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學校 帶動觀光業起飛

美國基本工資(2012.01.01)

澳洲基本工資

舊貧新貧 社會隱憂

新聞來源：工商時報　記者：于國欽
時間：2010-12-12
新聞連結：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01212001438&cid=1206

行政院主計處甫完成的調查顯示，台灣今年每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受僱人數高達104萬人，比起金融海嘯前多出20萬人，低收入的人口之所以增多，與國內非典型就業愈來愈多有關，主計處已密切注意這個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現象。

　主計處這份調查指出，國內1,046萬個就業者中，有806萬是受僱者，這些受僱者平均每月主要工作的收入（經常性薪資及加班費）3.4萬元，略高於去年。但是，若依收入高低分佈的情況來看，今年低於2萬元者仍舊高達103萬8千人，和去年金融海嘯時的106萬2千人差不多，這同時也是連續兩年升逾百萬人。

　依主計處近年來的調查，在金融海嘯前，94年～97年間低於2萬元的受僱人數大約在只有80萬～85萬人，換言之，近兩年國內低收入人口正呈現急遽增加的現象，比海嘯前大幅增加了20多萬人之多。

　主計處官員表示，國人收入的高低取決於兩個原因，其一是景氣的走向，景氣差則收入減少，景氣好則收入增加，其二是取決於就業型態的變化，近年來臨時工、部分工時及人力派遣業等「非典型就業」愈來愈多，今年已達72萬3千人，這些工作者的收入不及全職者的一半，隨著非典型工作者愈來愈多，自然會出現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現象。

　除了低薪的受僱者超過1百萬人之外，就業人口當中的許多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的處境也愈來愈艱辛，58萬個無酬家屬本來就不支薪，另外133萬個自營作業者其中包括攤販、計程車司機等近年的收入也不如過去，因此國內1千萬個就業者當中，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人數已遠遠超過1百萬人。

　對於工作貧窮的人口是否會持續增加，低於2萬元的人數是否會提高？主計處官員表示目前尚難論定，也許明年調查資料出來後會更清楚。

陸以正專欄－南韓藉G-20自抬身價

* 2010-11-15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上周四、五兩天，南韓張燈結彩，為Ｇ｜２０在首爾舉行高峰會議營造氣氛，實際則是自抬身價，希望全世界對李明博政府另眼看待，也在向北韓顯示實力。

　「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最高領袖」金正日，今年已經七十歲。少年時荒唐，及老百病叢生，看來活不了多久。他有兩男兩女；最小的兒子金正恩，剛升任朝鮮勞動黨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確定將繼承大位。韓國砸下這麼多錢，把二十幾國元首請來開會，其作用就是讓金正日父子瞭解，別再做統一朝鮮半島的白日夢。

　只要看應邀賓客的名單：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尼、義大利、日本、墨西哥、俄國、沙烏地、南非、土耳其、英國和美國，都由總統或總理親自出席；外加歐盟理事會主席與歐盟議會議長。如果把出、列席人員姓名都列出來，恐怕會塞滿本文全部篇幅了。

　除上述外，還有特邀來賓：包括衣索比亞、馬拉威、新加坡、西班牙和越南五國元首或總理；以及十一個國際組織首腦，如非洲聯盟（AU）、東南亞國協（ASEAN）、金融安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全球治理研究集團（Global Governance Group）、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貨幣基金（IMF）、非洲發展新夥伴（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Development，簡稱NEPA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UN）、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與世界貿易組織（WTO ）。

　如此多的貴賓，以及隨同前來的各國政要、採訪記者，總人數以千計。從食宿接待到安全維護，其繁雜程度可以想像。但場外工作縱使千頭萬緒，仍不及會場內討論實質議題遭遇的困難，令地主國南韓傷透腦筋。

　什麼困難呢？簡單點說，就是如何收拾金融風暴後的殘局，重整世界貿易規範，繼續走向自由貿易之路。

　與Ｇ｜２０高峰會議只錯開一天的，還有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ＡＰＥＣ），台灣依照慣例，由前副總統連戰代表出席。ＡＰＥＣ的事好辦，主題集中在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上。墨西哥的女外交部長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已經表示，她支持成立一個「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原因很清楚，各國都希望大陸減免關稅，以便推銷自己的產品。

　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沒有多大差別，各國同樣是自顧不暇，卻要求別人多出錢出力。會議主題當然是如何應付金融風暴的後果，據法新社十二日報導，峰會已經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世人原先覺得Ｇ｜２０包括了全球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而且討論議案時採取多數表決，不像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應該能拿出一套有效辦法，實際卻不盡然。

　就全球經濟而言，最迫切的問題有三項：其一是防阻操縱貨幣匯兌價格；其二是如何達到國際貿易平衡；其三則是怎樣制止各國保護主義抬頭。在一般人眼裏，這幾點應該不成問題。但它恰巧是爭執的焦點，美國聯合歐洲國家，一直認為大陸故意壓低人民幣與其它貨幣的兌換率，千方百計地要壓迫北京政府，讓人民幣升值。大陸則基於推廣外銷，保護國內產業立場，相應不理。

　兩天的Ｇ｜２０高峰會，結束時照例發表公報，檢視自今年六月加拿大峰會以來，全球經濟復甦的進度。Ｇ｜２０各國將繼續聽由市場機制決定貨幣匯兌率，避免競相貶值。在國際貿易方面，各會員國承諾排除關稅保護主義。鑑於若干國家貿易逆差急速增長，各國同意加強合作，不使超越一定範圍。

　有關各國在ＩＭＦ分攤股分方面，Ｇ｜２０同意將已開發國家的股分，撥出百分之六，讓給新興國家，在明年Ｇ｜２０例會前完成轉移。目前國際資金市場流動率過高，公報認為各國應加管制。此外，公報也提到加強管制金融機構的所謂Basel-III協議、援助中小企業與非洲開發等問題。

