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社論－委員制與首長制的選擇

2010-06-11 工商時報 【本報訊】

　中央各部會中，金管會、公平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是合議制機關，各會之委員均為政務官，獨立行使職權，並受任期保障。其中，公平會是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的翻版，NCC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的複刻，而金管會的組織則模仿英國的金融服務委員會（FSC）。這三個機關皆採委員會組織，卻對合議制的心得不同、適應性各異。

　公平會成立於1982年，全會歷經18年的摸索與磨合後，對於合議制的運作之道，已臻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至於金管會與NCC則不然，其中，成立於2004年的金管會，因為感覺不到會內委員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準備改成首長制。而成立於2006年的NCC，則因會內委員各自自覺重要，所以山頭林立；議而不合的事實，已經對合議制產生自體排斥的現象。

　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這些差異？委員制與首長制，何者為宜？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行政院正式啟動組織改造工程之際。

　廣義而言，公平法、金融法與廣電法都是管制法規一族。公平法規範各行各業的市場競爭行為，金融法與廣電法專司特定產業之發照與營運監理。其中，公平法的條文最抽象，因為它的管制範圍最廣，而範疇愈廣的法規，愈不可能立得斬釘截鐵，也不應該訂得鉅細靡遺。所以，公平會如果採取首長制，公平法的執法結果極可能失之武斷，或反向流為具文，一切端視首長的立場、好惡與素養而定。因此，公平會不適用首長制，它必須是委員合議制，而且舉世皆然。

　在實際運作上，公平委員的角色既像檢察官也像法官。在查案階段，委員督導相關處室進行調查，功能類似檢察官。而查案結果製作成「擬辦意見」提交委員會議裁決時，委員的角色又像聯席的法官。這套制度運作經年，會內法學專業及經濟專業的委員，長期在合議制的委員會議上論辯攻防，執法成效已獲公允之評價。所以，公平會只要謹守兩項原則，即能確保執法的公正性與效率。一是，主委不能干涉分案，不能將特定案件分配給特定的委員，企圖影響案件之調查，左右「擬辦意見」之方向和裁決結果。二是，公平會應該持續透過研究計畫、學術會議與產官學研討會長期培養人才。畢竟每隔三年即需任命九名委員，已使道德情操與學養俱佳的委員人選「供給」不及。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將會威脅公平會的「永續經營」。

　金管會不同，金融法規必須訂得鉅細靡遺，方能審慎監理金融機構，預防金融危機。金管會轄下的銀行局、證期局、保險局與檢查局，在執行相關金融監理業務時，其所遵循的各種法規，條文清晰、用語明確、罰則清楚，既沒有抽象至極的法條，例如「事業無正當理由，不得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也沒有「違反公平法規定之事業，處新台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這種高低差別500倍的罰則。所以，金管會的金融處分案，除了事實認定外，能夠留給金管會委員透過合議制，權衡與裁決的空間，實在少得可憐。難怪金管會上下，始終感覺不出委員存在的必要。既然如此，將委員制改為首長制，從組織精簡的角度而言，或許是一項正確的選擇。

　不過，也有人認為金融政策須經金管會委員合議制定，所以不宜改為首長制。這項論述似乎言之成理，實則不然，因為金融政策是跨部會事務，必須由金管會、財政部、中央銀行與經建會共同決定，方宜推行。金融政策豈是金管會委員議決後，就宣告底定的政策？

　NCC介於公平會與金管會之間，因為廣電法規有絕對清晰的一面，也有含糊至極的一面。特別是在廣電事業之競爭與傳播內容的規範上，廣電法規往往不知如何寫定條文。其實，廣電事業的競爭問題應歸公平會主政，而傳播則是一個必須自律，不止是他律的領域。但NCC既是一個他律的機構，又身兼競爭機制的維護者，施政當然差強人意。此外，NCC的組織法將電信工程、傳播、法律與經濟學者共置於一個委員會中，並且令其互選一人為主任委員，結果當然是山頭林立。如果7位委員是7個太陽，這個委員會如何合議？

　NCC標榜自己是獨立機關，委員總以撰寫「不同意見書」與「協同意見書」來彰顯各自的獨立性。所以，NCC立會4年以來，這類意見書的產量遠遠超過立會18年的公平會，甚且直追憲法解釋的大法官會議。這種文化，實與NCC的組織法有關。解鈴仍須繫鈴人，立法院必須負起責任，徹底修改NCC的組織法。

　誰該委員制，誰該首長制，實非難解之題。

民主與原則一貫性

陳以森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學術執委

        馬總統執政已屆兩週年。在這兩年以來，台灣社會的民主程度究竟有沒有向上進步，或向下沈淪？日前由顏厥安、吳乃德等多位學者所組成的「台灣民主守護平台」召開了「執政兩週年‧民主大會診─2008-2010十大民主事件暨〈台灣民主診斷書〉發表記者會」。針對這兩年來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中，挑選出具有民主指標意義的十項事件，並分析其代表的民主意義。這十項事件中幾乎大部分都是代表負面的民主意義，顯示台灣在某些面向上的民主程度不足，或甚至是缺乏民主根基。在記者會最後，平台發表一份「台灣民主診斷書」，針對台灣民主程度不足的面向提出改善方向以及方法，為台灣的民主進程貢獻一份心力。

        這份診斷書中有許多部份的分析與評論是相當公允的，然而也有一些部份的意見，我個人認為，混淆了民主的概念。診斷書指出台灣社會目前主要的民主「病徵」之一是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枉顧少數族群的意見。診斷書所舉的一項實例是，法務部在開完公聽會之後旋即槍決四名死刑犯，完全無視於廢死派族群的意見。這顯示政府行事的草率與武斷。

