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速審法能解決台灣司法沉疴？

2010-04-07 中國時報 【張升星】

　《速審法》的朝野協商決定，未來案件審理超過八年，如果最後有罪確定，被告就可以聲請「酌減其刑」作為救濟。因為台灣長期遭受統獨的政治綁架，所以只要藍綠政客達成「共識」，社會往往不加思索而照單全收。殊不知，即使「白蓮教」和「義和團」達成「神功護體」的共識，最後仍然敵不過現實的洋槍大炮。

　二十多年前，台灣尚未解除戒嚴，但是司法風紀敗壞，法官索賄猖獗，當時司法院長林洋港為了整飭司法風紀，指示幕僚研究如何杜絕法官貪汙。後來司法院提出一個史無前例的辦法，叫做「兩階段分案」。該方案主張把案件審理分成兩個階段：從調查證據到辯論終結為止，都由甲法官進行；一旦辯論終結之後，就將案件重新分案，改由乙法官撰寫判決。

　「兩階段分案」的理論認為：因為開庭審理和撰寫判決的法官不同，送錢給甲法官，乙法官不一定買帳，所以能夠消除當事人行賄法官的可能，司法風紀因此得以改善。這個舉世無雙，台灣獨創的「兩階段分案」，其離譜的程度就如同「相親的是甲，上床的是乙」一樣荒謬，明顯違反訴訟法規定的「直接審理主義」，最後在輿論強烈質疑聲中，司法院承認政策錯誤，懸崖勒馬。

　回顧歷史，所謂的「兩階段分案」確實令人匪夷所思！明知司法風紀敗壞，就應嚴厲檢肅貪汙，徹底執法絕不護短。不此之圖，卻搞個「兩階段分案」的旁門左道，能解決問題嗎？社會最有力的質疑就是：既然司法風紀敗壞，「兩階段分案」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治絲益棼。如果真的實施，當事人恐怕不只送一份紅包，而是要送兩份才夠！

　二十年後，司法院又用相同的手法推出「妥速審判法」，企圖用「推動立法」來掩飾「執法不力」的政治責任。十二年前的全國司改會早就對「妥速審判」提出政策願景和執行方法：司法院應該精簡最高法院，讓法官人力反應審判系統金字塔化的理想，建構堅強的「事實審」，讓案件在一、二審就調查清楚。結果呢？司法院忌憚既得利益，不但不敢精簡最高法院，反而為了滿足法官的「陞遷需求」而持續增員。連當年自詡「改革派」的楊仁壽大法官和「民間司改會」的先驅范光群律師，分別擔任最高法院院長和司法院祕書長，請問到底改了什麼？套句蘇友辰律師的名言：「司法改革，改個屁！」

　而最高法院，有什麼成績可以說服社會呢？就以許多法官貪瀆的案件為例，歷經纏訟十二年到十五年不等，高院每次都判決有罪，但是不管更審四次、五次、七次還是十次，面對昔日同僚，最高法院就是有辦法「撤銷發回」，不讓案件確定！《速審法》草案認為案件長期纏訟，被告忍受痛苦煎熬，所以應該「酌減其刑」。但是依照最高法院的操作手法，這些纏訟的被告，到底是因此「受益」還是因此「受害」？

　如果真要減刑那也可以，但是減輕的刑期應該由法官代替入監才符合社會公義！否則既然被告最後判決「有罪」確定，竟然任憑法官長期鬼混，找些雞腸鳥肚的枝微末節拖延不決，最後還要全民埋單「酌減其刑」，這到底是什麼法理？可惜鄭太吉死得太早，否則他也是因為「十四槍還是十六槍」、「七支槍還是五支槍」而飽受煎熬，因此得以聲請「酌減其刑」！

　相反的，蘇建和等的再審案，判無罪，最高法院之一撤銷發回；判死刑，最高法院之二也撤銷發回，而最高法院一共有之十二，如此員額龐大，舉世唯一的最高法院組織，要如何「妥速審判」？《速審法》和「兩階段分案」的思考脈絡，都有「轉移焦點」的巧合。只不過當年的司法院懂得察納雅言，聞過則喜；如今的司法院則是指鹿為馬，一意孤行，這倒是有今不如昔的遺憾。　（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