陸以正：美國預算的赤字危機

【聯合報╱陸以正】

2010.10.21 01:33 am

歐巴馬總統上任不滿兩年，人望雖然高，但他處理美國經濟危機的手法，愈來愈受到質疑。三年前由雷曼兄弟公司引起的金融風暴，餘波至今蕩漾不息。另一方面，極右派保守勢力，尤其茶黨（Tea Party），挾持了共和黨機器，倚仗幕後金主大力支持，開始挑戰歐巴馬代表的前進勢力，使旁觀者不得不為他擔憂。

美國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十月十二日傳來一篇聯邦政府前主計長、現為彼德森基金會理事長華克（David M. Walker）的演說。它可說代表了美國既不左也不右、純粹中間立場的有識之士，對國內經濟持續不振，乃至國家總預算裏大量赤字，憂心忡忡的感覺。

華克從1998到2008年間，任美國主計長十年，兩年前才退休。離開公職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參加布魯金斯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和康考德聯盟（以美國革命發祥地命名的愛國團體）聯合組織的演講團，以「從財政迷夢中醒來（Fiscal Wake-up Tour）」名義巡迴各州，呼籲美國人督促政府，從浪費金錢的夢中，覺醒過來。

華克寫過三本書。最近的一冊今年剛由Random House推出，書名叫《美國歸來吧，改變美國並恢復負責的財政制度》，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外。

支持他們的彼德森，尼克森總統時代曾任商務部長，現為全美名列前茅的黑石集團總裁，手下有幾百家公司，在華爾街是呼風喚雨的人物。連他這樣的人，都認為美國政府不知控制預算，公共支出毫無節制，假若不立即改善，旦夕之間就有崩盤的可能。

話說回來，雖然中國正在緩慢崛起，美國仍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二次大戰結束時，美國的國家經濟佔全球之半，風光一時。儘管有人拿美國和兩千多年前的羅馬相比，說「歷史上沒有不滅亡的帝國」一類的風涼話，那樣的一天離現在究竟還早。華克與彼德森的用意，在於警告美國人民，趕快改變生活方式，束緊褲腰帶，否則有可能後悔莫及。

他們擔心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今年美國國家總預算赤字高達一兆四千億美元，等於國民總生產額（GDP）的十分之一。而美國政府的總負債額，到去年底已達六百廿兆。換句話說，三億人口中每位國民，不論男女老幼，生下來就負債廿萬美元，平均每戶超過五十萬美元。更糟糕的是，過去政府欠的債，是美國老百姓的錢。如今債主卻便成了中國、日本，以及石油生產國家。這些國家如來討債，美國根本還不出錢來。

美國有何方法，可以避免走上希臘、葡萄牙或愛爾蘭等國家幾近破產之路呢？華克說：美國距離希臘今日的困境、最多只剩十年時間。政府必須大刀闊斧地削減開支，終止海外的戰爭，不再侈談減免稅捐，或貿然實施全民健保。這些藥方再苦，美國也必須嚥下肚。（作者為退休外交官）

以房養老　老來生活有品質

【聯合報╱林左裕／政大地政系教授、柏克萊加大訪問教授（美國柏克萊）】

2010.10.27 01:46 am

日前行政院通過藉「反向房貸」以房養老的政策，65歲以上單身、無子女，擁有房地產的近貧老人，自民國101年起，將房地產抵押給政府，就可「活多久，領多久」，按月領取固定生活費到死亡。

這種「反向房貸」新制，將可大幅提高退休族有房子但無現金的資產流動性，並在少子化趨勢下減輕政府扶老的財政支出。

傳統的房貸是借款人向銀行借出一筆錢購屋後，按月攤還本息；而反向房貸則為屋主在還清貸款後，已面臨退休之齡，在無所得情況下，得以房屋之淨值與銀行議約，換取未來的就地居住權及生活費。這種金融設計可滿足退休族生活上的資金需求，在美國由住都部主導，於1989推出首宗反向房貸，且於1998年起成為永久性方案。承做案件自2000年起急遽上升，在2009年當年承作案件已超過11萬件，且隨著人口老化的趨勢逐漸成長中。

反向房貸的現金流通常有三種，即一次給付型、年金（每月）支付型及信用額度型。根據筆者近兩年對台灣中、老年屋主的調查，有三成的屋主對「反向房貸」以房養老有參與意願，其中有六成選擇年金支付型；三成選擇保持一定信用額度以隨時支應者，可見國人認同此退休配套機制為提升老年生活品質及分擔日常支出的方案，而非將銀行當成當舖。

在2007年美國退休人協會的問卷中，超過八成的反向房貸借款人認為此機制符合其大多需求；超過九成的借款人認為對其生活有正面幫助；超過九成的借款人及未參與者滿意事前的諮詢。

金融機構承做「反向房貸」面臨多樣風險，即利率上漲風險、房價下跌風險、借款人之壽命風險及道德風險（借款人未善盡維修房屋之責）。在我國高住宅自有率及人口老化趨勢下，由私部門承做「反向房貸」勢在必行，屆時仍需政府介入保證及輔導發展風險管理機制。

在借款人與銀行議定「反向房貸」契約之前，專業客觀的金融諮詢是必須的，使借款人了解此契約未來之權利及義務。也由於此機制牽涉相關費用，如保費及結案費用（如估價費及移轉相關費用），因此除非必要，在屋主仍存有足夠資產或現金、或預期收入（如保單到期收入或預期遺產等）養老的情況下，美國的實務上通常不建議屋主簽訂此類契約。

