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觀念平台－懷念那個 不求名利只做研究的年代

2010-07-14 中國時報 【潘震澤】

　三十多年前我還在當研究生時，學術界與產業界壁壘分明：學成畢業後留在學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是多數學子嚮往之路，也是指導教授對學生的期望；如果離開學術界到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任職，則被認為是學術生涯的中斷，普遍會有惋惜之聲。

　上述現象，主要出現在歐美學術界，而非較現實的華人社會（學優而仕本是中國讀書人的目標）；其理由並不是因為大學教授的待遇好（一般教授的薪水絕對比不過產業界）或地位高（美國大學教授並不高人一等），而是圖個自由。人在學術象牙塔裡，上下班時間彈性，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要發表就發表，別人無從過問；在政府及商業機構就少了這點自由。

　當年筆者同指導教授外出開會，碰上幾位在藥廠工作的同行，向我的老師抱怨：他們做了幾年的研究正有些心得，結果上面一聲令下，就得放下，另起爐灶。二十世紀初，劍橋出身的英國生理學家戴爾（Henry Dale）離開學界前往衛康藥廠任職，就有人對戴爾說：在藥廠做事是「死路一條」。好在衛康給予戴爾充分自由，戴爾終獲一九三六年的諾貝爾獎；可惜這種例子不多。

　二次大戰後，美國生理學家宣能（James Shannon）出掌國家衛生院（ＮＩＨ）主管，前往學界徵才；有人說政府主導的研究頂多只能做出中等成績，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對他的學生說：「去政府機構工作，等於斷送研究生涯。」好在宣能放手讓下屬去做，得出豐碩的研究成果，以及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近幾十年來，在利益團體的遊說及國會主導下，以目標為導向的ＮＩＨ越分越細，錢也越花越多，成果卻大不如前。

　雖說學術自由及發現新知的快樂是研究者最大的報償，但少有人逃得過名利的誘惑。傳統學術中人追求的是名，好比各種學術獎項、院士頭銜、榮譽博士等，而不是利；要是有人跨越了這條無形分界，轉而追求商業利益，就得冒不受學界認可的風險。好比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的創始人柯恩（Stanley N. Cohen）及波耶爾（Herbert Boyer）兩位出身學界，雖然也曾獲美國的拉斯克獎及國家科學獎章，但卻與諾貝爾獎絕緣。

　然而自波耶爾以借來的五百美元在校外成立「基因工程科技公司」（Genetech），股票一上市就成了千萬富翁、登上《時代》封面以來，就少有大學及研究人員抗拒得了金錢誘惑，而開始把任何一丁點的技術改進，都申請專利。大學教授在校外成立公司或兼任董事，早已成為常態。

　如果說在利誘之下，研究成果突飛猛進，疑難雜症一一得以化解，也就罷了；實情是：救命的藥物沒多幾樣，卻都貴得要命。除了從藥廠、學校到研究人員都要分一杯羹外，沒有競爭對手的專賣是另一因素。這樣的結果，不但完全失去當初研究初衷，更別提絕大多數研究一早都由國家資助，用的是納稅人的錢。

　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借上帝的嘴說：「這些人無須獎賞，因為他們喜歡讀書。」同理，有幸從事研究者亦無須獎賞，因為他們擁有世上最好的工作（有人給錢做自己喜歡的事）。只不過在一切向錢看的今日，這大概是痴人作夢。（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