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英語亡國（李中志）

2010年05月06日蘋果日報

馬總統當選之初，筆者即預言，馬總統的兩個最大敵人是他的哈佛學位和他的英文，很多朋友立刻說我又在酸馬總統了。非也。馬總統的哈佛學位讓他自覺高人一等，而忘了其不足；他的英文更讓他在國人面前充滿自豪，而忘了其英文程度在字字計較的外交場合其實是不堪使用的，最危險的是，他忘了總統為一國之首，既足以一言興邦，也會一言喪邦。馬總統一看到洋人就想要多秀幾句英文來顯示其高國人一等，不但自暴其短，還一再危及國家利益。

晚宴聊天也就算了，但若是在政策宣示的場合，實在叫人坐立不安。不久前才有談統一是在「decades」、「next decades」、「the next decade」還是「the next decades」之爭。

接受專訪又捅漏子

固然一涉統獨，事關重大，大家火氣就上來，但筆者倒認為各家英文先進實在也不必在政治上大作文章來擁馬或打馬，因為比較中肯的說法是，馬總統的英文能力根本不足以在造句說英語時，還有餘力想那麼多語意上的細節。

但上次教訓才過不久，這次接受CNN專訪捅的漏子更大，馬總統說：「We will never ask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拜託，這已是嚴重的國安問題了，更甚於當年中美協防的片面終止。馬總統是在幫中國挑戰《台灣關係法》嗎？是不是在對中國說，只要我們不「ask」（外交部前部長胡志強要我們注意這個字），《台灣關係法》就只是一張廢紙？

的確如此，八八水災時美軍待而不發就是台灣沒「ask」美軍馳援。但相較於水災，一旦台海生變，是何等大事？台灣如何獨力應付？

連日來討論已多，但並不嚴厲，並非國人無知，唯一可解釋的是，國人畢竟很厚道地給馬總統的「菜」英文「the benefit of the doubt」，他其實是要講：「We will never have to ask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那麼，就請總統府發個新聞稿澄清，就說我們馬總統的英文不好，他的意思是，我們致力於兩岸和平，所以永不需要叫美國人替我們打仗。也許這是替馬總統解套最好也最誠實的辦法。否則，如果這是在馬總統那就是犯了國安層級嚴重的政策錯誤了。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

我們的外交官只會插花

自由時報 2010.05.08 ◎ 郭忠豪

二○○八年台灣網球之光盧彥勳到紐約參加美網公開賽，因為熱愛網球運動且深感彥勳是台灣相當難得的運動人才，我帶著彥勳與他的防護員先到法拉盛找下榻的旅館，因受限於經費，我們只能找到價錢便宜的旅館。之後我聯絡大紐約地區的台僑領袖，商談為彥勳舉辦一個「募款餐會」，並向他們說明盧彥勳的排名已經來到世界前一百，需要更多的鄉親挺身而出支持他。我們選擇在皇后區的台灣人教會舉辦募款餐會，希望為彥勳募得些許金額，讓他在往後比賽中沒有後顧之憂。

然而，從彥勳到紐約比賽到結束後離開紐約，除了募款餐會中有一位魏組長以私人名義參加外，從頭到尾看不到任何台灣官方代表出來接洽或款待這些台灣選手（還有其他網球選手），甚至在我送彥勳到機場回台之際，我在機場認出一位華僑文教中心的主任，但他竟然連盧彥勳是誰都不曉得，想來相當可悲！

這一次陳樹菊女士到紐約領獎，她的精神與付出確實代表台灣人勤儉樸實的可貴精神，我相當感動。但作為一位在紐約長期關心台灣的學生，我相當訝異台灣駐紐約外交人員對不同領域的傑出人士竟有如此差距的待遇。陳女士從得獎之後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視，甚至在紐約接受訪談時處處被告知要謝謝：上自總統，下至台東縣長的支持，整個參訪過程中看到台灣官方過度且不必要的介入。回過頭來看看盧彥勳（當然還有其他網球選手），這一位截至目前在世界男單排名最高的台灣網球選手，在紐約比賽過程看不到任何官方代表的協助，如此差別待遇，我只能感到悲哀。

台灣人的樸實精神是從基層生活中發展出來的：陳樹菊女士行善的動機發自她的內心，而盧彥勳征戰世界網壇靠的是不服輸的水牛精神。我希望透過這個消息，喚醒海外的外交單位多多關心一些尚未出名的台灣子弟，他們在未來均可能替台灣在國際社會揚眉吐氣！

（作者為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問題不在英文 在國家尊嚴（張國葆）

2010年05月08日蘋果日報

針對貴報5月6日《論壇》版讀者投書「英語亡國」一文相關論點，總統府聲明如下 :

一、4月30日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網（CNN）專訪，總統有問必答，誠懇明確。該台以「台灣不會要求美國出戰中國」（Taiwan won’t ask U.S. to fight China）為題播出，據估計，CNN國際版收視範圍涵蓋全球200餘國家、2億3100萬收視戶，另截至5月1日網頁點閱率亦排行第四，顯示總體傳播效果甚佳，是一次成功的訪問。國際社會及媒體輿論亦正面評價，包括美國在台協會表示，「美國對馬總統在專訪中提及近來台海兩岸降低的緊張局勢表示歡迎，我們相信，持續的兩岸對話將有助於區域和平、穩定和發展。」

二、總統在受訪時強調，台灣會繼續改善兩岸關係，降低海峽緊張情勢，並繼續向美國採購防衛性武器，但總統也表示：「我們決不會要求美國人為台灣而戰。」（We will never ask the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