經濟施政的三大核心課題

【經濟日報╱社論】

2010.10.04 03:29 am

近月國內經濟利多頻傳，出口迭創佳績、企業投資熱絡、股市漲、房價揚、民間消費信心大增；但另一方面，國內就業情勢依然嚴峻、製造業對未來景氣看法日趨保守、所得分配持續惡化，因而政府在財經政策上拿捏不易、舉棋不定及政策自相矛盾的情況屢見不鮮。這種現象固然反映與日俱增的國內外經濟變數，但也凸顯出政府未能抓緊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以致讓經濟發展隨波逐流，逐漸迷失了方向。

台灣是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系，不能自外於國際經濟的潮流。在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變數愈來愈多，但總體趨勢已經形成：世界龍頭美國及歐洲將進入長路漫漫的經濟調整期，美、歐政府藉由匯率調整重劃世界貿易版圖的策略昭然若揭，這種轉變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影響巨大且深遠。

一方面，美、歐市場需求減少及促升亞洲貨幣特別是人民幣的強大壓力，將衝擊長期維繫台灣經濟成長的出口動能及「以大陸為工廠」的出口成長模式，而且衝擊力道會愈來愈大，影響層面也愈來愈廣。

另一方面，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全球游資愈來愈多，洶湧澎湃的熱錢大量湧入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讓各國資產泡沫的風險大幅升高。根據最近美林顧問公司發表的亞太地區財富報告，2009年台灣富人人數增加42.3%、財富總值增加49.6%，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三。在台灣經濟成長創下新低的一年，富人人數及財富的激增，正反映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暴漲及不可忽視的資產泡沫風險。

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情勢，政府財經施政須抓緊核心問題，並據以擬訂政策優先順序。我們認為，當前政府應列為最優先的核心政策作為包括：

第一，調整成長策略。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過於依賴出口及「以大陸為工廠」的經濟成長模式，勢必難以為繼。因此，政府必須下定決心改變經濟成長策略，調整過於依賴資訊電子產業出口及投資的經濟結構。鑑於台灣與大陸經濟日益緊密的互動及高連動性，政府也須將北京當局楬櫫調整經濟結構及產業升級換代的新經濟戰略規劃，納為重要考量因素，發展能保有台灣自主性、互利雙贏的兩岸產業分工新模式，以確保台灣經濟能夠健康永續成長，不致依附於大陸經濟。

第二，嚴防資產泡沫形成。股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雖有利提振消費與投資，彌補因出口動能可能減緩而出現的成長缺口。但是，資產泡沫化對經濟的巨大傷害遠超過短暫的利益，歷經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的痛苦經驗，政府須嚴防台商資金大量回流及熱錢湧入可能引發的資產泡沫化風險。上周央行升息半碼，對防止資產泡沫有一定的宣示意義，但採升息手段必須配合擴大匯率彈性，才能有效遏阻熱錢流入。另外，預防資產泡沫不能只靠央行雙率政策，財經相關部會也應有配套作為。若能降低資產泡沫風險，則貧富差距擴大問題自能舒緩，其遠比課徵奢侈稅、豪宅稅等枝節性政策更有效果。

第三，建立以「調結構」為核心的整體政策作為。改變成長策略及防杜資產泡沫是調整經濟結構兩大政策支柱，為利「調結構」工程能夠順利推動，包括就業、產業、環保、節能減碳、租稅及金融改革等各層面政策，都須與「調結構」緊扣在一起，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並避免政策相互矛盾及效果相互抵銷。

政府施政必須有穩定性與一致性，才能發揮加乘效果。掌握經濟核心問題，釐清政策優先順序是馬政府當務之急，也是提高施政滿意度的關鍵所在。

社論－NCC應以不對稱管制促進市場競爭

* 2010-10-03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通訊傳播為網路產業，需要長期大量投資，一旦業者完成網路建設並滲透市場之後，就具有強大抑制該產業競爭的網路效應，消費者很難再轉向新進業者，致使既有業者大者恆大，市場寡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作為事前介入管制通訊傳播產業部門競爭的主管機關，除了不斷釋出市場參進所需的資源（例如頻譜）以開放市場參進，更重要的是應該以不對稱管制協助新進業者快速進入市場競爭，否則新進業者在建設網路負擔以及既有業者網路效應的雙重夾擊下，難逃被迫退出市場的宿命。管制機關最忌諱只知強調形式的法律平等，而無意識地套用對既有業者的管制方式到新進業者。然而近來NCC草擬的二項法規正犯了此項大忌，眼看將造成業者與消費者雙輸的局面，不得不在此提出檢討。

　首先，NCC為「強化行政效率並使基地臺管理程序更為明確」，擬整合2G、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電話、3G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等管理規則有關基地臺之管理作業，制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草案，「以對基地臺施予一致性之行政管理」。NCC計畫一律要求得標者或經營者非經取得架設許可審驗合格，不得設置使用基地臺，並於申請室外基地臺架設許可一個月前檢具基地臺架設清單、平面圖及立面圖，函送架設地點直轄市或縣（市）政府。NCC除了毫無不對稱管制之認知，對無線寬頻接取業務基地台的下列諸多技術特徵也完全不在意：低電磁波密度、頻率高、波長較短、天線短、耗電少、底面積及體積小，設置輕便容易，但是設置的總數量比2G及3G業務多出許多。NCC對無線寬頻接取業務新進業者採取與2G及3G業務一致行政管理的結果，就是使其無法與2G及3G業者競爭。

　事實上，除了基地台，無線寬頻接取業務新進業者必須與眾多既有業者協商互連，依據目前一律必須先行協商互連、互連不成再由NCC介入裁決之制式作法，幾乎穩死無疑。故NCC應該大幅改革互連機制，包括縮短協商（三個月）及NCC介入裁決的期限（四個月），甚至於在電信法對主導業者不作為義務的不對稱管制之外，更應增加課與市場主導者積極作為義務之規定。