       西元一九八零年代以來，法理學家們發現法律根據其本質有一項特殊的性質叫做「原則一貫性」。根據一般人的看法，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在於透過國家公權力來貫徹這個社會所接受的道德觀。因此法律，尤其是刑法，的內容通常都必須符合社會的道德原則。然而，我們不只要求法律要符合道德原則，而且法律所表達的、所貫徹的道德原則必定是一貫的、一致的、不矛盾的。這樣的一貫性就是原則一貫性。舉例來說，假設我們國家正在爭議是否要立法禁止墮胎。對於這個問題，存在著兩派的意見。一派的人認為法律應該要禁止墮胎，另一派的人認為我們不可以法立法禁止墮胎。假設分別支持前者與後者的人剛好是分別居住在北部與南部（或者反過來，支持前者與後者的人是分別住在南部與北部），我們可能會有一條法律是全面禁止墮胎，或者是有一條法律是全面開放墮胎。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有一條法律是規定「居住在北部的人不可以墮胎，以及居住在南部的人可以墮胎」，也絕對不會有一條法律規定「北部的人可以墮胎，南部的人不可以墮胎」。這是因為這樣的法律所貫徹的道德原則是矛盾的、不一貫的道德原則。

        法律具備原則一貫性，因此對於同一個議題法律不可能討好兩派的人民的意見。在投票後輸掉的少數人也不可以因為投票產生出來的法律不符合己方的道德意見就指控這樣的法律是不民主的。所以政府貫徹死刑的槍決令亦是如此。在一個意見完全一致的國家中，民主是指政策、法律的決定過程中，國民具有決定權力。而在一個意見分歧的國家中，民主原則進一步要求每個人民都有相同影響力的決定權。但是這些要求是在政策、法律的決定過程之中，而不是決定出來的結果。尊重少數是在法律的決定過程中，而不是在產生出來的法律中。法務部長所簽的槍決令只是執行法官的判決結果，依法執法。若說法務部長簽槍決令是忽視反對者的意見，是反民主，那麼法律的一貫性又該如何維持？

惡法非法 人民有抗暴權

自由時報2010.06.08◎ 黃招榮

德國因歷經二次大戰納綷黨希特勒的慘痛經驗，故特別用心針對政 府犯罪這種國家暴力深入研究。德國的法學界一致認同：「惡法不是法（Bad law is not law），人民有抗暴權」。

二千年前 中國的孟子說：「苛政猛於虎」、「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所謂的苛政就是暴政、惡法，比吃人的猛虎更可怕。人民若被暴政奴役，人命被暴君 當成糞土，則人民可以揭竿而起，鳴鼓而攻之，推翻暴君、廢除惡法。

綜合古代中國與現今德國的政治思想，就是人民面對惡法、苛政，有合理的 抗暴權。

馬英九上任後，反民主價值的暴政接踵而來，包括八八水災婉拒外援，包括絕對不會邀請美軍協防台灣，ＭＯＵ簽訂連國會都被蒙在鼓裡，偷偷修改三七三項和兩岸事務有關的行政命令，躲避國會監督。對於ＥＣＦＡ公民投票更是謊話說盡、百般阻撓。施政幾乎都是圍繞在財團與賣台媚中的圓心打轉。

ＥＣＦＡ爭議性極大，交付公投是多數人的意願，馬英九、吳敦義之前也信誓旦旦不反對公投；結果中國一聲反對公投，馬英九立刻遵命照辦， 兒皇帝心態無恥至極！馬英九視台灣人民的民意如草芥，人民自然也可以視馬英九如寇讎，當然有抗暴權！

（作者為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所碩士， 國小教師）

菅直人 政治頭腦勝鳩山

【聯合報╱陳鵬仁／文化大學日本所、史學所教授（台北市）】

2010.06.05 02:53 am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三日辭職之後，執政黨的民主黨於四日舉行該黨眾參兩院議員聯席會議，選出菅直人為該黨新代表，繼而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推選菅直人為第九十四代首相。

菅直人現年六十三歲，是東京都第十八選區選出的眾議員，至今當選十屆。他曾任民主黨代表、厚生勞動大臣，當選首相之前為鳩山內閣副首相兼財政部長。

菅直人新首相內定國家戰略大臣仙谷由人，為內閣之重鎮的官房長官。仙谷今年六十四歲，當選眾議員六屆，由德島縣第一選區選出。仙谷曾任厚生勞動大臣，為鳩山內閣的行政刷新大臣。我曾與他討論過遠東的情勢等國際問題。

通常新當選首相者，都當天組閣，但菅直人表示，要到六月八日才組閣，這說明新內閣的閣員需要在黨內派閥之間「商量」。一般來說，菅直人比鳩山有政治頭腦，應該比鳩山做得好才對。

保障直接民權

自由時報2010.06.03◎ 曾肇昌

由人民發動的公投，如欲成案，殊屬不易—連署人數必須達於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約十萬人）。如此繁雜的前置作業，絕非單憑個人或極少數人的恣意即能成案，連署的公民為連署「自有所本」，故所提公投案的內容即使有所不周延，也有它的民主正當性。

公投審議機制，應在協助人民實現主權，不應限制「人民意志」的形成，否則，實有違「主權在民」原則、「直接民主」原則，人民要求設立不受政府科層體制牽制之「獨立機關」或主動提出「創制」、「複決」案，基本上都代表人民對「代議體制」政府的質疑或不滿，而試圖予以改變，對此，應受相當的重視。

人民發動的公投，如由行政機關以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前提下做決定與執行，顯然使人民所行使的公民投票權受到嚴重限縮之虞。則「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原則都遭到破壞，因此，「公投審議制度」不應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行使「創制」、「複決」的制度性保障。

公民投票是人民重要的基本權利，「公投審議會」審查公投提案，應以保障人民「直接民權」為最高原則，不應輕易以技術枝節的理由駁回人民的提案。

ＥＣＦＡ的簽與不簽，對於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甚大，在國內引起高度的爭議，應把ＥＣＦＡ視為超黨派議題，以公投整合跨黨派的政治共識，避免社會極端對立！

歐美等先進國家有議會，人民也常為了公共事務訴諸公投，這是民主國家的常態，政府應體察民意、深化民主，對於重要爭議事項，允宜訴諸公投，由國人作決定，方係上策！（作者為律師）

鳩山下台 漫畫劇情現實幻滅

【聯合報╱蔡增家／政大國關中心亞太所長】

2010.06.03 02:08 am

日本有一部政治寫實漫畫「政治最前線」，曾在一九九○年代風靡日本，幾乎人手一本，它描述一位出身名校的政治家「加治隆介」，他與他的政黨「政和民主黨」對政治抱持著崇高理想，矢言要改革日本迂腐的官僚政治，開拓嶄新的外交路線。從此之後，這部漫畫所倡言的改革，便彷彿成為日本人心中的大夢，日本民眾也開始在夢裡尋他千百度，尋找現實政治中的「加治隆介」。