展現自我防衛決心

總統目的有二：第一、向美國大眾展現台灣堅定自我防衛的決心，不會要美國子弟為我們流血犧牲；第二、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國家尊嚴一定要維護。換言之，不論總統以中文或英文回答，答案都是相同的。因此，問題不是英文，而是國家尊嚴。更不會發生「英語亡國」的誇張結果。

三、至於總統接受CNN專訪，因為對象是全球使用英語的觀眾，以英語回答，不僅可節省佔一半的翻譯時間、也可用觀眾熟悉的語言，更有效地宣揚政策理念。語言只是一種溝通工具，總統從未有「看到洋人就想要多秀幾句英文來顯示其高國人一等」的心態，台灣會說英語的人很多，並沒有高人一等之處。

四、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美國對台政策的依據是《台灣關係法》。其中明定，美國除將出售防衛性武器給台灣外，台灣遭受威脅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美國可採取適當行動。因此，美國之行動並非操之在我，總統所言就是30多年來的台美關係現狀。

因此，台灣一方面要建軍備戰，嚇阻進犯，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扮演「和平締造者」，而非「麻煩製造者」的角色，以免自陷危局。若以衝撞挑釁製造兩岸緊張，再一廂情願期待美國無條件出兵，無異緣木求魚。

五、至於去年《亞洲華爾街日報》專訪馬總統一案，係因該報記者將總統所答覆的「decades」（數十年），誤植為「decade」（十年），被中文報紙誤解報導，該報事後也即時更正，並表達歉意，實與總統使用英文受訪無關。馬總統在正式場合，原則上均以中文發言，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使用英語。

作者為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

東協筆記－泰國只是進入另一輪迴

2010-05-08 中國時報 【梁東屏】

　泰國總理阿批實嘴硬苦撐一個多月之後，終於在軍隊袖手旁觀不肯力挺驅散示威群眾的情況下，提出進行和解的五點「路線圖」，同時表示一旦達成和解，就將在今年十一月十四日舉行大選。

　阿批實所提「和解路線圖」包括尊重王室、就社會不公進行改革、敦促媒體堅守公正、對此次示威期間衝突造成傷亡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以及就憲政改革進行辯論等五點。他說，「我相信達成全國和解無須花太長時間，一旦達成後，政府準備在十一月十四日舉行大選」。

　對於阿批實伸出的橄欖枝，佔據曼谷最精華商業中心拉查帕頌十字路口已超過一個月的「紅衫軍」表示願意接受。

　按照泰國憲法，政府應在大選前四十至六十天內解散國會，亦即比原先阿批實所同意的九個月又超前近乎半年，可以說已作出相當大的讓步。

　只不過曾吃虧上當許多次的「紅衫軍」此次變得相當謹慎，放話要等到阿批實親口說出解散國會的確切時間，否則就暫時還不解散。

　不管怎麼說，阿批實既已退讓，除非真的另有圖謀，相信應不會吝於再進一步承諾解散國會的日程。

　因此，泰國眼前的政治危機算是解除了。然而可悲的是，這只是解除了當前的危機，泰國的真正問題卻完全沒有碰觸到。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四年來的政治紛擾，將還會一再上演。

沒有永久 千萬別說Never

【聯合報╱吳崑玉／國會助理（北縣中和）】

2010.05.04 02:14 am

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府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談到美國在東亞的「防禦範圍」時，說美國的東亞防禦圈是從日本到菲律賓，既沒有提到南韓，也沒有提到台灣。知道這個消息後，一月開始，北韓頭頭金日成積極走訪大陸，調回任職於解放軍的重要幹部，組建南下的特種部隊。五個月後，六月廿五日，北韓軍隊越過卅八度線，韓戰爆發。

這個案例後來成為國際關係中的經典案例，教導領導人對國家安全問題，Never Say Never！

馬的Never說，有其時空背景，與上述案例不見得會造成同樣結果，所以不必學民進黨小題大作。但此語所展現其作為國家領導人，對於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的瞭解程度，以及對於政治語言危險性的認知，仍有待加強。

馬想向世界說：兩岸關係已經改善了，台灣不會打仗了，美國不用再為台灣擔驚受怕了。同時也向大陸表達善意，遞出橄欖枝。這是好事，也是大家的期望。但常常好意誤用，卻似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不得不慎。

要知道，援引美國作為戰略伙伴的用意，就像在支票上背書，是增加一個可信的保證。缺乏可信的保證，再多善意也不見得能讓銀行願意貸款；同樣的，缺乏可賴的後援，任何協議與條約的忠實履行，也都將受到嚴厲的考驗。

在國際關係中，和平絕非善意所致。和平的保障從來不能依賴一紙文件，包括條約和法院裁決。台灣除了海峽天險，再無戰略縱深，把話講得太白（像馬），把事作得太絕（像扁），都不是明智之舉。保留可信任的後援，創造一定程度的模糊，方為自保之道。

馬的Never真正危險並不在於當下，而在於其所暗示的思維過於單純。國際關係中，從來不會獎勵小白兔，也不一定會懲罰大野狼。

英國首相巴麥斯頓曾經講過：「沒有永久的敵人，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正因為沒有永久，所以千萬別說Never！

如台先挑釁 跪求美軍也不來

【聯合報╱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台北市）】

 2010.05.03 02:23 am

馬英九總統接受ＣＮＮ越洋專訪，一句「永不（never）要求美國為台而戰」談話，引發民進黨強烈反彈，認為在這種事最好的策略是「never say never」。問題是，美國為台而戰不是台灣要求得來的。更重要的是，讓美國對台安全承諾由模糊化變成動搖，始作俑者正是民進黨。

事實上，馬總統的回答是針對主持人的問題：美國人為台而戰值得嗎？若美為改善美中關係而減少對台軍售，會發生什麼情況？馬總統指出，如果美國對台軍售少於目前的標準，會降低這個區域的信心；過去二年因為我們努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經大幅降低緊張情勢；我們將持續降低風險並向美國軍購，但我們絕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

