漠然於問責政治人物的重要性,所以許多NGO往往只能不斷大聲吶喊,喚起公眾對某些議題的關注。只有到重大事件發生時,人們才在民意調查或偶爾上街頭表現出憤怒。大部分時間他們是選擇幾年一次的透過選票表示意見。

 換言之,如果侍從主義下網絡的選民或者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選民是容易被政治動員的,那麼這兩者外的許多公民卻只是扮演「選民」的角色,而沒有更多的公共性。

 尤其,原本在公民社會對政治的制衡與問責中,媒體應當扮演最關鍵的角色,去促進公共辯論、監督政治領域。但台灣的媒體,尤其電子媒體,卻不斷自我閹割。他們最喜歡批評候選人只打口水戰炒新聞,卻不端出牛肉,實情是他們自己對牛肉毫無報導興趣。不少媒體更是對政治立場比對客觀新聞、嚴肅分析更有興趣。

 這是台灣民主的異化:我們從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好不容易成為了民主體制下的公民,但我們作為公民的主要內涵卻只是作為定期上場的「選民」,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內涵的公共生活。

 我們把權力交給了政客,讓他們把政治領域建造為一座巨大的、隱形的利益競技場,在其中上演著各種利益交換的把戲。我們大多數人只是自願站在場外,等待時間到了再決定下一場看什麼。問題是我們甚至不是好的觀眾,因為這個劇院太多朦朧外衣、太多隱密角落,讓我們連戲都看不清。

 我們必須重新佔領這個公共劇場、重構台灣的政治領域、重建我們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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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7屆第6會期行政院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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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長無黨籍候選人(一位)

楊秋興

政見及個人資料:FACEBOOK

學歷:
台南一中
台灣大學土木系學士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

經歷:
1. 第十五屆高雄縣縣長(現任)
2. 第十四屆高雄縣縣長
3. 第十二屆民主進步黨中常委
4. 立法院(第四屆)委員
5. 台灣省議會(第十屆)議員
6. 臺灣省議會民主進步黨團副召集人
7. 臺灣省環境保護聯盟高雄縣分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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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長無黨籍候選人(三位

吳武明

政見及個人資料:FACEBOOK   部落格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財團法人中華電腦中心常務董事兼技術商品化服務辦公室執行長

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創新資本研究院院士(Fellow)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億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簡任級研究員

美國紐約市復旦大學(Fordham University)企管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大醫院資訊室顧問

美國德州聖班尼迪克醫療中心資訊室主任

科技大學評鑑委員

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資訊管理暨科技 管理 博士

美國德州三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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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議員選舉候選人登記彙總表
http://www.cec.gov.tw/files/Z10092010534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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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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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2款、第25條,地方制度法第33條、第87條之1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5條。

公告事項:

一、選舉種類:

()市長:臺北巿第5屆、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巿第1屆市長。

()議員:臺北巿第11屆、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巿第1屆議員。

二、投票日期、起止時間及地點: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991127(星期六)

()投票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4時。

()投票地點:臺北巿、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巿選舉委員會公告之投票所設置地點。

三、選舉區劃分、名額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訂定如下:

()市長: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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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的歪法理

自由時報 ◎ 沈建德 

學法的馬英九說:「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麥帥第一號命令,以及日本在南京與台北的降書,這些儀式與文書都是重要的歷史事證,不僅代表戰爭結束,更代表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版圖,具有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法律拘束力。」宣言是謊言不值一駁,其餘的也是謊言: 

一、在橫濱簽日本降書,據此麥帥發出第一號命令「在台灣及北越境內之日軍,向蔣委員長投降」,而不是把台灣交給蔣介石。若說是,則北越中國去受降應是中國的,蘇聯受降的滿洲應是蘇聯的,日本由美國受降是美國的……,其不通顯而易見。 

二、南京降書第二條寫明,日軍奉「麥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向聯合國(盟軍)投降,並未有將台灣交給中國的文字。且受降者何應欽在降書末段也表明是代表「聯合國利益」受降,非僅代表中國。若受降是主權的移轉,也是轉給聯合國不是給中國,何況受降不是主權的移轉。 

三、台北受降,層級最低的陳儀第一號命令第一條也承認依據南京降書,亦即在台受降代表聯合國,台灣怎麼會回歸中華民國? 