去年八月日本國會大選，民主黨在政治議題提出「脫官僚體制」，在經濟議題提出「脫離貧窮方案」，在外交議題提出「脫美入亞路線」的「三脫改革」，讓厭倦於自民黨金權政治的日本人民，彷彿看到改革的曙光；同時也把民主黨上台後的第一位首相，美國史丹佛大學畢業的鳩山由紀夫，化為「加治隆介」的分身，期待鳩山的改革能讓日本政治脫胎換骨。但是民主黨畢竟不是政和民主黨，鳩山也並非加治，漫畫劇情在現實政治中的演出，竟然出現極大的想像落差。

今年以來，民主黨政權公約所揭櫫的三大改革，便接連地出師不利，例如建立脫官僚體制改由政治家主導的訴求，受到官僚體系的無情杯葛，鳩山內閣不但政令不出首相府，更無法在執行上全面落實，這讓日本民眾開始質疑民主黨的執政能力；其次帶領民眾脫離貧窮的大福利政策，也因為政府財政赤字的高築，找不到重要財源，而讓民主黨所端出的政策牛肉，不得不左刪右減、大打折扣，這也讓日本民眾懷疑民主黨經濟政策的可行性；最後在追求中美平衡關係的脫美入亞政策，更因為沖繩普天間基地遷移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影響到美日同盟關係的基礎，鳩山不得不違背政權公約的承諾，與美國政府尋求妥協，這更讓日本民眾質疑民主黨的誠信力。

執政能力不佳、政策欠缺可行性、違背誠信的原則，這讓鳩山內閣的「三脫政策」演變成「三拖政策」，脫胎換骨也變成以拖待變，這不但讓鳩山的民意支持度，從上任的百分之七十二像溜滑梯般地跌到百分之十七，也打破如夢幻般的「民主黨執政神話」。因此，鳩山改革的失利，並不僅僅是他個人政治生命的失敗，也是日本人民對民主黨整體形象的幻滅。

必須注意的是鳩山的下台，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次竟然買一送一，連同黨內最有政治勢力的幹事長小澤一郎，也陪同鳩山一起走入歷史。可見為了七月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不得不棄車保帥、洗牌重來，這也代表由鳩山及小澤所擘劃的民主黨「政治實驗」宣告失敗，今後無論誰來擔任首相，民主黨的內政及外交政策，將會出現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風貌。

經過這次慘痛的挫敗，證明民主黨政權公約有如空中樓閣，理想性大於可行性，夢幻性大於現實性，今後民主黨的政策將會更加務實。在政治層面，為了政策的和諧性，將不再一味地以政治家主導，而回到官僚主導的基調；在經濟政策上，將以復甦經濟的考量高於福利政策的目標，而回到積極進行產業升級的正途；在外交政策上，則不再堅持中美關係的平衡，而重新回到美日同盟關係的老路。

中共霸道 我更走務實路

【聯合報╱蔡詩萍／資深媒體人（台北市）】

2010.06.03 02:08 am

看到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嚴詞反對」其邦交國與台灣簽訂「官方協議」，發言直指ＦＴＡ（自由貿易協定），激起台灣朝野各自複雜的心情。這話，很傷台灣人的心。

反對ＥＣＦＡ的民進黨，看似逮到機會，可以調侃馬英九總統，譏評國民黨政府，因為馬政府力主先簽ＥＣＦＡ再談ＦＴＡ，現在可好，北京公開表述不歡迎台灣的ＦＴＡ之路。民進黨不見獵心喜，才怪！可是除了嘲諷國民黨之外，基於同一條船上的共同命運，難道民進黨主張先與他國簽ＦＴＡ的訴求，就大有機會嗎？顯然，更無可能了。畢竟，中共所反對的，是簽ＦＴＡ涉及的主權國家敏感問題，管它是國民黨提的，還是民進黨提的。

中共外交部此番表態，對國民黨其實也不算壞事，這動作，足以提醒國民黨與藍營群眾，與中共打交道，真的不該心存天真。不天真，就可務實看待現實，規劃對策；更可務實對民眾交代，何以必須此時此刻做這些選擇。馬政府對ＥＣＦＡ與ＦＴＡ的優先爭論，主張先簽ＥＣＦＡ再徐圖與他國簽ＦＴＡ，這戰略布局不能說不對，不管是國際現實的考量，還是經濟議題的優先順位，對台灣來說，稍有把握的，當然是ＥＣＦＡ，至於ＦＴＡ不止台灣要看中共臉色，國際上於台灣友好的國家，又何嘗不須視中國的臉色而定其態度呢？如今中共表了態，那感情好，馬政府宣傳時，實無須再把ＦＴＡ與ＥＣＦＡ連結在一起，乾脆橋歸橋，路歸路，一碼歸一碼。

但即便中共外交部很不給力推ＥＣＦＡ的馬政府面子，難道台灣就要走民進黨的路子，不簽ＥＣＦＡ嗎？

錯！還是可簽、須簽。但，是在更務實的心態下，去簽、去看ＥＣＦＡ。

此話怎講？這就回到ＥＣＦＡ的源頭了。台灣必須搭上未來中國繼續茁壯的列車。從國際現實面看，台灣想要跟其他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困難度非常高。民進黨執政過八年，外交舞台上的艱辛，沒理由不了解。即使當年在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與陳水扁總統的籌畫下，搞出「烽火外交」，又怎樣？不僅導致弊案連連，連外交戰場上好不容易建立的「友好默契」，都前功盡棄！

中華民國辯證法

自由時報2010.05.29 ◎ 賴彥霖

國民黨說：「既然否定了中華民國的存在，那麼你們民進黨參加中華民國所舉辦的各項選舉的合理性何在？」

在辯證的思維中，「對於任何事物的肯定必然包含著否定，而對任何事物的否定也必然包含著肯定」。

所以，當我們面對如「既然你們否定中華民國，那麼你們參選中華民國公職的合理性何在？」的質問時，以辯證邏輯來思考，就會很清楚地了解到這樣矛盾不但不是不可調和的，而且事實上這樣的矛盾是一種「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肯定中華民國正是為了要否定她，而我們對中華民國的否定則必須建立在我們對她的肯定。由此可知，「否定中華民國」與「參選中華民國的公職」兩者之間雖然有矛盾，但卻是以一種「對立的統一」形式存在的矛盾，所以本質上也可以說兩者之間一點都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作者為美國波士頓大學研究生）