從美中台宏觀的角度來看，馬總統的回答不僅與政治現實若合符節，也吻合我國「和中友日親美」的大戰略。

首先，近六十年來，台灣別無選擇，尋求美國支持，但李登輝後期與陳水扁時期不斷對北京挑釁，卻讓台灣成為「麻煩製造者」。馬政府上台後，一方面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一方面繼續向美國採購武器，同時尋求日、韓、東協國家的合作，這無疑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戰略選擇。

其次，從一九七九到二○○四年，儘管有台灣關係法，美國對台安全承諾一直處於模糊狀態，既不承認一定會為台而戰，也不承認一定不會出兵馳援。但是，前總統陳水扁在國慶演說欺騙美國會對大陸伸出橄欖枝，結果卻批評大陸是「邪惡勢力、黑暗陰影」一事，惹火了美國。連一向對我國友好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都在接受美國公視訪問時，反對美國在台海有事時根據台灣關係法出兵馳援。二○○六年，陳水扁推動「廢統」，挑戰台美之間「四不一沒有」的「君子協定」，並揚言美國一定會在中共武力犯台時馳援台灣，立刻遭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駁斥。

第三，美國是否出兵為台而戰，一則要看是不是台灣啟釁，再則要看台灣所作所為是否合乎美國國家利益。如果是台灣先挑釁，或是兩岸政策不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即使向美國下跪，華府也不會派一兵一卒。

現在，馬政府的大陸政策就是努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且已大幅降低緊張情勢，我國並積極向美國軍購，展現自衛的決心，更與美國恢復互信，也與日本等周邊國家加強關係，自然符合美國利益，甚至可說與美國的利益做相當程度的結合。

在兩岸大幅改善關係的情形下，中共武力犯台的機會自然降低。即使兩岸關係生變，只要咎不在我，我國所作所為又合乎美國國家利益，不必台灣要求，美國也會作出正確的決定。

澄社評論：被背叛的台灣

自由時報2010.04.30◎ 洪裕宏

套用歷史學家拉許（Christopher Lasch）的話，當馬英九與兩岸經貿獲益者用力推銷ＥＣＦＡ時，他們不敢面對的真相是：真正的問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和階級壓迫的加劇。當這些經貿與政治的獲益者在全球化經濟趨勢裡，絡繹不絕往來中國與台灣時，他們不敢承認的事實是：他們背叛了對於民主與社會的承諾。

經濟全球化造成經濟分配Ｍ型化，中產階級的弱化甚至於消失，失業加上所得減少，使廣大中下階層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這些現象已經發生在台灣，馬英九不可能不知道。再者，馬英九執政近兩年，對民主與人權的傷害和背叛有目共睹。馬英九執意簽ＥＣＦＡ若只是導因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思維，那麼因為新自由主義者對民主與人權的堅持，我們不必擔心台灣民主會淪喪，只需處理財富再分配之問題即可。然而馬英九的反民主與傷害人權的思維和作為，令人質疑ＥＣＦＡ只是經濟糖衣，包藏了政治統一的禍心。

拉許在其《菁英的反叛》書中認為經濟全球化製造了一個新菁英階層，他們沒有國家觀念，只像吉普賽人一樣，逐市場為生，那裡有利可圖就往那裡去。他們是世界主義者，屬於世界，不認同土地與國家。他們穿梭於國際間，創造出一種相似的生活模式與一套共享的價值及意識形態。他們盜取了像開放、進步、族群融合、國際化這些語詞的詮釋權並據為己有。反對者一概被標示為鎖國、反開放、邊緣化等。對他們而言，經濟利益是一切，民主與人權只是裝飾品，必要時秀一下以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形象。競爭力、追求頂尖、追求卓越等成為金科玉律。例如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理由是大學應該以開放的態度爭取全世界的頂尖人才，以提升競爭力。

拉許批評西方的全球化支持者只追求菁英階層的經濟利益。在台灣，這些經濟菁英則與馬英九所代表的政治統一結合，共同包裹ＥＣＦＡ糖衣，誤導人民，是極不道德的騙局。

（作者為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政府擅自捐款，合理嗎？（傅延文）

中正大學哲學所、PPAR成員 傅延文

行政院日前宣布動用第二預備金捐一百萬美金（合三千一百萬臺幣）予中國青海，吾人以為四川賑災的二十億新台幣是為前車之鑑，政府仍據此動用國庫捐款，著實令筆者百思不解。

      1.雖基於人類的普世價值『人溺己溺』之精神，應主動關心，但協助方式多種，且有許多現成資源及民間資源可運用，何須動用國庫為之？

      2.再者，國家財政不佳，許多地方單位及弱勢團體捉襟見肘，高層卻視而不見，反到裝闊散財，難謂正當？據聯合報報導，稅收財政單位估計，明年稅收至少短收一千兩百億元，主計處已發文各部會，要求統一縮減經常門百分之五預算。別忘了，在2009年時，政府已短徵超過兩千億。倘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新法上路，則中央政府又得失血近六百八十億元；中央還要幫地方負擔勞健保費，預計要多花三百零四億元；又有九百八十二億元的赤字。 擔心明年預算編不出來的主計處，已發文各部會，除科技預算外（國科會與中研院）， 一律縮減百分之五經常門支出（人事費用除外）且由於歲入大幅縮減，明年度為平衡經常門的舉債金額恐將逼近兩千億元。

      3.最後，中國並非臺灣之邦交國，更非一貧窮國，若要動用國庫捐助，則難道不須經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院或全民的同意嗎？次之，縱使捐款，也應衡量國內經濟狀況及各國捐助情形，如泰國捐10萬美金；經濟大國日本1億日圓；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目前均以民間捐助為之。綜觀上述亞洲各國，政府此舉，難謂合理！

總言之，新臺幣三千萬，可知能擴編多少社工，能幫助多少弱勢團體？而這樣的捐助已非關正義，只突顯出政府終究未能苦民所苦，捐助中國青海純然是出於政客私利考量下的結果罷了。

政府有錢捐一百萬美金，卻沒錢照顧社會弱勢?