　第二個錯失不對稱管制的例子是NCC於最近向行政院提出的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其中第7條規定：「本法修正施行後，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且其系統服務範圍應達經營地區總戶數三分之一以上，始得開始營業；系統經營者擴增經營地區者，亦同。」以「數位化服務範圍須達經營地區三分之一以上」，作為開始營業之前提條件，顯然是延續僅有一家獨占經營時代的舊管制思維（先建設網路才能正當化經營特許）。然而現在全國有線電視普及率甚高，無論新進業者或計畫擴增經營地區的既有業者，面臨已被佔據的市場必定猶疑不前。加上依據該條文規定必須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所以需要投資的金額龐大，因此若不能儘速開始營業並從投資中獲得營收，將無足夠的誘因與能力，去打破現行有線電視分區獨占的局面。因此NCC應該回歸不對稱管制，允許新進或擴增經營地區的既有業者儘速開始營業。

　以不對稱管制突破既有業者所具有抑制該產業競爭的網路效應，可以說是管制經濟學的ABC，其目的不只是協助新進業者，而是確保新進業者能為市場及消費者帶來新且可持續的競爭。我們呼籲NCC應由此一角度，檢討以往開放業務的成效，並在未來每開放一項新的業務時（例如行動電視執照），都必須先評估既有業者佔據的優勢以及新進業者面臨的困難，再設計有利於後者競爭的不對稱管制手段。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新進業者注定被獵殺的悲劇一再上演。

不容台灣經濟成為人質

 自由時報 2010.10.02

立法院預算中心日前發表報告，以香港為前車之鑑，指人民幣在台灣流通將愈為廣泛，未來恐有取代新台幣的隱憂，且影響中央銀行對新台幣的主導性，政府應審慎因應。這一報告，主要是有鑑於我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已於上月十二日生效，台海兩岸經貿交流日益密切，包括貨幣、產業、經濟安全等衝擊，不能不做妥善的規劃與處理。

馬英九政府處理ＥＣＦＡ最令國人憂心及反感的，莫過於對中國一廂情願、全面傾斜，既對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視若無睹，不顧台灣可能因此陷入「一中市場」無以脫身的極大風險，也對雙方因規模與開放程度差異所必然帶來的經濟社會衝擊，極度輕忽。立法院此一報告，除了指出新台幣可能被弱化，導致央行政策自主性旁落的惡果，也警告我國由於進出口高度集中於中國，貿易全球化程度不足，ＥＣＦＡ之後勢必加深此一對中國的依存度，必須有妥當的經濟安全策略及對策。

立法院所建議的，其實是對外訂定經貿協議的基本功夫，特別是處理與中國關係，理應戒慎恐懼，周全應對。以最近因釣魚台事件與中國發生糾紛的日本為例，從中國的言行及日本的思考，都有值得我國警惕之處。

先說中國的言行。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取消兩國部長級官員會談及東海油田談判，限制旅行社組團和宣傳赴日旅遊，逮捕四名擅闖軍事管制區日本人，甚至禁止科技產業所需的材料稀土金屬輸往日本，且對豐田汽車等在中國日資企業進行罰款的騷擾行動。在這些行動中，限制中國人民前往日本，屬於經濟制裁；而單獨禁止稀土金屬輸往日本，明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規範。祭出經濟手段以達成外交或政治目的，十足反映中國處理內外事務，從無所謂「政經分離」這回事，尤其以罰款手段騷擾在中國日資企業，應讓在中國有更多廠商的台灣，引以為戒。

再看日本輿論的反應，除了批評政府處理不當，也認為應重新思考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第一大報「讀賣新聞」二十九日即在社論中，指中國在禁止稀土一事，言行不一︰雖然中國政府否認，日本商社卻證實，出口所須通關文件核發實際上陷於停止狀態。更重要的，社論認為，從中國的反應，日本必須重新思考其經貿模式︰近年由於勞動成本考量，把投資生產大量轉移中國，且因日本社會少子高齡化而導致內需低迷，乃寄望中國消費市場。經此事件，日本必須降低對中國經貿的依存度，企業理應開拓中國以外生產基地及市場，以分散並降低風險。

以日本經濟之先進，對中國經濟依存度亦非台灣那麼高，經此事件，猶擔心日本經濟被中國挾持為人質，動搖其外交及安全政策決策。相形之下，在ＥＣＦＡ實施之後，台灣「被統派」媒體，仍大力鼓吹大膽開放產業、金融西進；以「終極統一」意識形態治國的馬政府，也很可能把立法院預算中心上述剴切的分析及建議當成耳邊風。其可能的惡果，不但導致新一波產業及資金西移中國，造成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天麟所稱的「第三波」台援，即繼台灣把傳統產業、電腦製造產業奉送之後，產生另一波高科技及生技產業西進，以助中國技術升級，最終卻讓台灣經濟落入邊緣化困境。

日幣升值的危機（趙文衡）

2010年09月29日蘋果日報

近來日圓狂升，一度升83日圓對1美元的價位，創下15年新高，雖然日本央行介入干預，日圓在一度回貶後又繼續升值的走勢。日圓在短期歷經大幅波動令人聯想到是否有爆發通貨危機的可能。所謂「通貨危機」是指因幣值快速變動而產生的金融危機。以日本的經濟規模，若發生危機必定影響深遠。我們有必要對此一現象作一解析。

雖然通貨危機是起源於匯率的大幅波動，但以往發生的通貨危機絕大多數起因於投機攻擊所引發的幣值突然重貶，甚少出現因大幅升值而導致的危機。貨幣突然重貶不但伴隨大量資本外逃，並且會造成企業損失、投資停滯、外債無法償還等對實體經濟的重大影響。

通貨危機的另一個特色是，絕大多數發生在採用固定匯率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僵固匯率無法反映實體經濟的真實發展情形，造成匯率與實體經濟間的不平衡現象，而使投機資金有可乘之機。