流亡政府，殘餘國家

 自由時報2010.05.29 自由評論

因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談話，引發了中國國民黨人氣急敗壞的回嗆。在五都市長候選人陣腳已定，蔡英文又意外地投入新北市，且形成強棒，構成對中國國民黨馬政權威脅之際，可以想像這些黨國意識論者如何想藉此置蔡英文於死地。

「流亡政府」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歷史上多的是有正當性的流亡政府，寄居他人國家，後來也得以返回故土故國。讓人感到羞恥的是：明明從原先的本土遷移到他方，明知故土故國的革命者已經正當化，卻又在遷佔之地標榜被革命掉已成為事實過去的法統，玩弄統治權術，阻礙在地轉化求生。

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其實還不夠。從憲法的意理來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事實上是一個殘餘國家，帶有虛構性、他者性。以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中華民國現在只寄居在遷佔的台灣。這不是殘餘，是什麼？部分等於整體嗎？還是，在這部分的遷佔地，以中國大陸諸省各地名稱標示街道，就可以偏概全？一大堆古文典律派，名實論可以這樣玩弄嗎？

流亡政府加上殘餘國家，又無法真正面對，這才是國民黨中華民國論的最大病理，也是台灣政治問題的根本所在。最近來台灣的《想像共同體》作者安德遜就說：「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問為什麼要盛大紀念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要紀念，也應該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和以後是什麼跟什麼吧！

面對流亡政府與殘餘國家，蔣介石、蔣經國和馬英九的政治處置，相對應的是李登輝、陳水扁和未來「蔡英文們」的政治處置。蔣介石失去聯合國一般會員國席位，以致無法彌補他亡國於人的責任；蔣經國有能力卻無竟其功；馬英九等而下之害了了。而李登輝近似蔣經國，功虧一簣；陳水扁以民進黨人，無力回天；「蔡英文們」或許是繼起承擔的另一個世代。

既然面對的是「流亡政府」、「殘餘國家」，就應該召喚生活在台灣共同體的人們，共同進行重建、改造！讓殘餘國家脫胎換骨成完全國家，讓流亡政府改為在地政府。

兩韓開釁 誰付代價？

【聯合報╱社論】

2010.05.29 01:23 am

表面上看，各方出招都經過審慎計算，但南北韓因天安艦引發的緊張，似乎升高得比預期還快。在南韓宣布斷絕貿易後，北韓下令全國進入備戰狀態，引發亞洲股市一片哀鴻。隨後，北韓四艘潛艦行蹤不明，南韓發動搜索，並派遣驅逐艦在海域攔阻北韓商船，在在挑動整個區域的敏感神經。

天安艦沉沒，數十名南韓子弟殉身，美韓聯合調查既認定是北韓所為，李明博總統即不可能對北韓的惡意攻擊默不作聲，否則如何向國民交代？然而北韓至今不承認對天安艦下手，更反咬南韓惡意栽贓；在國際的杯葛下，金正日會不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反擊，已是國際社會必須估計的風險。

被稱為「流氓國家」，北韓的最大本錢，就是可以不理會國際間的道義及規範，隨意依自己的想法即興行事。這個全球最封閉的共產政權，深諳如何玩弄自己的危險角色，一次次越線挑釁，挑激國際社會的忍耐極限。金正日所倚恃的，不僅是其極權社會的一致性，且是自由社會厭戰、怯戰的心理，知道民主國家多麼恐懼陷入戰爭。

南韓經過兩個月的國際調查才對北韓作出指控，但南韓內部卻存在不小的雜音。包括民眾質疑事件當時美韓正在進行聯合軍演，何以對北韓攻擊一無所悉？且僅憑魚雷上的一個字認定是北韓所為，證據似嫌薄弱。尤其南韓地方選舉在即，在野黨更指控李明博政府是利用反北來打「安保牌」，誇大北韓威脅以拉抬執政黨選情。諷刺的是，美國國會早就通過譴責北韓，加拿大更宣布與北韓斷交；而南韓國會卻因意見分歧，連一個共同決議都提不出來。

表面上看，這場對峙雙方在民意條件上極不對稱。金正日一聲令下，北韓軍民立即備戰；南韓民眾雖厭惡北韓無理挑釁，但贊成強力報復的比例卻不高，因為戰爭只會摧毀經濟、破壞安定。但進一步看，這場對峙也反映兩方領導人的算計有異曲同工之處：一是利用衝突轉移內部矛盾，二是藉此重構盟邦關係。對金正日而言，強硬反擊除遮掩北韓經濟的窘境，也設法借題拖住中國；對李明博而言，則除炒作六月選情，也展示了其親美路線的成果。在兩種情況下，人民的感受均變成次要。

回想兩年多前，前總統盧武鉉訪問北韓，和金正日簽下兩韓和平繁榮宣言；曾幾何時，這紙宣言瞬間即可撕破。李明博曾提出「三千遠景」計畫，希透過經濟合作在十年內將北韓國民所得提升到三千美元，然而他的「反朝親美」路線，實際上走的卻是相反的方向。如今，盧武鉉任內開始運作的「開城工業區」，已成為南北關係能否維繫的最後試紙，能不令人唏噓？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
    執政兩週年 民主大會診 

該政策辯論上場了

【聯合報╱洪奇昌／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民進黨籍前立委（台北市）】 2010.05.27 03:24 am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宣布參選新北市長後表示，「五都之戰就是在強化政黨續航力跟集結政治能量，…當成總統大選前哨戰，過度簡化」，「要把『十年政綱』理念具體落實」。

從民進黨的「十年政綱」到國民黨的「黃金十年」，朝野兩黨領導人，似乎已想跳脫既有選舉窠臼，朝著真正攸關民生的政見、政黨承諾而邁前一大步！我們不但樂見其成，也更相信，朝野的政策及願景，將會在「兩岸政策」（涵蓋政治與經貿層面）、以及「社會所得分配正義」（涵蓋就業政策、賦稅政策）上，獲致政策論辯交集的空間；因為這正是台灣當前面臨最大最複雜問題。