◎傅延文

為建制臺灣的社會工作專業，自1997年4月2日(社工日)社工師法施行後，目前社工師通過率約5%(民國98年)、11%(民國99年)，換言之，還是有將近九成五的社工人沒有取得執照。但既然學校訓練了專業的社工人，也讓他們直接投入第一線，卻又限縮取得執照的門檻，似有未恰。再者，有學者認為，如此的制度是將資格認證與執照考試混為一談。社工師執照非如同律師、醫護等職業，須具有執照才能執行業務，因此對於執照之取得只代表：一是執行地位的提升，二是對案主的保障。所以社工師執照應是資格考的一種，宜與實務相輔相成，再經實習數年後始能取得獨立營業執照，使之更能貼近現實(林萬億，2006，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頁169~170)。

惟據學者的統計，社工師只對於公職的應考資格有影響，，若服務於NGO、NPO，則額外加了約二千元的津貼。張紉、林萬億、王永慈(2003)的研究指出，有六成的第一線社會工作者薪資在二萬到三萬間，約四成者在三到四萬間，當然也有少數薪資只在兩萬元以下，至於主管級則平均在四到七萬間。顯然地在收入的地位不如同樣以”助人”為宗旨的律師、醫師、護理師、諮商師、心理治療師般的對等。當然，另一個面向而言，社工師(員)是屬於國家的、公益的，所以在實際上社工師(員)也不可能如同上述幾種職業可以透過各種行銷手法及計價方式取得最大的報酬，同時這樣也不符公益的本質，自然在這資本主義社會中缺少了吸引力。

然顯而易見的，日後臺灣社會對於社工的需求會越來越大，一是老年人口的增加，二是貧富差距大，三是失業人口多，且青壯年的負擔越來越重，倘若這樣的社會沒有社工的關心、訪視、照顧、治療及發聲，那我們怎麼怎能奢求有一個穩定的社會呢？

誠如林萬億老師所言：『過去社會工作者曾被期待當成蠟燭，然燒自己照亮別人，直到蠟炬成灰淚始乾。問題是一支蠟燭能然燒多久？一支蠟燭能照亮幾人？國家、社會、社會工作機構應把社會工作者當成永續燈泡來經營，插上電就能照亮別人，才可能省電又光明。所以社會工作者的教育、實習、訓練、督導、薪資、福利，工作條件、專業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財源都必須合理配置建構，才可能使社會工作者隨時得到充電，以照亮別人。屆時，燈泡壞了也比較歡喜甘願。』(林萬億，2006，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頁635~636)。

所以政府能夠正視社工的需求及條件，否則，還是請政府致力改善經濟問題，倘若人民富庶，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則社會安定，那麼誰還希望成為"案主"呢?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我們該如何面對中國？(劉吉宴）

2010.04.21　　

      中國和俄羅斯近年來的強大已成為全世界另一個強權，許多人甚至開始認為中俄兩國某些的政治社會制度有值得借鏡的地方。美國和俄國在經歷冷戰後，並沒有就此不相往來，前陣子還簽署了限定核武條約；美國最強勁的敵手元首胡錦濤，日前還出訪美國參加核子安全高峰會。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就算是敵人，也不代表就不往來。中國一直以來都不是我們的好朋友，未來也很有可能不會是，然而，台灣若光只是仇視中國而不與其來往，絕對無法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帶來任何好處。所以，如果我們只是消極地抵制中國而不更積極地尋求與之相處之道，恐怕只會損害自己的利益。

       許多政客只把兩岸議題等同於統獨問題，誤導人民去認為和中國合作就等同於賣台，這只會使得許多民眾忽略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統或獨並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問題，也不是現階段能解決的問題。在生育率逐年下降和外藉配偶的比例升高下，現今台灣出生的嬰兒，大半都已經不是所謂的「台灣人」和「外省人」了。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族群會更多元，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民對於「中國」會愈來愈沒有認同感，這使得現今的族群問題和統獨議題可能就會達成共識，既然我們現今對這議題無能為力，何不交給下幾個世代去決定。

       現今更重要的問題是：台灣要如何和中國合作，才能為自己和下一代營造更好的環境？ECFA的辯論即將展開，我們希望國民黨能清楚地陳述ECFA能為台灣人民帶來的好處，而民進黨能就政策面做出適當的批評，這才能為兩岸經濟合作激盪出更有利的政策，而不是又訴諸不相干的議題，再次讓台灣民眾失望。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國會、政策亂象… 總統您在哪裡？

【聯合報╱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所教授】

2010.04.23 01:47 am

談到民主，台灣人立即映入腦海的，似乎便是「順應民意」。這說明了，何以「庶民政治」，最近被叫得震天價響。

為了達到順應民意的要求，台灣人見證了諸多政策的反覆：豪宅稅、健保費、死刑存廢、營業稅、牛舌進口、個資法…。甚至立法院打成一團，也常說是為了「順應民意」：大至ＥＣＦＡ，小至陸生來台，全都為了自己黨派主張的「民意」不惜扭打。

