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南方朔觀點－視別人為野草而踐踏 野草會長滿他家

* 2010-05-18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布萊爾宣佈，在內閣辦公室下設置「社會放逐小組」（Social Exclusion Unit），由他親自負責，在近當代政治發展上，這是「人道政府」的突破。布萊爾當時說：「社會放逐與所得有關，但範圍比這更大。它攸關國民的前景，生存的整個網絡，和人生的機會。這是個非常新興的挑戰，它對個人會造成更大傷害，會讓人自尊受創，更侵蝕社會這個整體，也比物質的貧窮更容易傳到下一代！」

　英國布萊爾政府會在「人道政府」的作為上踏出這一步，且將問題層級拉高到領導人自己負責，這當然不是布萊爾在做秀，而是「社會放逐」問題確實有那麼大的急迫性。全球第一個注意到「社會放逐」這種現象的，乃是法國思想家勒努瓦（H.Lenoir），他在一九七四年即率先指出，由於貧窮擴大，政府及社會的麻木冷漠，各式各樣歧視加深，現在的壓迫其實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與型態，那就是它和以前不同的是不再有明目張膽的剝削與迫害，而是整個體制與社會價值視弱勢者為一種「不存在」，讓他們在角落裡無人理會，無人關心下自生自滅。這就是「社會放逐」，後來有另外的法國學者稱之為「社會使他們不及格化」（Social Disqualification）或「社會開除」（Social Disaffiliation）。整個社會對弱勢者已關起門了啊！

　而布萊爾所做的，歸納而言，乃是要把對弱勢者關起的門重新打開，包括改善他們的就業與所得，能訓練者提供訓練而不能提供訓練者則加強照護；鼓勵公民團體為他們代言並加強對話改善，最重要的乃是用更大力氣來消除已被體制化和習慣化了的歧視，以及透過教育和輔導，讓弱勢者不致於代代相傳，累世不得翻身。

　在此特別提出布萊爾「人道政府」的理念與做法，所想指出的乃是不管我們對西方喜歡或不喜歡，西方特別是歐洲，它們的學者及政府，在人類價值的進步上則無疑的始終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它由過去的歧視，變為反歧視，再進而反對社會放逐，為更積極的「人道政府」催生，其軌跡的可謂歷歷可見。

　但反觀我們台灣，以前我們貧窮落後，總是受到外國的指指點點，它一方面固然催化出我們自強自立的努力意志，但同時也使我們嫌貧愛富，見西方人就自動矮一節，見到比我們窮的非西方人就自動長高一大段的依賴價值更加根深柢固，大家常說我們社會很有人情味，但這種人情味其實是有選擇性的，它對西洋人和東洋人有效，換成黑人、阿拉伯人或東南亞人看看，在深層心理上，我們所反芻的其實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那種老式的歧視主義。

　因此，如果我們被歧視，會叫罵不斷，但我們歧視起伊斯蘭印尼外勞，卻又視為天經地義，如此事不是全球媒體鬧成一片，我們社會肯定不會將這事嚴肅看待。台灣歧視菲傭泰勞印尼勞，早已成了「台灣人權報告」裡的汙點項目，我們可曾當個正事來辦？台灣歧視陸配越南配及他們所生的新台灣之子，政府可曾努力改正？台灣歧視自己社會的罹病老人，弱勢家庭，甚或原住民，山林偏遠居民，對這些人又何嘗付出過多少關懷？台灣的「社會放逐」，對弱勢者的不理不睬，其實是以一種非常嚴重的方式在惡化中。如果台灣依然貧窮，或許尚可體諒，而今台灣動輒自誇富裕民主，這種人道的麻木遂變得更加不可原諒。

　與馬丁路德金恩同享大名的黑人民權領袖泰爾坎Ｘ曾說過：「你們視我們為野草而亂踐踏，最後野草就會長到你們家的客廳裡。」他的意思是，會歧視欺侮別人的，這種人的心已經壞了，當這種人的心都壞了，最後這種壞一定會被帶進他們的家裡。近年來的台灣，由於政府的麻木不仁，社會的積習未被領導者去改變，我們社會在價值標準上，其實是屬於一種倒退的狀態下，這其實也是台灣人心不滿的源頭。在此以布萊爾「人道政府」的作為為引，或許我們政府更該朝這個方向努力，「人道」不正是政府存在的基礎嗎？（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