朝野兩黨領導人，在擔任政黨高位、暢言改革的過程中，都有著原本政黨的包袱，承受著謾罵與奚落，步步維艱步步險。所不同的是，馬總統畢竟已經身為總統、獨於一尊；蔡主席所面對的，不僅是個人在新北市的選舉，操持著政黨政見、十年政綱大纛，沒有執政資源的加持，改革更感艱辛。無論如何，民進黨要贏回台灣人民的信任，這卻是一條艱難、也必須走的路。

台灣全面民主化的規則、社會大眾對台灣主體性的確認，已告確立；現在台灣社會與人民，期待「善治」的政府，遠超過一個「善政」的政府。正因如此，「十年政綱」及「黃金十年」的內容，朝野皆有義務更進一步具體說明，以公共政策說服選民。

否則，我們不禁想問：「當政治人物僅將眼光放在二○一二大選的爭奪戰，又有誰去留意二○二○年的台灣所必將面對的發展瓶頸呢？」過往的政治論述、選舉語言，已經無法打動人心。現在，該是理性的政策論述與辯爭上場的時候了！

尊重人才，培養人才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5.18 02:39 am

在馬英九總統行將任滿兩周年之際，行政院上周宣布內閣第一波改組名單，預計本周完成第二波改組的人選安排。這次的調整以財經閣員為主，也是去年9月10日行政院長吳敦義上任以來，內閣最大的人事變動。

到5月17日交接時，卸任的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任期僅區區八個月又七天，卸任的金管會主委陳冲任期稍長，也不過17個月又16天，其中金管會還是獨立機關，卻兩年內三易其長。不僅如此，執掌我國經濟規劃大計的經建會也一再走馬換將。兩年前陳添枝出任馬政府的第一任經建會主委，當劉兆玄院長因莫拉克風災辭職下台時，陳也隨之去職，而由原任政務委員的蔡勳雄代之。昨天吳揆證實，經建會主委內定由民間的劉憶如接任，但因人事連動未定而暫不宣布。

我國內閣人事更換之頻、任期之短，都是世界民主國家所少見者。這種怪現象，在陳水扁八年執政時如此，到了馬英九政府時期亦不遑多讓。值此內閣變動之際，益發凸顯政府拔擢人才的方式問題重重，不免令人憂慮其施政品質。

以這次內定變動的經建會為例，如果當初任命蔡勳雄擔任主委是正確的決策，顯然應該是因為蔡勳雄在政務委員任內，讓高層認為他比陳添枝更適合擔任主委。但這個看法，怎麼不旋踵之間就變了？蔡主委才剛剛提出要規劃台灣的未來十年經濟發展方向，怎麼突然變成不再適任？這種忽上忽下的用人方式，不僅讓民眾看得一頭霧水，恐怕連當事人也是問號連連。

另一方面，政府在培養人才上似乎也無全盤規劃。高層早就對劉憶如有相當瞭解，但過去兩年卻未積極將她引入智庫或其他政府體系，讓她有機會接觸實際政務或襄贊決策，反而聽任她投閒置散（僅擔任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以及行政院政務顧問等無實際作用的閒職），然後才突然不次拔擢。這種忽冷忽熱的用人方式，同樣讓人費解。

不理性的民主

http://www.nownews.com/2010/05/15/142-2603321.htm

陳以森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中華民國是否該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個問題已經成為近日來國家最熱門的話題。根據台灣智庫所作的民意調查，有65%的民眾認為ECFA問題應交由公民投票決定。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蔡同榮也明白表示民進黨的立場是，ECFA問題應由公投決定。可見社會上要求公投決定ECFA問題的聲音已經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立場。從概念而論，公投是民主精神最直接的展現。中華民國是以憲政民主立國，在政治領域中應以儘可能滿足民主精神為原則，所以如果排除其他的考量，由公投決定ECFA問題是個最合適的方式。

然而，在政治領域中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只有民主/不民主的面向而已，不是所有政策的正當性都取決於民主或不民主而已。比方說，找尋科學問題的正確解答就不能取決於民主。

西元一九七零年代，法理學家們發現法律根據其本質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稱作「權威性」。權威性，簡單的說，是指能取代行為者本身去衡量理由的功能。比方說，為了有健康的身體，我該選擇吃肉，還是選擇吃素？我本身是行為者，要選擇什麼，我必須要親自去衡量這些選項背後的理由。但是我本身並沒有醫學知識及訓練，我並不能替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在這個情況下一個醫術高明的醫生給我的建議可以取代我自己去衡量選擇吃什麼。對我而言，醫生就具備了權威性。另外，今日的台灣社會是一個勞力高度密集的社會。對於每一項政治事務而言，我們根本無法事必躬親。我們無法花一整天的時間去質詢政府官員。試想，如果全國人民每天都把時間花在質詢官員，那社會根本不會有人從事生產。所以我們必須去找一些人來代表我們的利益去監督政府官員，而我們自己去從事生產以達到節省社會成本的目的。代議民主制度能夠同時補足一般人無法承受做出政治決定所需的龐大專業知識的負擔，以及節省直接民主所必須付出的巨大社會成本。

今天選擇要不要簽署ECFA並不單純只有民主/不民主面向，這其中還包含複雜的科學問題、國際法問題。這些問題並不能取決於民主。我們必須依賴於政府所扮演的權威性。今日的政府官員是我們因為信任而選出來的團隊，這正是由於我們無法承擔親自去衡量簽署或不簽署ECFA背後的理由所必需的專業知識，所以我們選出這些人當作權威。如果我們要求由公投決定ECFA問題，我們就必須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能力去解決如此複雜專業的問題。在另一方面，監督政府是我們的基本權利。當在選擇使用直接民主制或是間接民主制的時候，我們是在監督政府這項基本權利與節省社會成本之間作取捨。

既然我們選擇代議民主制度，我們就已經認為節省社會成本的理由高過於監督政府的權利。所以我們不能只訴諸於監督政府是基本權利作為理由來要求以公投決定ECFA。若要支持公投決定ECFA，我們必須訴諸於額外的理由。筆者認為這個理由是，當在ECFA問題上，由國會監督所造成的可能犧牲高過不辦公投所節省的社會成本，我們就有理由要求以公投決定ECFA問題。因此現在民進黨以及65%的高度民意的強力要求公投，我們也要求他們能夠證明社會全體都有決定ECFA問題所需的專業知識能力以及由國會監督所造成的代價高過不辦公投所節省的社會成本。如果不能證明，這代表用公投來決定ECFA，在社會效益面上，是弊多於利，這是不理性的。在專業面上，是枉顧科學、法律專業，這也是不理性的。不理性的民主社會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社會。