然而，檢視歷史上公認的偉大民主領袖，恐怕會訝異的發現，偉人很少是因順應民意而受到謳歌。林肯趁著國會休會發動南北戰爭、羅斯福是簽署最多違憲法案的總統、邱吉爾的國會人緣不佳、而戴高樂則常煽動民意壓制國會，這些人所以被懷念，正是因為他們在舉國上下充滿疑懼時，能堅毅的帶領國家走出陰霾。

遠的不談，最近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民調彈升，也頗有讓人省思之處。二月初時，歐巴馬的支持度還徘徊在當選以來的最低點，約百分之四十三左右，令人對他連任充滿了疑慮。但由於歐在三月下旬，執意以爭議性手段，通過未獲多數民調支持，且受益者僅約一成美國人的全民健保法案，卻反而使他的民意支持度開始回升。

面對國會的反對聲浪，歐利用民主黨的多數優勢，在眾議院利用特別程序，使得健保法案可以逃避國會的辯論與表決偷渡獲得通過。目前至少已有一個民間團體向法院控告程序違法，另有十三州最高檢察長聯署認為法案內容違憲。這樣具有爭議性的法案與程序上的蠻橫，在台灣必然值得「好好打一架」，但為何歐的支持度卻不降反升，美國老百姓究竟是怎麼想的？

台灣的政治人物似乎不理解，民主程序中，老百姓更珍惜與尊敬的，其實是「堅毅明確的領導」。民主制度主張每個公民都必須自主決定，但意見自由又往往使民眾陷於資訊的混亂，故而民主實踐易造成民眾徬徨無助，轉使他們企求政治領袖的明確領導。學者佛洛姆曾因此喟嘆：人類付出無限代價追求自由，但得到了自由卻又企圖逃避。

百姓所珍惜的如果是堅毅明確的領導，民主的優點，應該是賦予民選領袖堅實的合法性地位，使他能透過多數民眾的支持，果敢貫徹政治主張。民主領袖如果不敢運用他的多數地位，民主的價值便幾乎一文不值，這是為何早期希臘政治思想家，常將民主貶低為無政府狀態的原因。

目睹今天國會的亂象與政策的反覆，台灣的領導人已不能再以「尊重民意」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美國在行政與立法的分野上，是舉世公認最明確的，但近百年來總統領導國會也是有目共睹的趨勢。我國向有行政獨大的傳統，面對國會的亂象，若總統又以憲政分際為藉口寧可袖手旁觀，則所謂的「守憲」反而可能葬送了這部憲法。

中國惡性崛起

自由時報 2010.04.22◎ 陳宗巖

英國ＢＢＣ國際台委託外部機構進行民調，調查範圍橫跨二十八個國家的人民，想了解他們是怎麼看待世界上重要國家對世界的影響力。在接近三萬受訪者的樣本中，各國公民正面看待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約有三十四％。自從二○○五年調查開始至今，世界對中國的正面印象已經從五十％，逐年下降至今，這說明了世界並未感受到中國所宣稱的和平崛起。

這份調查報告的結果對於國際關係中的「威脅平衡論」相當有用處。該理論是由研究國家間彼此結盟的專家Stephen Walt所提出，他認為當面對崛起的強權時，國家結盟與否將取決於對於威脅的感受程度，構成威脅的內涵包括了四個因素，分別是總體硬實力、地理位置的鄰近性、攻擊能力、侵略意圖，其中侵略意圖在它的理論中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他檢視世界各地近百年來的案例中，他認為一個崛起的強權若擁有豐沛的硬實力（包括人口、工業與軍隊能力、科技先進程度）、與實力弱的國家鄰近甚至接壤、常展現出進攻的實力並擁有侵略的意圖，則這個強權會迫使鄰近國家為了自保，結盟抗衡之。

現在在東亞的中國正朝這樣的路走，硬實力持續上升，且與許多東亞國家為鄰，其侵略能力除了展現在對台灣部署的飛彈外，更能透過派遣軍艦至具有主權爭議的東海與南海挑起區域神經的作為看出。在最後一個重要因素中，ＢＢＣ的民調顯示出世界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正在攀升，或許這尚不構成中國有侵略領土的意圖，但隨著人民幣匯率僵化，中國商品大舉進入國際市場搶食歐美國家與鄰近開發中國家的市場時，在經貿上，其他國家對於中國經貿的侵略意圖感受應當不淺。

因此中國的崛起並不友善，且可能會激發各國組成聯盟抵制之。台灣處在這樣的東亞環境中，必須試想完全沒有煞車的親中政策是否正確？若未來東亞國家結盟牽制中國，那台灣應該站在哪一邊？在東亞國際政治尚未明朗時，台灣應該多結交擔心中國崛起的朋友。若將親中政策無限延伸，恐讓台灣在未來落入與中國共同被視為區域敵人的下場。

（作者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專員）

中國盲流 台灣搶飯碗

自由時報2010.04.22 ◎ 孤影

 數月前和幾位朋友在永和市一家江浙館晚餐，過後不久在台北市東區某海產店聚會，招呼我們的服務生，前一次是娟秀少女，後一次是中年熟女，都是來自對岸「內地人」，由於兩次都受到不甚友善對待，所以對這兩人印象頗深，憶起時也會引發一些苦澀聯想。

 兩家餐館這份服務生工作，原本也許可以讓一位本國失業單親媽媽，或獨撐家計照料癌夫的貧婦，能有一份微薄收入養家，如今位置被「內地人」佔去，即表示本國弱勢婦女失去兩份工作機會，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上述這兩樁案例，更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台灣各種低薪職位，諸如超商收帳員、餐館服務生等等，處處都可見對岸口音者混跡其間，甚至流動攤販站壁流鶯，都已雜有「內地人」身影。對岸把湧入都市搶工作農村人口稱為盲流，現在大舉入侵，排擠台灣弱勢人民工作機會的對岸來人，應也可稱之為中國盲流。