背離實體經濟

根據上述兩個條件（貨幣重貶與固定匯率），日本似乎沒有發生通貨危機的可能。日本非採用固定匯率，且其貨幣面臨的是升值壓力，短期內似乎看不到突然重貶的可能。

然而，固定匯率只是讓投機攻擊容易發生的條件之一，卻不是唯一的條件；同時，貨幣升值雖然不會像貨幣重貶的資金恐慌性外逃那麼具有危機性，但並不表示不會對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

日圓升值原因雖然複雜，但只要貨幣真實反映實體經濟，並有實體經濟的支撐，就不易產生投機性的攻擊，亦即不易在連續升值後又突然重貶。然而，日圓的飆升不但與基本面背離，並使日圓的價值更加遠離實體經濟的真實情況，再加上日圓升值本身即會惡化實體經濟的發展，使兩者間的落差擴大，實體經濟將更加無法支撐日圓的價值。

現在日圓的價值是被歐美相對疲弱的經濟所支撐，因為疲弱的歐美經濟與低盪的利率，使投資者改買日圓資產。只要此一相對情勢改變，例如歐美復甦轉為強勁與利率調升（歐美調升利率的機會永遠比日本高），支撐日圓的力量將會崩潰。事實上，日圓升值本身即是改變此一情勢的力量，因為日圓升值會使日本的經濟發展相對於歐美國家更加疲弱。

恐現通貨隱憂

我們必須承認，放任日圓升值將加重日後重貶的可能性。一個過度升值又沒有基本面支撐的日圓，就像泡沫一樣，屆時可能發生大量資本恐慌性外逃的情形，此將拖累東亞國家的貨幣，一場通貨危機並非不可能發生。

日本央行沒有理由任由國際熱錢威脅區域金融穩定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日本央行具有非常正當的理由為打擊國際熱錢而進行干預。此一干預雖然會有副作用，但相較於可能發生的風險，這些副作用是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內。

由此次事件，我們又再一次的看到，各國的匯率不是由從事進出口的企業所決定，而是被國際的投機套利資金所控制。企業對匯率的高低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他們在國際市場的獲利多寡甚至基本生存掌握在這些投資套利資金的擁有者手上。雖然極不合理，卻是目前的現實。企業所能做的只有盡量規避匯率風險。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

朱敬一／尤努斯說：CSR該這樣做

【聯合報╱朱敬一】

2010.09.20 01:57 am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卅餘年來致力於消弭孟加拉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貧窮，因而受到推崇。最近有閒讀其Building Social Business之作，既感動、亦佩服。

尤氏在消弭孟加拉貧窮所做的貢獻，可不像是德蕾莎修女那樣不計收穫式的默默耕耘，而是開創了一套做救濟事業的企業模式，系統性地號召成千上萬有心公益的人，以他的模式去「複製」公益經驗於各個領域。而這個新模式，就是他以之命名其書的「社會企業」。

所謂社會企業，就像是一般的企業，要設法在社會上永續營運。一般的慈善法人或非營利事業，往往有大部分的收入仰賴外界捐款；一旦捐款有間斷或短缺，該事業就會難以為繼。但尤氏的社會企業卻強調靠產品或服務收入自行維持其營運，與一般企業永續經營的努力相當。唯一的差別是：營利企業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但社會企業卻以某種公益理想（例如提供偏遠教育、消弭營養不良等）為目標。

尤氏社會企業的構想，出自他對孟加拉社會的關懷。該國有些婦女只想要貸款美金7分錢（折合新台幣兩塊多），卻是告貸無門，原因是：銀行認為這些婦女既無擔保品亦無「信用」，不願意放款。孟加拉婦女之所以要告貸2元，只是想要購買竹子為原料，編製些簡單器具販售。這些婦女極為貧窮，是社會底層的底層、是所有公平正義理論最想要照顧的人民，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銀行卻對她們不屑一顧。尤氏為了打破這樣的困境，就逐步開創了孟加拉的「農村銀行」，對貧戶提供免抵押品的貸款，平均貸款額度僅為200美金。

資料顯示，雖然無抵押擔保，但百分之98的貸款都償還了本金，可見貧戶貸款並非血本無歸的生意。傳統資本主義下的銀行不願意向貧戶伸援手，主要是因為對貧戶貸放利潤不高、手續瑣碎，比不上賣結構債或炒作房地產那樣獲利豐厚。尤氏的社會企業不以營利為目的，所以才願意對底層民眾支援，也逐漸開啟了脫離貧苦泥淖的一線生機。最難能可貴的是，尤氏不但以實際行動證明對貧戶放款之可行，而且其農民銀行是以自我「永續經營」的方式運作，不靠外在捐款支撐。

數十年來我讀過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文章不計其數，但每一篇卻都有些邏輯破綻。尤氏的社會企業論述，卻是我多年來少見自人文關懷出發、邏輯完整、與資本主義不衝突卻有強烈補足功能的論點。台灣若干企業以捐款方式贊助一些活動，每年只為了搏版面而點綴式地「與孤兒合照」，置入行銷買版面只是一心想贏得「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虛名，令人作嘔。尤氏認為，企業如果真要做公益，就該以社會企業的永續方式為之，如此才是真心誠意地實踐社會責任。CSR，當如是也。

台灣進軍全球百大品牌的挑戰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9.18 01:42 am

由經濟部國貿局主辦，外貿協會及國際品牌顧問公司（Interbrand）等承辦的「2010年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日前公布調查結果，前五名分別為宏碁（acer）、宏達國際（HTC）、華碩（Asus）、趨勢科技（Trend Micro）及康師傅控股（Master Kong），且這五項品牌價值均超過10億美元，已達成2003年第一屆設定的目標之一，即於2012年達到五家超過10億美元。就整體成長而言，2003年公布的台灣前十大品牌價值共35.6億美元，七年後的現在已達80.31億美元，平均每年成長12.3%，也不可謂不快。