李家同：毋忘飛魚飛彈的教訓

【聯合報╱李家同】

2010.05.13 02:10 am

我們國家最近又在大談我們向法國購買軍艦的事，這使我想起福克蘭戰爭。

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和英國為了福克蘭島的主權而爆發了戰爭，福克蘭島遠在阿根廷那邊，英國必須派出海軍作戰，英國的一艘雪菲爾號軍艦卻被阿根廷的飛魚飛彈擊中而沉沒。飛魚飛彈是法國製造的，當時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向法國總統密特朗求救，請他告訴英國如何躲避這種可怕的飛彈，密特朗當然不肯，可是柴契爾夫人威脅他，說法國如不肯給英國這項秘密，她就只好動用原子彈，密特朗屈服了，英國軍艦也就不再害怕飛魚飛彈，倒楣的是阿根廷，他們買了沒有用的武器。

這件事告訴我們，向外國購買武器是一件危險的事，大國之間有他們的利害關係，必要時，這種關係必須維持，因此小國就成了犧牲品。

以我國的國情而言，我們當然不可能在武器上完全自主，但我們也不能永遠地在國防上依賴外國，正確的策略是要有一個計劃，使我國的國防能逐漸地自主。我在此提出幾個觀念：

一、國防部不能成天考慮發展武器是否比買武器要貴，我們曾經自己發展了戰機，但是我們顯然放棄了繼續改良這種戰機的努力，任何戰機不加改良，當時無論多麼精良，因為別的國家都不斷地推出新的戰機，我們當時不錯的戰機就無法和他們相比了。不再發展下一代的戰機，是一件十分令國人傷心的事，因為當年發展戰機的工程師們好不容易地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驗，正可以替國家責獻所長的時候，國家卻叫他們告老回家，這個決定，一定是因為買戰機比發展戰機要便宜，如果我們不改正這種想法，我們將永遠依賴外國。

鎖國 鎖進中國

自由時報2010.05.13◎ 莊柏林

馬英九醜化民進黨的說詞，包括：「鎖國」、「邊緣化」、「恐共」等，並以「失落八年」、「貪腐政權」等論定陳水扁的執政，最近朱立倫也上火線，說明「國家願景」中，有「未來黃金十年」對比「失落八年」。

又馬英九指控「民進黨全球化，沒有中國」，卻又指出「台灣對中貿易依存度，民進黨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八，我上任才增加百分之一」 ，又指控「民進黨走不出去」，但依民進黨執政時代，卻推動加入世貿組織（ＷＴＯ），何來「鎖國」。

馬朱預估的「黃金十年 」，只是幻想，實際上馬英九執政兩年，經濟惡化有據可憑，民進黨執政八年，年均成長四．四四趴，馬執政兩年，卻是負成長○．九一趴，民進黨執政八年，年均失業率四．二八趴，馬兩年則五．四二八趴，又民進黨八年，年均新增債務一七五四億元，馬兩年卻高達二七四四億元，何來「黃金十年」。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馬政府脫離現實、虛構的說詞，不但不發生作用，反而傷到自己。

（作者為律師）

對內閣改組的期待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5.13 02:10 am

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周二請辭，投入新北市長選舉，帶動內閣改組。從政策一致性而言，內閣改組不致使重大政策更張，但提供了調整政策優先順序的時機，而以當前經濟時局，新財經內閣肩頭上的重擔不輕，既須解決眼下的難題，更要能為台灣經濟的未來開創新局。

在宏觀經濟情勢上，景氣對策信號雖連三月亮出代表過熱的紅燈，前四月出口亦大增51%，台灣經濟似見復甦，但其實是去年經濟衰退的低基期暴衝效應。就出口看，對大陸出口確已恢復到金融海嘯前水準，但對其他地區的出口尚未完全復元。尤其，目前國際經濟情勢因歐債危機而更顯撲朔迷離，二次探底之說再起，實難樂觀。

此外，全球經濟歷經金融海嘯的衝擊，經濟板塊產生極大變化，過去以工業國家為核心的經濟成長型態正逐漸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新興國家；尤其未來十年新興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增加，將是全球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而台灣過去出口向以工業國家為重，如何掌握並因應此一轉變，將是一大挑戰。這亦凸顯了台灣必須儘速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與大陸洽簽兩岸經濟協議（ECFA），及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或類似協議，都是改組後內閣的重責大任。

近年持續困擾台灣的高失業率問題，主因勞力密集加工業的發展優勢逐漸消失，廠商外移，使本地非技術性的工作機會流失；服務業發展雖增加了就業，但不足以彌補此缺口，是結構性失業未能減緩的關鍵所在。因此，如何加速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進而化解失業問題，其不僅是吳揆的政治承諾，更是新閣的重大課題。再如因應地球暖化問題，各國都在推展節能減碳及發展綠色經濟，台灣不能置身事外；行政院組織法已修正通過，改組後的新閣亦有責任確實執行，展現政府再造的能量。

內閣擔負的任務繁多，以上所舉不過是財經方面具時效性的重大事項；為能擔負起以上任務，期望即將改組的內閣，能做到下列幾點：

一、歷年來財經施政績效優異的閣揆，除孫運璿、俞國華有財經背景外，早期的陳誠及蔣經國均非財經專業出身，但他們尊重專業、知人善用，全力支持財經首長共同的決策與改革，並且以最大的決心與魄力排除阻礙，凝聚全國力量共同努力，使台灣脫困、脫貧，創造貧富差距最小的黃金年代，被國際間譽為「經濟奇蹟」、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典範，其對專業的尊重值得效法。

二、以上任務在內閣雖有專責部會，但許多需要分工合作方能盡其全功。過去的經合會與早期的經建會負有財經部會間的聯繫、溝通、協調與統合的責任，發揮合作團隊的功能，故有財經小內閣之稱，也是陳誠與蔣經國擔任閣揆時，政績卓著的關鍵所在，其整合機制值得參考。