 當然，不論盲流如何氾濫，影響不到高高在上的上等人。馬先生兩位千金若是仍在國內，也不用擔心來自對岸底層女性搶奪她們飯碗。滿面紅光參加「杜蘭朵公主」首映的政商名流，也不必怕子女的高薪白領工作被盲流搶走。對風雅高級人士而言，對岸盲流之來，確是不關痛癢，甚至可視為有助終極統一的良好發展。

 堪憐的是台灣的弱勢中下階層人民，既不懂以選票影響政府，更不會凝聚力量，以體制內甚至體制外行動，捍衛自身的生存權。「苦民所苦」、「聞聲救苦」的大人先生，不知有否念及底層無告人民面對盲流搶工作的辛酸。

 混跡於台灣低收入職場，乃至從事不正當行業的對岸來人，相信有相當高比例是非法打工，甚至根本是非法居留。治安當局若能認真大清查大掃蕩一番，應能為本國人民爭回不少工作機會，但在今天最高當局「兩岸關係高於一切」、「以小事大」思維模式下，警政單位能在衛護陳雲林、韓正之流共幹方面，把警力發揮到極致，但是否能有意願來認真取締「內地人」非法搶奪國人飯碗，或就不容太樂觀矣。

 台灣的低收入底層人民，已受到對岸盲流的嚴重排擠，下一個輪到的會是哪一個階層？

 （作者即《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作者孤影）

市場即牢籠

◎陳以森

我國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化已是無法忽視的事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可以說愈來愈貼近我國社會的寫照。

美國的政治學家，查爾斯．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曾經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市場」將成為政策制定的牢籠。（“The Market as Prison”）他的意思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裡，任何社會改革政策的制定必須要受到資本家與企業的「限制」。

如果社會改革政策的內容是不受到資本家以及企業的歡迎，那麼資本家與企業便會以裁員、提高物價或者任何會造成經濟衰退的手段來報復。但是由經濟衰退的責任須由政府承擔，而非企業或資本家，政府懼於人民的指責，因而便會撤回社會改革的法案。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林布隆認為， 資本主義社會是個相當保守、反改革的社會。因為政府想進行任何社會改革，企業及資本家都會報之以裁員和衰退的經濟。你若希望政府能立法禁止企業對空氣及河川汙染，那麼你心裡最好準備好企業隨時撤資或裁員的可能。你若希望大企業能負擔大部分的政府稅收，那麼你最好準備好企業隨時撤資、裁員的可能。你若希望我們國家的社會體制能有全面的、根本的改良，你最好準備好去面對一個貧窮且普遍失業的國家。

因此林布隆更進一步的指出，在這層意義上而言，資本主義社會是個反民主的社會。政府的責任是依照民意制定、執行政策，但是政府的政策囿於企業及資本家。因此，民意的貫徹便是囿於企業及資本家。

新政府上任一年又九個月。從課徵百分之五十的遺產稅，到課徵百分之十的遺產稅。宣布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到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宣布課徵能源稅，之後又決定停徵能源稅。宣布調漲富人的健保費，到暫緩調漲。一次又一次社會改革的失敗都驗證了林布隆的「市場即牢籠」的道理。

我們必須了解到，國家的整體幸福並不是只有經濟財富或股市指數而已，還有其他的價值值得我們去追求。財富的公平分配、人格教育的提升、司法的改革、自然環境的保護等等。我們也希望政府官員們了解到我們國家現在最缺乏的不是錢，而是其他的價值，不要再讓股市指數來阻擋社會改革的腳步。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死刑廢或不廢，到底政府要怎麼做?

◎傅延文

廢除死刑的議題一直爭論許久，然而，要嘛是立法者決議廢除，要嘛是訴諸於全民公決。但若要廢除死刑，照目前的民意走向，則必然是要違反絕大多數民意下的情況為之。假若是訴諸於全民公決，則須先釐清公投是在投什麼。其可能的選項有1.死刑是否應廢除？亦或2.用公投的方式決定死刑的存廢是否正當？ 

若是前者，則由於死刑存廢是是具有高度道德與法律的爭議，同時與生命權的保障所有衝突，若訴諸於公民公決，則似已超越憲法的權力。 

若是後者，則是進一步的確立公民投票之界限。此有兩個面向：1.若人們普遍認為生命權是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則我們得否以多數決的方式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無論這個人是否要為過去的殺人行為付出代價。2.法律與道德密切關聯的問題，是否得訴諸於公民決定，但若是在強制性交結果導致被害人死亡(包含自殺者)(刑法§226I，最重為無期徒刑)，基於應報主義，我們是否也得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修改法定刑？但這樣似乎是凌駕於代議制之上，反而有民主危機。 

新任法務部長，行政院已核定由檢察體系的曾勇夫擔任，若是依法行政，則新任部長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得連續簽署四十四名死刑執行令的道德困境，而這樣是否形同”屠殺”？這也是未依法行政的惡果，同時也破壞了司法與行政間的平衡。因此，若政府支持走向廢除死刑，則請總統以減刑的方式對死刑解套並盡速修法。若政府同意死刑有存在的必要，則請依法行政，或是強化對於死刑案件的監督機制。否則，人數再累積下去，政府該如何面對大眾、家屬、受刑人，甚至是維持整體的法之安定性呢？

