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熊出沒注意＞到民主之路（熊秉元）

2010年07月14日蘋果日報

在二十一世紀初，民主已經成為普世價值；可是，民主這兩個字的實質內涵，依然眾說紛紜。即使如此，具體的反映在制度上，直接選舉、定期改選和代議等，幾乎已經是民主的同義字。

對華人社會而言，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崎嶇，但是已經有亮麗的成果。這個軌跡裡，有幾個關鍵的時刻，具有里程碑的含意。1949年內戰失利含意，國民政府渡海東遷，以台灣為復興基地；一方面戮力建設，一方面積極準備反攻大業。

1950年，通過「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開始鄉鎮市長和民意代表的選舉。1987年，戒嚴終止，民眾可以自由組成政黨。1991年，在大陸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終於退職，中央民意機構全面改選。2000年，陳水扁以民進黨候選人身分，擊敗連戰和宋楚瑜，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這是華人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透過和平選舉的方式，完成政黨輪替──陳水扁卸任後不久就身陷囹圄，也是前所未有！

2008年，馬英九贏得大選，國民黨重新執政，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以投票選舉的方式決定政權歸屬，已經成為台灣民眾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

相形之下，中國大陸的投票選舉，則是姍姍來遲。鄧小平南巡，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政治領域裡的進展亦步亦趨。1989年，正式在農村基層開始，由村民直接投票選舉書記和村長；定時改選，開啟了地方自治的先河。

觀念上，由下而上，由基層往中央，確實是發展民主的穩健措施。村之上還有城鎮、縣市、省乃至於整個中國大陸，循序漸進、不疾不徐、穩紮穩打、水到自然渠成。然而，事實證明，在這條民主之路上，摸著石頭過河的作法卻是命運多蹇。原因很簡單，因為一開始就選錯了出發點！

在中國大陸的農村裡進行選舉，是新生事物。對於新生事物，自然是循過去的行為模式、風俗習慣和人際網絡來因應。因此，透過傳統社會裡繁複綿密的「關係」，動用人情關說拉票、買票賄選；威脅與利誘雙管齊下，文明和野蠻交互運用。不斷重複的場景，令人不得不疑慮困惑：難道這就是舉世頌揚的民主嗎？

中國民主應都市開始

其實，如果不是由農村開始，而是由都會區先試行推動；穩健成熟之後，再橫向縱向發展──水平的往城鎮農村推展，垂直的往上一層的省市中央推動──將會是很不一樣的景況。

原因也很簡單，都會區裡有一些特質，更利於選舉投票的作法：流動人口較多，人際網絡較鬆，教育水準較高，社會條件較好，民眾自主性較強，司法資源較豐饒等等；這些因素會使得賄賂買票困難，透過人情操縱或左右選舉不易。換句話說，支持一人一票和票票等值的條件，都會區要遠遠優於農村地區。以都會區為起點，民主的腳步將是明快平坦；以農村為起點，民主的步伐將是沉重曲折、充滿荊棘和坎坷。

由社會科學和旁觀者的角度著眼，兩相對照，取捨並不困難。然而，為何中國大陸會選擇一條崎嶇難行的民主之路呢？存在不一定合理，存在一定有原因。

兩點解釋，或許雖不中亦不遠矣：對於決策者而言，欠缺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對於執政者而言，由農村開始影響小而風險低。兩個因素相互影響，結果就是漫漫長路。

海耶克的名言：「到奴役之路，是由善意所鋪成。」到民主之路，追根究柢，無關善意與否。然而，如果能多運用社會科學所累積的成果，多依恃其他社會所經歷的起伏，確實可以使民主之路變得容易和光明一些！

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及研究所教授、山東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