三、財經閣員的遴選，除有財經素養、高尚品格，亦須有開闊的胸襟，尊重多元文化，耐心的溝通，接納不同的意見；更應具備國際視野、強烈的企圖心與執行力，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

朱副院長日前表示，正在勾勒2020國家願景，這應是改組後內閣的任務；亦即在強化中短期應變能力外，更要為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奠基。在作法上，對內應鞏固及擴大現有基礎，建制立法，貫徹經濟自由化，建立高效能政府與重建社會秩序，改善投資與生活環境，重現繁榮社會，實現公道理想；對外則須在世界變局中掌握契機，開創新局、永續發展，在世界市場立於不敗之地。正在改組的內閣能把握以上各點，就是成功了一半。

台灣的機遇（黎智英）

來了台灣十年，我對其政治逐漸失去興趣。台灣政治是鬥爭的政治。兩黨鬥爭激烈不是個問題，只要議題有意義，鬥爭激烈天經地義。可是藍綠是為爭鬥而爭鬥，志在互相消耗，包括彼此的政治尊嚴，政客之間應有的尊重，以致精力、時間和國家的政治質素與實質資源，通通都給消耗掉。叫囂愛台灣的政客們愛的只是他們自己。

台灣文化經濟生態面對的現實是，台灣不可能獨善其身。沒有大陸的市場，不跟大陸作社會交流融合，台灣只是個被孤立的小島。孤島無疑可以生存下去，卻難以國泰民安。可是不跟大陸互動交流，台灣的人才文化社會市場都必定凋零。中國有龐大的人才、市場和資金，那是台灣的機遇而非災難：生意的規模大了、人才多了，台灣的企業才能提高效率更上層樓，令經濟更繁榮。

借助大陸市場崛起

中國的崛起令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起了革命性的改變，在嶄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主流下，台灣必須努力適應、不能獨善其身，否則孤掌難鳴，怎撐得下去？台灣的唯一選擇是化世界潮流的急變為機會，借助大陸龐大的市場和資源以圖強，非如此台灣企業發展不出足以吸引大陸精英的規模，甚至本地精英亦會因為欠缺發展機會而流失掉。

台灣企業應借助大陸的龐大市場以提高效率，從而匯聚更多的精英，創造更高質素的企業、提升經濟格局。精英匯聚，台灣經濟才可以吸引到外資。是的，中國一定會阻撓台灣跟別的國家建立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關係，但中國卻不能阻撓外資到台灣來。台灣現今缺乏外資，除非經濟格局有所突破，否則即使有了FTA也不會吸引到外資。中國的龐大市場及充沛的人才可以幫台灣作經濟上的突破。跟大陸市場融合是台灣參與全球主流經濟活動的必經通道。

到了今天，誰也阻擋不了兩岸文化、社會、市場的進一步交流融合。在這嶄新的生態環境裡再也找不到孤立的路標，不管你如何痛恨中共，也不得不與狼共舞。這是台灣的唯一出路，積極面對，這才會成為令台灣發光的大道。台灣有完善的政治、社會制度和紮實的民間組織，加上大陸的市場、人才和資金，那又怎不令台灣如虎添翼？

找遍整個中國大陸，哪個地方是像台灣那樣，有民主的體制，建基於倫理道德的社會制度，宗教資訊自由，蓬勃的民間組織、社工網絡？有法治、強大民間組織、社會基礎穩定的台灣又怎不是整個大中華的投資寶地？整個大中華市場，哪個地方有台灣般的社會和政治優勢？從投資的角度來看，跟同樣規模、效率和人才的中國企業比，台灣的優勢立竿見影。

這是台灣的市場和文化面臨蛻變的大時代。在這改天換日的歷史性時刻，時勢是站在台灣的一邊。台灣沒有不乘勢而起的選擇。

中國無疑想透過ECFA在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跟台灣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藉此為兩岸統一締造更有利的條件。傻佬都知道大陸的最終目的是統一台灣，問題是大陸會否得逞？誰都知道中短期內兩岸不可能政治統一，除非中國也有民主政制；在此之先，要達到這個目標，大陸必定要從社會、文化、經濟的領域入手，加強交流以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中國的如意算盤無疑是，當台灣對大陸的倚賴大了，便可以進行滲透，侵蝕台灣的政治體制。這不可能是個無中生有的想法，可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管中國的目的是什麼，到頭來那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豈敢摧毀民主政制

要從2300萬人手中拿走民主政制，將台灣併入一國兩制的圈套，中共可以怎樣做？一、中共可以直接從人民手中搶走控制台灣人民的權力，也就是由台灣人民投票接受一國兩制。除非台灣爆發瘟疫，令所有人都瘋了，否則這樣的事情是絕對沒有可能的。誰會自願放棄民主政制下享有的自由把自己關進獨裁者的囚牢？即使是天天在叫喊統一！統一！的傻佬也不會癲狂至放棄現今逍遙自在的生活，選擇思想坐牢吧。

二、八九年的民運釀成天安門大屠殺，今日的中國還可以重演這種蓄意殺害人民的暴行嗎？不可能！那個時候，中共的發言人袁木說，解放軍沒有在天安門殺過一個人，那肯定是謊言。不管中共在那一天是殺害了幾千人或幾百人，有今日資訊科技的透視威力，在全世界的監視下，中共再暴戾瘋狂也不敢再那麼放肆吧！

台生工作權誰來保障？

2010-05-10 中國時報 【劉孝煦】

　近來陸生來台議題沸沸揚揚，朝野立委爆發數波衝突，但諷刺的是，關係更多赴大陸唸書的台灣人或台商子女權益的「大陸學歷認證」，卻在這波衝突中備受忽略。

　儘管目前台生赴大陸求學人數並不太多，但根據大陸教育部的資料，當二○○五年大陸開始施行台生同等收費政策後，就已經出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另外文化大學在二○○八年一項針對台灣北部大學生調查，也發現高達三○％的台灣學生有意願到大陸深造，不論台灣願不願意承認大陸學歷，未來台灣人擁有大陸學歷者只會愈來愈多。