當然，筆者並非支持廢除死刑，反而主張無論死刑是否存在，"鞭刑"等酷刑倒是應該可以設立，且比死刑及無期徒刑更具有一般預防作用。否則，依現在監獄的收容情形，回監的受刑人(再犯、累犯)就佔了近百分之八十。申請假釋的"錄取率"則達百分之六十，但假釋後被撤銷的也佔百分之十五。換言之，矯正既未達到教化的目的，隔離也只是短暫的隔離，假釋門檻又低，縱使加害人入監服刑，被害人依然生活在惶恐之中，深怕加害人出獄後報復，而我國有做到這類保護被害人的工作嗎?沒有。就好比在電影『停車』裡高捷的一句話：『黑道要找人沒有找不到的』，而事實上確實是如此，臺灣就這麼小，總是會有堵到的那一天。

看來臺灣的司法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誰的二二八？

自由時報 2010.03.05 ◎ 李秉朔

馬英九於二月初大大表揚中研院院士黃彰健，肯定其「發掘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努力」。問題是，黃以其院士權威為治史功力背書，駁斥任何政府檔案之外的史料，所有不利於國民黨的外電、訪談、回憶錄及口述歷史全遭黃彰健推翻。

如此偏頗的「研究」非但引發眾多學者的質疑，單就死亡人數即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認知有極大差距。馬英九在褒揚令中指出，黃彰健畢生盡瘁文籍考訂校勘，詳贍精審，窮理盡微。晚歲潛心二二八事件研究，疇咨博采，饒富新見。從申請賠償的受難者家屬包含相當數量基隆人，而黃院士卻稱國軍在一九四七年登陸基隆港時該港已淨空故不可能有民眾被射殺，這種推論的確如馬英九所言「饒富新見」。

假若黃彰健是文學家，吾人當樂見其發揮高度創意妙筆生花，但書寫歷史首重客觀精確，黃院士的一家之言價值高低不言可喻。而馬英九特別挑選黃彰健加以消費，說穿了無非是為奪取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權。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新加坡與臺灣的自我矛盾

傅延文◎2010.01.25

日前新加坡開放大陸學生、勞工入境求學和工作，反導致社會問題叢生。而臺灣目前的政策也傾向採相同的開放模式，表面上是經濟及學術共榮，但實際上也是未來臺灣社會問題的隱憂。然新加坡的現況對照本期《National Geographic》新加坡專題報導卻是一大諷刺。

前任總理、現任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本期《National Geographic》新加坡專題報導指出；”新加坡在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後，雖已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但新加坡人卻也變得有些彈性疲乏。因此李光耀認為，開放大陸移民是件好事。而這些移民者，求知若渴，也都準備好為高薪的工作打拼，但大量移民者湧入這也的確造成許多新加坡人的不滿。”惟李光耀進一步地表示：”為面對新移民者的帶來的挑戰，本地的新加坡人更應努力，假若新加坡人落居於後，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依照『只要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思維下，抓不到老鼠是自己的問題，而抓得到老鼠的好貓們也不用自滿，還要看誰抓的多。抓的多，技術好的頂尖好貓們自然是資本家的最愛，但畢竟這樣的好貓有限，因此需要許多一般般的好貓們去抓老鼠。但在資源有限下，資本家為追求利潤極大化，會把一般般的好貓們的”成本與報酬率”列為錄取標準，因此這些好貓們只好將報酬降低。但來自原生環境不佳的好貓們為求生存會把報酬降得更低，於是本地的好貓們隨後很快地被取而代之。至於來自原生環境不佳且又抓不到老鼠的貓貓們，只好另循他路找到生存的管道，而這一群貓貓就是社會問題的隱憂。

換言之，若政府的思維跟李光耀一樣，認為本地台灣人為面對外來人力的威脅，應該更加努力，若因此落居於後，是自己的問題。然此與實際產生的社會問題，卻是相互矛盾。不過最重要的前提還是，全國少子化以及環境保護的問題，若再沒有配套措施，否則開放大規模移民或居住品質低落也只是遲早的事罷了。

今天看到紐時有一個文章的標題是：中國是一個安隆？(Part 2)

覺得是個很有趣的標題，原來作者前幾天在台北寫了另一篇報導：中國是下一個安隆？

因此才說今天這一篇是第二部。

第一篇作者最主要的是在反對有人說中國會是下一個安隆集團，他提到James Chanos當初在安隆事件時預知了那是一場騙局，於是放空(文章一直用到short這個字，我猜是放空的意思)安隆的股票，狠狠賺了一筆。而Chanos最近預言中國的泡沫快破了，建議大家可以開始放空中國了。然而Fridman很不以為然，他給出很多理由來說明中國的經濟還是很有看頭，他勸要放空中國的人要三思而行。其中一點是中國人才濟濟，他說比爾蓋茲曾對他說：「在中國，若你／妳是百萬中選一，那還有1300個和你／妳差不多的人。」加上中國每年輸出一堆留學中前進美國，現在又有那麼多錢可以培養國內人才。他也提到來到台灣訪問時，劉兆玄跟他說台灣企業當前在中國有超過70000間工廠，他們才是膫解那個地方的人。他就問一些企業老闆要不要“放空＂中國，每個人都使命地搖頭，彷彿人家在問他們要不要和LeBron James單挑一樣。

後來Google事件讓Feidman寫了第二篇，他說他的立場有點變化，他說若Google真地被逐出中國，那他會放空中國共產黨。

他說中國的公司要比美國人所瞭解地更進步，同時也更後退。他說中國實際上有兩股經濟力量，一個是共產黨和與之緊密聯結的單位，他稱之為司令中國 (Command China，我亂翻一下)，是非常傳統的國營企業。第二個中國集中在沿岸的城市，發展出精密的科技，去產生和參與多樣的，高價值的商業知識流動(flows of business knowledge)，他稱之為網路中國。

