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蘇建和案 該譜上休止符了

* 2010-11-15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蘇建和案日昨終於又經高等法院宣判無罪。這次的無罪判決，是高等法院的第二個無罪判決；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李昌鈺博士當庭評述的犯罪現場重建鑑定報告。

　此項新近完成的科學採證報告認定：只有已伏法的王文孝一人犯案、「一刀多傷」、現場空間狹小無法容納四人攻擊、現場指紋只有王文孝的指紋、現場血跡狀態肯定並無多人犯案，也就是說，涉案證據顯示只有一人犯案，更沒任何科學證據可以支持蘇等三人參與犯案，其等所為自白又已確定是警方刑求的自白。依照法律，不但自白不能做為認定犯罪的唯一證據，本案的自白且非出自自由意願，不具有證據能力。高等法院做出無罪判決乃是理所必然。

　蘇建和案至此，已經走了大約廿個年頭。令人感慨的，還不只是經過了將近廿年，才有真正符合科學證據法則的鑑定報告出現，而是這麼久了，司法程序還是沒走完；檢方還有再向最高法院上訴的機會。

　按照法治原則，要證明被告殺人，應該是由檢方提出不會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證據，說服法院定罪；被告方面，不須負擔證明己身無罪的責任。而這次更二審的程序，則是由被告徵得法院同意，邀來李昌鈺博士擔任刑事鑑定工作，提出的鑑定報告其實證明了三位被告並不在殺人現場，不可能與王文孝共同殺人。負擔舉證責任的檢方，除了依賴其具有嚴重瑕疵的自白之外，並無任何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反而是由不須負擔舉證責任的辯方，成功地舉證被告並未犯罪。而這樣一個早該獲致無罪判決的司法過程，卻走了廿年仍未到頭。

　當然，本案中檢方的表現，也有可圈可點的時候，當最高法院在十五年前一度判決有罪確定之際，陳涵檢察總長三次提出非常上訴，質疑判決有違法之處，嗣後終有最高法院以發現新證據為由而准許再審，遂現生機。檢方三次提起非常上訴的勇敢作為，使得此案引起重視，正是本案後來終能獲得平反機會的重要關鍵。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當本案於近八年之前第一次更審認為證據不足而判決無罪時，三次提起非常上訴的檢方卻又再不服上訴，以致本案重生周折，檢方從起訴到三次非常上訴到上訴的態度反覆，很難不令社會質疑，對這樣人命關天的重案，檢方究竟有沒有一以貫之符合法治要求的立場？

　經過了近廿年的追訴，檢方還是無法舉出足夠有力的證據說服法院為有罪的判決，卻是辯方的專家鑑定證明了三位被告並未犯罪，現在又判無罪，檢方還能上訴嗎？刑事訴訟法要求檢方對於有利不利於被告的證據應該一體注意，檢方應該要有一種基本的行事分寸。總不能說法院判有罪的時候，就去注意起訴時忽略了有利於被告的證據而提起非常上訴，到了法院判無罪的時候，卻又掉過頭來再去堅持說服力不夠的證據，又再不服上訴，今非昨是，昨非今是，浪費的只是國家司法資源，折磨的則是被害人與被告兩方的期待與盼望。數年前不該上訴而上訴，現在可不能重蹈覆轍了。

　本案已然清楚的現況是，檢方初時使用了法律所不容許的方法取得自白，別無其他有利證據證明三人有罪，時過廿年，能取得的證據早已取得，失去的證據早已失去。即便是沒有李昌鈺博士的鑑定報告，也仍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警方純憑直覺而非蒐證所做的原始假設，就是以為本案是四人而非一人所殺；即便沒有李博士的報告，法院其實也該判決被告三人無罪，那麼檢方到底還有什麼立場再度上訴呢？如果只是因為被害人家屬不服，檢方該做的事難道不是向被害人家屬坦率承認，警方最早的假設有誤，也早已失去了採蒐證據的最佳時機？檢方難道不該向被害人家屬道歉，難道不該正告被害人家屬，已經到了必須收手，放棄上訴以避免司法歹戲拖棚的時候了！

　蘇案的廿年司法經驗，是一項慘痛的經驗，也該是回到依據法定證據原則、科學證據原則行事的決策關頭了，希望檢方能做出明智的決定，該服的就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