台灣品牌的快速成長，破除台灣只能做代工、發展不了品牌的迷思，今年出爐的20大品牌中，除台灣實力堅強的資訊科技（ICT）產業，也有食品業的康師傅、旺旺、統一企業，輪胎業的正新，自行車的巨大（捷安特）、美利達，運動器材的喬山，及汽車零件的帝寶等，涵蓋電子、機械、橡膠、民生等各產業；在市場經營上，有些銷往全球，有些專注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新興市場，顯示只要有心，沒有不能做品牌的行業。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國際品牌的推動，在2003年時還設定了另一項目標，即希望2012年有台灣品牌晉升國際百大，由目前情勢看，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Interbrand公司日前公布的2010年國際百大品牌，第一名由美國可口可樂蟬聯，品牌價值高達704.5億美元，是台灣品牌價值前20大的七倍；第100名的英國精品Burberry亦達31.1億美元，是台灣acer14.01億美元的2.2倍。這代表想在未來兩年進入全球百大，acer 的品牌價值得成長一倍以上才行。

儘管如此，台灣品牌業者也不必洩氣，就算未來兩年進不了百大，只要持續努力，總有機會趕上百大，因為第100大的品牌價值維持在30餘億美元已多年，進榜者價值也不一定持續增加，甚至可能在隔年摔出榜外，例如去年83名的英國石油，今年因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而跌出百大；前年排在97名的韓國LG，今年也不在榜內，因而台灣品牌仍有機會達陣。

能否達陣的挑戰在於，10餘億美元品牌的經營模式與30餘億美元的經營方式，是不能同等類比的。以LG為例，其在全球有112個營運據點服務（包括81家子公司），2008年全球銷售額達447億美元（acer2009年約180億美元），其平面電視、影音產品、手機、空調及洗衣機都已是國際領導品牌，但也僅是在百大邊緣，那台灣品牌又該如何做？

2010年全球百大品牌中，亞洲品牌只有日本六家及韓國兩家，分別是日本的豐田、本田汽車，Canon、Sony、Nintendo（任天堂）及 Panasonic，以及韓國的三星電子及現代汽車兩家。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亞洲品牌的經營模式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即使是日本、韓國，也是以產品品質來墊高品牌，而非利用品牌去創造產品價值。目前全球百大品牌中，美國占了50家，其與美國已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息息相關；但有些小國的品牌，包括瑞士的雀巢咖啡、雀巢食品、Credit Suisse、UBS及蘇黎世等金融業，荷蘭的飛利浦、Shell石油及海尼根啤酒，芬蘭的Nokia，與瑞典的H&M服飾及Ikea家具等，則都沒有廣大的自我腹地做市場，卻照樣進入品牌百大。

事實上，近年全球品牌百大的硬體品牌價值退卻，服務及應用品牌價值提升的趨勢至為明顯，即使是硬體品牌的價值差距，也是反映其服務的差距。準此而言，銷售量只是成為品牌的門檻，服務才是品牌價值的所在。因此，想要挺進全球百大品牌，得先問問台灣名列前茅的品牌企業，除了擴充銷售計畫，其服務的策略為何？掌握關鍵、對症下藥，百大品牌絕對不是夢。

經濟成長不必然改善貧富差距

自由時報 2010.09.07◎ 柳嘉峰 

最近馬英九總統不斷強調，經濟成長會縮短貧富差距。但若無突破性的作為，馬總統的說法恐是一廂情願。 

首先，所得分配惡化是過去十多年來的趨勢。從一九九八年到二○○八年，就全體家庭可支配所得而言，最富有的二十％增加七％；最窮的二十％卻減少二％。若再以全國五百四十六萬多個綜合所得申報戶來看，一九九八年所得平均前五％的富人與所得平均後五％窮人的差距為三十二倍；到了二○○八年，此差距已暴增到六十六倍。當「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成為十年多來的「常態」，就算今年數字可以「好看」一點，能就此反轉長期惡化的趨勢？ 

其次，過去十幾年，「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更助長「新貧族」（the new poor）的增加。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受僱員工的實質平均薪資是四五一六一元，竟還低於一九九八年的四五五九六元。同時，薪資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不增反減。截至二○○七年為止，已降至四十四．五％。不僅史上最低，也明顯低於美國（五十五．八％）、日本（五十．八％）、南韓（四十六．一％）等國家。換言之，經濟成長的果實，受薪階級不僅吃不到，還相對變窮了。 

追根究柢，過去十多年來，在改善貧富差距上，我們的政府至少犯了三大錯誤：一、盲目相信「大投資、大建設」，忽略就業與所得問題。二、盲目相信只要ＧＤＰ能成長，全民都能雨露均沾；三、盲目相信自由市場的運作，忽視配套措施的建立。很遺憾的，現今的馬政府，對這些錯誤，不僅無甚反省，還拚命複製。 

以最近的ＥＣＦＡ及一些重大爭議開發案為例，馬政府所汲汲營營的，還是ＧＤＰ的成長。甚至在攸關社會階級流動，最有助窮人翻身的高等教育上，馬總統寧願優先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分享「過剩教育資源」，也不願優先協助減低弱勢家庭子女就讀大學的負擔。 

正本清源，除了繼續完善社福制度，更要採取更多具體措施，積極讓弱勢青年不致失去公平競爭的機會。此外，政府更應放棄「開發至上、成長第一」的狹隘經濟發展思維。否則，在工作機會一直減少，大多數人薪水長期不漲的情況下，就算經濟成長率達十％，又如何？