知識流動為什麼重要呢？他認為這是理解Google的故事，和為何要放空共產黨的關鍵點。

他提到一個著名的管理顧問John Hagel最近提出「轉移指標」( Shift Index，我真的只是亂翻譯)，Hagel說我們正處於大轉移(Big Shift)之中，我們之前的世界的策略優勢之關鍵資源來自保謢和榨取特定的知識庫，而這個知識庫是我們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具有的所有知識。如今我們正轉移到另一個世界，那裡創造價值的焦點在於有效地參與知識流動，而這樣的知識流動是不斷更新的。「找出方法去聯結人群和處理新知識的機構，變得愈來愈重要」，「既然在任何組織，外面有遠比裡面聰明的人」，Hagel如是說。因此，Fridman認為公司或國家愈能聯結相關而多樣的資源去創造新知，將愈會興盛。若你／妳不會，別人會。

所以Fridman認為中國若要強盛，則必須向網路中國看齊，這也是共產黨要能繼續掌權的必要條件。可是中國當局似乎要賭自己能駕御三個互相衝突的力量，為了政治理由去掌握流動，為了就業市場而去維持20世紀的司令中國模式，和為了國力成長而去擴展21世紀的網路中國。Fridman認為這會因此毀了三者。

他結尾說，司令中國想要去審查Google，這是在扺制以Google而繁榮的網路中國。司令中國現在看起來是真的要這樣搞，若真的搞到這樣的局面，他會放空共產黨（不過是要怎樣放空啊，還是他的意思只是唱衰，預期它會失敗）。

『生前』契約解釋，kiki的反駁

朱家安 哲學哲學雞蛋糕版主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

之前曾經提到過，用履行「如果當初有想到，就會簽訂」的契約的正當性來證成履行「因為還沒出生而沒辦法簽訂，不然就會簽訂」的契約的合法性︰ 

羅爾斯假想進入社會之前的人們會對彼此有什麼約定來建構他的正義理論，然而事實上在1953年經濟學家John Harsanyi就已經想出用誕生以前該簽卻沒簽的契約來理解或證成我們對他人的社會責任︰ 

「假設以下情況可能發生︰...想像我們在出生以前可以先簽訂契約，上頭寫著︰「如果我倆出生後，一人聰明，一人愚笨，那麼，聰明者必須給愚笨者一半的所得」 

儘管沒有人真正簽過這種契約，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能找出執行它們的證據。如果訴訟兩造沒有書面契約存在時，法院通常會依照雙方原本如果記得就會簽訂的可能契約內容來判決。而經濟學者對於法院這種作法亦表贊同。如果我們可以履行人們忘記簽訂的契約內容，那麼，為什麼不能履行人們因為尚未出生而無法簽署的契約呢？」（《公平賽局》 pp.131～132） 

在上面那篇文章裡，我宣稱這是對於契約論有幫助的說法。契約論的難處之一，就是人們根本沒有簽訂過那種契約︰在出生以前，我們並沒有先聚在一起，共同決定自己即將進入的這個社會的規範和法律。對於這個困境，上面的說法可以提供辯解︰社會上的法律和規範應該被遵守，並不是因為它們統統都被包含在一份事實上我們在進入社會之前簽訂過的契約裡，而是因為它們通通都被包含在一份我們因為還沒出生而無法簽，要不然的話一定會簽的契約裡。而為什麼我們應該遵守那份我們因為還沒出生而無法簽，要不然的話一定會簽的契約？因為，根據法官的實際判決，我們應該遵守那些如果當初有想到，就會簽訂的契約，而如果我們應該遵守些如果當初有想到，就會簽訂的契約，那麼宣稱我們應該遵守那份我們因為還沒出生而無法簽，要不然的話一定會簽的契約，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可能有人會辯說，不見得真的有那份契約，因為每個人的偏好都不一樣，不一定會有共識。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於我的想法，我的老師kiki給了一些反駁。他認為我們沒辦法藉由法官實際的判決方法來證成社會契約的正當性，因為—根據契約論—法官實際的判決方法之所以有正當性，就是因為這些判決方法被社會契約支持。換句話說，要假設法官的判決方法有正當性，一個契約論者得先假設這樣的判決方法被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簽訂的契約支持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的簽訂的契約有正當性

很清楚，你不能先假設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的簽訂的契約有正當性，再推論大家進入社會之前的簽訂的契約有正當性，這樣是begging the question。

<http://phiphicake.blogspot.com/2009/10/kiki.html>

(編駐:kiki是中正哲學系王一奇老師的別名)

自由時報 2009.08.01

傅延文

中國要求電腦供應商於銷售前應安裝過濾軟體「綠壩」，表面上是保護孩童遠離色情，但實際上卻是暗中箝制言論自由的作法，因而引來國際輿論批評。這個問題的背後衍生出侵害人權的疑慮，即中國政府是否得以己身所擁有的廣大市場而要求國外的企業做出違背保障人權價值的行為？這個答案，應屬肯定。

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十六條及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國家得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限制或者禁止有關貨物、技術的進口或者出 口以及有關的國際服務貿易。易言之，上開條文中，「社會公共利益」及「公共道德」之射程範圍為何，是保障人權抑或侵害人權，當然由中國政府當局說了算。

因 此，筆者藉此引用顏厥安教授的觀點，假若政府執意簽署ＥＣＦＡ，應當加入「人權保留條款」，一可做為台灣企業及勞工的後盾，二可對於違反人權之企業、個 人、產品等實施貿易制裁，三則可拘束政府以反民主的方式操作兩岸關係。總言之，我國甫通過兩公約法案，政府此時應全面性的檢討我國對外貿易政策，雖然人權 保障與經濟自由之間仍有矛盾，但不宜有所偏廢，政府仍應將資訊透明化，供國會審查、人民檢驗，以期政府、企業、人民三方達成共識。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 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