(作者為前中興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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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論所在 即戰爭所在 

【聯合報╱石之瑜/台大政治系教授(台北市)】

2010.09.04 02:30 am 

因為必須顧及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美軍決定撤出伊拉克。這已經是美國的公式了——派軍介入時宣傳的是仁義道德,退兵時改講國家利益。最近幾年流行的仁義道德原則,即是民主和平論。可以說,民主和平論到哪,美軍就打到哪。 

不少人從美國撤軍聯想到越戰,然而反恐戰爭與越戰頗有差別,因為反恐戰爭的真正戰場在美國與歐洲,把焦點集中在傳統戰場上,是歐美領導人自我欺騙的幻術,以為可以用戰火把目光集中在不民主的第三世界,而故意沒有看到那些參與恐怖行動的,不少出自於所謂的民主社會。其結果,歐美社會並沒有更安全,反而更加風聲鶴唳,而且歐美社會的成員,也已學會對自己國人採用恐怖行動。如今,新的越戰戰場就在歐美自家的國際機場。 

民主與和平之間到底有何關係大可加以研究,但無論怎麼研究,都得靠研究者先定義和平——什麼樣的衝突可以算破壞和平?民主群體攻擊不民主群體算不算對民主和平的否定?這些研究上的設計,總是根據出錢單位的偏好來決定。故迄今民主和平論既無關民主,更無助於和平,之所以興盛,是因為在民主和平論之下,戰爭責任理所當然歸諸所謂不民主的一方。是否這就讓美國這樣自詡民主的國家更加肆無忌憚了呢? 

這與台灣有何關係呢?也是自詡民主的台灣,其政治學界從一九九○年中期開始推廣民主和平論,後來成立台灣民主基金會之初,主旋律也是民主和平論。剛巧兩岸關係最危機的十餘年,就是民主和平論在台灣最火紅的十餘年。其時,不論是什麼基金會或政府部會,出錢開國際會議必有以下兩個議題之一:其一是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其二就是民主和平論。 

矛盾的是,台灣各界雖然口口聲聲和平,但真正在意和平的少之又少。一個鼓吹和平的政府,其官員會不會譏諷反戰人士自己去脫光衣服就好呢?一個鼓吹和平的政黨,會不會想盡辦法要在美軍出擊的時候出錢出力呢?當然,這一群以為自己真心鼓吹和平的領導者,也絕不能同意為了和平而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甚至,他們推動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主要動機是要劃定海峽中線,影射兩岸各有主權,即使因此升高衝突,在所不惜。 

簡言之,台灣各界從上到下企盼的和平,就是解放軍不可以打台灣。為了讓解放軍不敢打台灣,按照一位國安會秘書長的說法,台灣就必須抱美國人大腿。而抱美國大腿的最好做法,就是給美軍捐輸供養。信仰民主和平論的台灣所實踐的和平,便是如此建立在世界和平遭到破壞的願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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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就是投票日,那麼五都候選人您將會投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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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行一:性急的人民不會有深思的政府 

【聯合報╱周行一】 2010.08.26 03:01 am 

剛開始去大陸訪問時,覺得整個周遭環境很吵雜,後來才發覺源頭是喇叭聲,大陸人開車超愛按喇叭的,此起彼落,吵死人了!最近也覺得台灣變吵了,原來也是喇叭聲變多了,我最近觀察到,只要綠燈一亮,前車不立即前進,後車就開始按喇叭,或者前車只要略微遲疑,後車就會按喇叭違規超車;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所有線道都被擋住而無法超車時,就近貼前車,逼使前車心生畏懼而讓出超車空間。 

按喇叭是性子急的表現,台灣人不但沒有因富裕而變得比較從容,反而更急了。性子急經常會有不好的結果,例如多數車禍都是搶快造成的。事實上老祖宗留下許多成語告誡我們不要急,最常見的是「欲速不達」、「揠苗助長」、「一步登天」等,也有些成語提醒大家慢一點比較好,大家耳熟能詳的是「事緩則圓」、「水到渠成」,而且現代研究也發現了「慢活」的好處,可以減少身心壓力,增進人際關係,不會讓別人因壓力太大而敬而遠之。 

性子太急對經營管理也不好,好的管理者需要舉止優雅與態度從容,舉止優雅可以陶冶親愛精誠的企業文化,態度從容會讓員工相信老闆凡事都在掌握之中,堅定員工的信心。從容並不表示執行速度慢,或者不積極爭取績效,反而顯示管理者有能力掌握企業經營方向、擬定策略與行動方案、結合資源、組織人力、執行策略以達到經營目標,而且具備危機處理的能力,能迅速調動資源解決燃眉之急。性子太急就沒有靜心思考的從容,匆促的決定不僅會有後遺症,也無法深謀遠慮了。 