（作者為台灣智庫資深研究員）

社論－不要再幫自己圓謊了

2010-08-30 工商時報 【本報訊】

　「不該再幫富人減稅了」，這句話不是我們說的，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日前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中所呼籲的。美國布希政府時代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方案，給予有錢人許多租稅減免的好處，造成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歐巴馬上台後，雖急欲收拾這個爛攤子，但卻遭逢金融海嘯衝擊，難以立即著手改革。如今經濟危機逐漸平息，原來強調減稅增支的財政政策面臨退場的檢討，正好讓歐巴馬政府有機會重新把財政失衡問題端上檯面，並對布希時代所殘留下來的減免稅措施做一番徹底的檢視。 

　美國有二大主要政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其財經政策的理念與主張極不相同。前者傾向於「大政府」的觀念，強調以政府的積極性作為，管制社會資源的配置與使用，維護總體經濟的穩定；後者則偏向於「小政府」的概念，強調政府的消極性功能，尊重市場機制，約制政府政策的不當干預。如果以意識型態的光譜區分，民主黨的主張比較左派，共和黨則比較右派；如果以福利價值的面向區分，民主黨比較重公平分配，共和黨則比較重資源效率。因此，在租稅與財政議題上，當民主黨執政時，會主張對富人多課稅，追求租稅公平，並容忍政府預算赤字擴大，以刺激或穩定經濟。相反地，當共和黨執政時，則會主張對富人減稅，以鼓勵投資、創造所得，並篤信拉佛曲線（Laffer Curve）效果最終可以促使財政收支平衡。諷刺的是，近20年來卻都是民主黨在幫共和黨解決財政窟窿的問題；以前是柯林頓幫雷根善後，現在則是歐巴馬在幫布希擦屁股。 

　我國也是二大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但在財經政策理念上卻甚難區分出其主張的差異。兩個政黨都是選舉亂開支票，選後拚命舉債，置國家財政與租稅公平的惡化於不顧。政府預算失衡永遠只是在野黨用以抨擊執政黨施政績效不彰的工具，但政黨輪替，執政在野身分互換後，所有當初執政時被對手用來批判的語言與內容，都可以用來還擊原來的在野黨。弔詭的是，指責別人的「現在」即如同在批評自己的「過去」。如此不斷惡性循環下去，國家財政與租稅的健全改革當永無希望。 

　前陣子兩項政府機關公布的資訊出爐，引起輿論譁然。一是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98年最高與最低五等分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擴大至8.22倍，創歷史新高；另一是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統計，97年20等分綜所稅申報戶之平均所得高低差距拉大至近66倍，亦是史上之最。這種所得分配惡化的現象，已經變成一種無法回轉的趨勢，同時也驗證了我國貧富不均問題的嚴重性。行政院副院長陳冲日前為此特別召開了「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會議」，並提出洋洋灑灑的七大策略方向，包括擴大內需、平衡區域發展、增加就業水準、強化租稅效果、健全社會安全網、改善產業結構以及提升勞動生產力等。但矛盾的是，所有與會的財經部會首長似乎都「搬出」各種理由，竭盡所能的為貧富差距惡化消毒，也為馬總統日前所說「台灣其實表現不算太差」的話擦屁股。果如這些首長所言，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並不嚴重，那行政院何必還大張旗鼓的成立「專案小組」？無怪乎其所提出「改善所得分配」的七大策略，看起來倒比較像是「提升經濟發展」的七大方案。 

　我們並不是反對政府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提高所得等來解決「貧窮」問題，而是提醒政府應更關心「貧富」差距擴大的事實，因為分配的公平正義是維繫社會安定的主要基石。不論如何擴大內需或改善產業結構，在全球化與老人化的兩大趨勢下，分配不均的惡果絕對無法避免，政府應該有充分的準備與責任，透過制度改革來面對與解決這個問題。換言之，不論政府干預前的所得分配有多不公或不均，在政府透過社會福利措施與租稅手段干預後，社會所得分配一定要能產生有效的均化改善效果。從上述主計處的調查報告可知，政府移轉因素加入之後，98年所得差距自8.22倍降為6.34倍，顯示政府政策對所得分配的影響效果的確很大。但其中九成以上都是來自於社會福利支出的貢獻，租稅所發揮的重分配效果不及一成。由此可見，我國稅制促進公平功能的微弱與不足，亟需政府大力反省與改革。 

　克魯曼認為幫富人減稅證明了美國「政治文化不但已經失常，而且嚴重腐朽」，此外，還是政客「欺騙與不誠實」的行為。台灣的兩個政黨，只要執政即為富人減稅的做法，亦反映出同樣的政治墮落與官僚謊話。我們希望現有的財經官員在為所得分配惡化消毒的同時，先去看看國民黨上台前是如何指責與抨擊民進黨政府的。做了這麼多幫富人減稅的事，政府最起碼要有承認的勇氣，請不要再幫自己圓謊了。

公務員起頭 帶動民間調薪 

【聯合報╱陳業鑫／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長（台北市）】

2010.08.23 01:38 am 

公務員應否微調薪資，引起廣泛討論。站在勞工主管機關立場，認為如能由公務部門帶頭調升薪資，對於改善包括勞工與公務員在內之全體受僱者所得將有莫大助益。 

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可說是近二十一年來最佳表現。但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導致財富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手裡，與此同時，整體薪資水準亦未見成長，受僱者收入占全部國民生產毛額不到百分之四十五，遠低於日韓等國，讓我們不禁質疑：經濟成長的甜美果實，何時才能讓包含勞工及基層公務員在內的廣大受僱者分享？ 

根據筆者走訪各大企業與勞工團體的經驗，民間企業部門平均薪資水準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務員薪資長期未調整，使資方有藉口迴避與勞工共享企業獲利。如公部門帶頭微調基層公務員薪資，勞政機關方有立場要求民間企業尤其指標性大企業跟進，勞方與資方協商時也較有籌碼。如此方能逐步改進資本家獨享經濟成長果實的不公平現象，加以立院剛通過修法調降營所稅，增加之企業盈餘更應在GDP成長創新高之此時，拿出來與全體薪資所得者共享，以遏止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趨勢。 