　問題是，這些基於種種母因素在大陸唸書的台灣學子，卻一直在台灣受差別對待。迄今為止他們的學歷都不被承認，形同硬生被剝奪了憲法所保障的考試權與工作權。筆者認識許多台商子女，從小就須留在大陸就學，他們持中華民國護照，也想回台灣服務，卻卡著學歷認證，在台灣根本無容身之地，那種不見容於社會的莫名椎心之痛，是極其尷尬與不堪的。講直接一點，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台生的學歷認證的規定，等於就是以低位階的法律明白凌駕於憲法。

　有不少論者至今依舊習慣以二、三十年前的印象來想像大陸，事實上，隨著大陸經貿與文化學術的加速度發展，對人才的培育與吸納早就以全球為場域。以筆者就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為例，有越來越多各國留學生正絡繹不絕前往大陸學習並汲取大陸經驗，尤其是距離北京近的韓國留學生人數更急遽增加，遑論其他與大陸有商貿往來國家。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在三月的報導指出，美國在過去幾年引進大批大陸精英人才因此得以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稱霸。但是，最近美國的頂尖人才卻紛紛奔向大陸，這並非是曾懷抱「美國夢」的華人移民至美國的高級人才回流，而是「土生土長」的美國頂尖人才流向大陸。該報採訪一位曾是美國矽谷太陽能電池面板業霸主「美國應用材料」的研究員馬克，馬克在今年一月份擔任大陸西安太陽能技術研發中心的執行副總裁，他受訪時表示，並非自己拋棄美國，而是大陸計畫今年年底將太陽能電池面板生產量提高到全球生產總量的三分之二，需要大量人才且待遇豐厚，才令他決定前往。

　其實，若是對大陸學歷品質尚存有疑慮，發展一套嚴格的檢覈制度即可，例如考核其學位是否僅為函授課程等標準，即可充分掌握品質。真正名校優秀留學生，是經得起考驗的，怕得是連考核機會都吝惜提供，硬是剝奪這些「台灣之子」貢獻鄉土機會，亦就是強迫他們永遠留在大陸了。

　在全球化乃至兩岸遽變的今天，台灣其實非常需要認同台灣（他們都還持中華民國護照），但卻相當瞭解大陸的新世代學子，面對下一波劇烈的競爭力，這批台生對台灣的發展絕對不是負數，而是加乘的正數。

王如玄和王清峰：政策與社運之間的平衡

【聯合報╱社論】

2010.05.10 02:27 am

吳揆日前談自由貿易港區，提到將考慮在區內使外勞與本勞的基本工資脫鉤；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公開表示反對，並稱若果真決定脫鉤，她立刻下台。王如玄的強硬態度，讓人想起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堅持寧可下台，也不願執行一件死刑；兩人就像一面鏡子裡外的同一身形與映像。

在馬總統執政即將屆滿兩年之際，王如玄和王清峰的論調，包括稍早衛生署長楊志良為健保費一度求去，皆讓人矚目。從正面看，政務官懷有獨特的堅持，風格不俗；從反面看，這些狀況實反映了馬政府內部的磨合問題，也凸顯了決策主張不易達成妥協的困境。

當初馬政府成立，主要由三股人馬組成，一類是有過執政經驗的行政官僚，一股是像王如玄、王清峰這樣活躍於社運界的人士，另一股則是來自學術界的知識菁英。這樣的布局不難理解：一則可以固守技術官僚的專業和沉穩，一則是能表現重新執政的理想與追求。但從過去兩年的實際運作看，舊官僚一脈表現平平，有時走調；出身社運界的政務官雖帶來清新氣象，卻也因不耐官場的刻板、磨人，接連損兵折將。學界出身者則因各種公私因素求去，更不在話下。

持平而論，王如玄和王清峰在內閣的表現都受到民意信任，除了個人操守及形象不俗，工作積極也受到肯定。王清峰因「廢死」爭議下台，即使國人不同意她的觀點，但她盡力維護個人信仰的堅持，誠屬不可多得。而王如玄在景氣寒冬極力爭取勞工就業機會，卻在勞運場合遭到噓聲，在國會備詢時真情流露而泣不成聲，乃至為22Ｋ政策辯護卻遭到砲轟，說明她面對左右夾擊仍不畏難。如今，基本工資脫鉤的問題，卻可能成為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王如玄和王清峰心中，各有一把「最後的戒尺」，那是她們認為必須捍衛的底線。問題是，一個政府的運作模式，卻往往不是如此一刀兩斷的直線切法，決策往往是要在現實困境和道德底線間往返折衝，尋求一個終極的平衡點或突破口。以基本工資問題為例，如果能夠在解決仲介剝削的前提下，使外勞的實質所得不低於原有水準；那麼，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鉤，真是一頭絕對不可碰觸的聖牛嗎？恐怕未必盡然。

一部優良的國家機器，應該是在官僚思維和社運理想之間求取最佳平衡，站穩專業的立場，並不斷追求突破與提升。如果過度倚賴官僚，很容易陷於保守思維，而故步自封；但如果過度執著意識形態，追逐跳躍式的社運願景，則可能陷於現實與理想零和對立的狀態。

以王清峰對廢除死刑的堅持為例，她的辭官，雖然保住了個人信仰的純度；但整體觀之，因為她的態度過於強烈，卻激起了民眾強大的反感，反而迫使法務部不得不加速死刑的執行，不僅讓社會的分歧擴大，甚至危及台灣力圖保持的人權形象。如此看來，王清峰的堅持對她個人的理想而言，也未必稱得上是「得」了。

王如玄之所以堅持基本工資不可脫鉤，當然是源自長期以來從事勞運的信仰和承諾。她今天居此要職，也許能在不損害勞工權益的原則下，找出讓脫鉤可達到雙贏的辦法，而不必在良心與現實決策之間，把自己推上祭壇。這點，其實勞運團體也不妨共同貢獻意見，而不須對這位昔之戰友和今之同盟者相煎太急。試想，今天若逼走一個肯為勞工垂淚的政務官，下一位主委會更好嗎？

對照馬總統兩年來聲望的起起伏伏，可窺知馬政府決策在官僚和社運之間的拉扯與擺盪，仍未找到最佳的自我定位。執政不是搞社運，執政更不是任官僚照本宣科，而是要在迂迴進退之間找到上升的螺旋。王清峰掛冠，讓台灣的死刑問題變成一件更棘手的難題；今天基本工資的問題並非無解，不能再使王如玄重蹈覆轍。

馬政府兩周年，如果告退的閣員盡是社運界菁英，那真讓人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