人民性急還會對社會有嚴重的負面影響,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就是大家急著賺錢所產生的結果。當企業經營者的報酬與當期的績效緊密結合,而最重要的績效指標就是利潤與股價時,全公司上下不僅會將永續經營拋到九霄雲外,而且會鋌而走險,希望馬上賺大錢。但是造成這個後果的其實是股東,股東希望公司趕快賺錢,股票趕快大漲,最好投資能立即一本萬利。既然股東關注的是現在的盈餘及股價,公司員工也就不會想得太長遠了。 

人民性急對國家更是有非常深遠的壞影響,如果老百姓希望凡事能立竿見影,政府就會迫於民意而做短線決策,造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而無法深謀遠慮,為國家謀長久的利益。譬如兩岸剛直航,ECFA簽訂後,大家就覺得班機馬上要夠多,票價要低廉、而且航班時間要好,不應有紅眼航班等,讓美事一樁反被心急的老百姓覺得未盡全功,最終會影響政府的後續規劃及努力效果。而且立法院為了反映民意,質詢內容多偏向時事、爆料,或者委員有爭取媒體曝光效果的私心,迫使政府官員花太多時間應付小問題,而花太少時間在長遠謀國之上。 

民主社會的珍貴之處就在政府施政必須要反映民意,但是如果百姓急功近利,就不會有大有為的政府,因此儘管有些事絕對需要政府立即的作為,但有更多的事是需要審慎規劃的,所以給政府時間,不要心急,以政府的長期規劃及執行能力作為評鑑政府的關鍵績效指標,國家才會有長期的良性發展。政府僅是代表我們辦理公共事務,我們急功近利,最後的後果其實是自己承擔的。(作者為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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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經濟帝國主義

【聯合報╱李炳南/監察委員(台北市)、吳昆財/嘉義大學史地系副教授(嘉義民雄)】

2010.08.24 01:52 am

台灣面板一哥友達的三位高層主管,為了捍衛公司的權益,主動赴美作證,反駁美國檢方控告該公司操控面板價格,最後竟然無預警遭受美方無禮的限制出境。對於美方這種近似「經濟帝國主義」的手段,身為中華民國國民的一分子,不得不進言幾句:

首先,我們要嚴肅譴責美方這種近似國際流氓的行徑,就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試想這三位台灣人都是奉公守法的商人,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清白,千里迢迢遠渡異域,無非就是要證明自己心胸坦然。否則以他們在國際面板界的地位,怎麼會笨到自投羅網?口口聲聲捍衛人權的美國人,竟然不分青紅皂白,任意限制友邦重要的商人,公然干預國際社會商業的運作,這種行為實在令人齒冷。如果美方真是如此正義,為何台灣的一大堆罪犯,王又曾、黃芳彥者流,至今仍逍遙美國?美國多少大企業皆曾被控違反反托拉斯法,試問美國又曾拘禁了誰?山姆大叔應立即解除友達三勇士之出境限制,並向台灣人民道歉。

其次,我們要請問台灣執政的國民黨,究竟要以何種態度面對這個有關國格尊嚴的事件。友達三壯士都是台灣國民,他們在這塊土地打拚奮鬥,姑且不論該公司巨大的商業損失,如今他們在異鄉遭受如此人格尊嚴與權利的毀損,難道政府只是一句如吳敦義的尊重美國司法,就能輕易卸責?馬英九政府應立即透過WTO與國際外交管道,協助友達三勇士,並向世人控訴美國的不公不義。

第三,我們要問包括言必稱美國老大哥的民進黨等本土台灣社團,你們要如何面對這三位台灣人的不幸遭遇?我們也要問,口口聲聲台灣同胞的中共,你們又要如何拯救這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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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制度面紗 人民真正作主

 

【聯合報╱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

2010.08.22 03:01 am

 

在現實政治中,政客常把「人民頭家」、「讓人民作主」掛在嘴邊,動輒要求透過公民投票決定政策。但這些政客何曾相信過人民?

 

民意至上不過是政治煙幕,背後充斥的還是權力貪婪與私利競逐。「人民作主」無論在學理與運作上,並未獲得多數學者認同。百年前馬克斯韋伯便斷言,民主行政只是個虛幻理想。

 

但去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依莉諾‧歐斯壯,卻以實際研究數據與嚴謹邏輯推論,獨排眾議的堅信,人民具有解決問題的理性與潛能,未能發揮乃因制度的扭曲,與傳統對政府功能過度依賴的思維。

 

在其四十年的學術生涯,歐斯壯透過社區調查與草根研究,選擇水資源、警政治安、流域管理、森林保育、氣候變遷等議題,足跡遍及美國、挪威、瑞典、菲律賓、尼泊爾等地,反覆驗證她對人類自治能力的高度信心。

 

她獲得諾貝爾經濟獎,非因為學理上的發現,而是因為她能揭開制度的面紗,讓世人重新檢視人民自治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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