另外，薪資提升等於提高廣大受僱者可支配所得，對提振民間消費刺激內需有直接之效果，對於內需產業，尤其服務業，更是直接受益。僅僅依靠出口產業支撐我國經濟成長是危險的，必須同時有內需市場的需求，才不會使經濟發展失衡，整體國民生活品質也才能跟著經濟成長提升。

不要逃避貧富差距擴大的事實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8.22 03:01 am

最近有三個新的統計數字，同時指出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低收入戶人數由97年第二季的20.9萬人增加到今年第二季的26.3萬人；家庭收支調查中，所得最高20%家庭的平均所得是最低20%家庭的8.22倍（未計入政府移轉收支影響），是歷來最大差距；97年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則顯示，所得最高5%申報戶的平均所得，是最低5%申報戶的65.95倍，遠高於兩年前的58.61倍。影響貧富差距的因素和對策很多，今天先討論國際經貿往來的影響。

包括我國在內，高所得國家普遍面臨貧富差距惡化的問題，其首要原因可能是全球化。大量開發中國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加入國際競爭，只要他們會生產的產品，就能藉低工資而把高所得國家的生產搶過去，高所得國家的勞工就會失去工作。除非高所得國家能持續創造出更多讓失業者繼續工作的產業及就業機會，否則失業率就會提高，整體工資水準也難以上升，甚至下降，所得分配也就會因此惡化。全球化或經貿往來自由化的程度愈高或速度愈快，勞工和產業愈難調適，進而使問題愈嚴重。

國際知名學者如克魯曼（Paul Krugman）和梭羅（Lester Thurow）都曾指出這種力量的嚴重性，香港則提供了明顯的經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香港雖因為和中國大陸經濟的結合而得到不少利益，但製造業幾乎都移到中國大陸，有些人甚至常去深圳消費，結果很多低技術的工作外移，以致香港所得分配惡化；在聯合國的報告中，香港貧富懸殊程度是已開發地區最大。

然而，政府似乎仍在逃避這個事實；部分政府官員在面對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時，竟以各國所得差距的統計標準不同、不能直接相比來回應。但只要學過一點點經濟統計的人都知道，兩國指標的定義即使略有不同，各國指標本身時間數列的變化方向仍具相似的意義，可用以比較。因此，依香港指標顯示出的貧富差距惡化現象，仍有其參考之處，政府切勿逃避。

政府在簽訂兩岸經濟協議（ECFA）之前，也許擔心這種現象會助長反ECFA的聲音，因此不願正面討論。但現在ECFA已獲立法院三讀通過，預訂9月就要生效，台灣不能、更不該拒絕全球化，所以政府應誠實面對自由化的衝擊，仔細核算其可能傷害的對象，而趕緊發展這些人可以重新得到工作的產業，並提供他們必要的訓練；但是，除了分年編列950億元輔導預算外，我們並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具體的規畫及行動。

顧腹肚、拜佛祖 如何兼顧 

【聯合報╱王玉佩／正修科大副教授（高雄市）】 2010.08.05 02:18 am 

台灣有句俗諺：「先顧腹肚，再拜佛祖。」所謂「腹肚」指的是現實的民生問題，「佛祖」則是精神層次的信仰問題；最近接二連三的環境與開發爭議事件，凸顯的正是「腹肚」與「佛祖」對立的問題。

過去兩年，隨著國際金融風暴的衝擊，台灣的經濟榮景也遭拖累而陷入困境，多數的台灣人民再度過起苦日子。然而，正當政府力圖發展經濟的同時，竟面臨環境保護意識勃興的抗爭。一連串的環保抗爭，讓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努力面臨了極其嚴重的挑戰。

從六輕到國光 發展誰的經濟？

自由時報 2010.07.28 ◎ 李根政

短短十八天，六輕連二爆，不僅說明台塑六輕的工安已經失控，企業形象更快速崩解，台灣社會有必要檢討所謂「發展經濟」、「繁榮」的集體迷思。

六輕的問題絕不只爆炸這類工安意外！早在建廠之初，政府就花了數百億興建集集攔河堰，專管直送六輕；枯水期不夠用，九成以上還得調撥農業用水，間接加速了地層下陷。另外，六輕和麥寮電廠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國四分之一（等於二四○○萬人住宅和運輸排碳的總和），附近學校師生因嚴重的空污，必須經常戴口罩上課，養殖漁業生長遲緩更是漁民的痛。去年六月，台大教授詹長權的研究指出：麥寮、台西、東勢、崙背、四湖等鄉鎮居民罹癌率，與六輕廠的空氣污染有「顯著相關」，例如台西鄉，民眾得肝癌的發生率增加了三成，全癌症的發生率增加了八成。

雲林人在六輕運轉十年間，已經飽嘗污染惡果，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六輕建廠之初所承諾的「繁榮」在那裡？

一九九三年，台塑承諾六輕建廠後將興建長庚醫院、醫護、安養社區、護專、客運中心、海濱休閒遊憩中心，建造十五萬人的新市鎮，引進三萬七千五百個就業人口等。然而，如今只有醫院在興建中，其餘全數跳票；就業人口只有一萬，其中外籍員工占六成。如此嚴重背信行為，可曾有人追究？

猶記一九九一年八月，當時的雲林縣長廖泉裕、議長張榮味、國民黨縣黨部主委薛正直、麥寮鄉長林松村，齊赴台北與王永在晤談，爭取台塑在麥寮設廠，宣稱六輕建廠可以讓雲林「繁榮」！這些人要不要負責任？

近二十年後的今天，濁水溪對岸的彰化縣，卓伯源縣長也正積極爭取國光石化的進駐，同樣聲稱要「繁榮」地方。這是請鬼拿藥單，彰化縣民難道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