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統一不值得參考 只能引為借鑑
2010.10.02 Nownews.com
悠然
高雄,博,政治學研究者,專攻政治史與政治理論,譯有政治學、行政學等教科書。作者有個人部落格http://blog.nownews.com/santafair/。
馬英九在9月接見曾經在德國總理柯爾麾下服務、參與過兩德統一大事的德契克(Dr. Horst
M.Teltschik),希望能與德契克分享兩德交往過程當中的經驗,也許可作為兩岸關係的參考。其實他不知道,兩德統一正是柯爾為了挽救自己原本低迷
不振的政治聲望而強勢主導的,當時的東德政治菁英基本上是無助又無奈。統一的真相是西德併吞了東德,結果是讓西德的財團得利,東德人民大量失業、淪為二等
公民。
東德共黨政權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與克倫茲(Egon Krenz)相繼下台後,主張改革的莫德洛(Hans Modrow)臨危受命,組織政府。他與當時新興的自發性人民團體希望都能將東德改造為一個民主而獨立的國家。
至於兩德關係,則期待能以邦聯的形式來進一步維繫,以便能從西德取得必要的支援,來推動改革。然而西德柯爾政府卻成功地介入東德有史以來第一次的
大選,使主張邦聯論的東德政治團體下野,扶持接受統一的集團組閣。此後,柯爾政府又拒絕接受由全體東西德人民共同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方案(基本法第146
條),而採用將東德分解、併入西德的方案(基本法第23條)。這個過程使東西德人民失去藉由共同討論一部新憲法而形成一個共同體概念的機會。將東德分解、
併入西德的方案,使西德的制度在未經周延討論的情況下,就被強加在東德社會。「統一條約」的規範,就明顯是以西德法為優位。此種安排不但不能化解東德社會
自1970年代起將兩德視為「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概念,反而使東西德社會在統一之後反而有更加明顯的界線。
統一前夕德東社會受到當時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倡導改革的影響,原本在教會保護下運作的草根團體,發展成燎原的群眾運動,並組織新的政黨,組成圓桌
會議。這些自發性的政治參與,原本是東德社會脫離「權威國家」的大好機會。然而統一的過程,西德各類組織團體紛紛向東擴張,整併了這些新興的政黨,使得德
東社會「市民社會」的發展也跟著受到扼殺。其次,統一之後德國聯邦政府對德東的菁英階層做了一次整肅,不但從東德領導人何內克以下的政治人物常因各類政治
因素受到調查、起訴、免職外,具有社會主義統一黨一定以上黨職身份、或是曾為國家安全部提供情資的公教人員,也都面臨被清洗的命運。而接替擔任高級官員職
務者,大多數為西德人。前東德政權本來就遺留給德東人士「菁英主導的遺緒」,統一後東德的菁英又遭到清洗,於是在政治上的冷感與不信任乃更加強烈。
統一後,德國聯邦政府將德西的制度全盤移植到德東,主要是依據「國家條約」的規範。東西德馬克以優惠匯率兌換的結果,導致德東的產品失去競爭力,
出現比大蕭條時代更嚴重的傷害。私有化政策則產生了德西人士主導德東企業,以及德東人士大量失業的現象。東西德統一的過程中,依據「統一條約」的規範,原
本即已導致德東高階公教職缺由德西人士掌握的現象;私有化政策又進一步造成德東企業主管由德西人士擔任的趨勢。結果就出現德西人士主導德東社會的現象。由
於德東社會原本就有公民無力感的制度遺緒,德西菁英取代了德東菁英,更進一步使德東群眾對於公共事務更加疏離。
統一前夕原本追求對東德政權進行改革的德東群眾,之所以突然改弦易轍向西德聯邦政府提出訴求,主要是期待能夠盡快改善瀕臨崩潰的東德經濟。當時西
德聯邦政府的柯爾總理也向東德人民喊話,只要能統一,經濟很快就會好起來。然而,統一之後,預期已久的第二次德國經濟奇蹟到今天都沒有發生;相反的,為德
東帶來了大量的失業與企業的倒閉。德西人大量前來,佔據了主要的領導者與經營者的位置,德東人士反而成為了二等公民。
在這種情形下,德東人士對聯邦政府的體制,表現出不信任與冷感的態度;相反地,對於前東德這個國家,倒是發展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懷舊與認同。這種心
態,學者稱之為「心理的柏林圍牆」。有兩種反應是值得觀察的:體制內,德東人士投票給唯一還是由德東人士主導的社會民主黨的比例相當高,使該黨成為許多地
區的第二或第三大黨;體制外,德東青少年參加右翼極端主義團體所發起的仇外運動比例甚為驚人,德東青年甚至比同年齡的德西人士更願意投票支持右翼極端主義
政黨。凡此,都可以顯示出德東人士對於聯邦政府制度的反彈。
兩德統一,在10月就邁入第20週年了,但兩個德國社會仍然未能夠順利地整合。這相當程度必須歸咎於當年柯爾政府主導的不當政策。馬英九要向柯爾
政府的要員請教統一的經驗,是以為台灣可以扮演當年西德的角色嗎?當柯爾強勢主導統一時,東德的政治菁英毫無招架的能力。台灣有條件學習併吞者西德嗎?還
是根本就比較接近被併吞的東德?
兩德統一的經驗,不值得參考,卻是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的前車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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