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安得廣廈千萬間－這樣膚淺的通識，也能拿諾貝爾獎？

* 2010-10-11

* 中國時報

* 【朱敬一】

　不久之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卜萊斯考特（Edward Prescott）來台訪問。卜氏是以其在「時序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方面的研究，而獲二○○四年諾貝爾獎。所謂時序不一致，講解起來有些複雜，但用一個例子作說明即可略知梗概。

　大家都知道，二○○八年金融海嘯源於不少投資銀行的過度房貸，而貸款後又將那些高風險貸款債權包裝成結構債出售。在事前，金融主管機關當然不鼓勵銀行過度暴露風險，對於存款銀行倒帳頂多也只提供部分保險，亦即其餘曝險該由銀行自行吸收。但事後，一旦銀行因過度風險操作而有引發金融風暴之虞，則政府卻又因「顧全大局」的考量不得不出面救銀行。此種「事前一套宣示政策、事後卻注定要採取另一套政策」的困境，叫做政府政策的時序不一致性。

　卜氏在時序不一致方面的研究，模型乾淨俐落、數學處理清爽，顯示卜氏不愧是大學數學背景，在數理分析上功力深厚。但是，諾貝爾獎是頒給「專業」領域學研有成的學者；在專業領域之外的所有其他面向，都不在瑞典皇家學會考量範圍。讀者都還記得，不久前耐許（John Nash）曾因其對賽局理論的貢獻而獲獎，但其人在應用數學之外已長期受精神折磨，所言所行異於常人，卻不影響其獲獎。

　我為什麼要拿卜氏與精神狀態不佳的耐許相比呢？因為卜氏在時間不一致等狹窄領域以外的見解，恐怕也是絕大多數社會人士所難以接受。在九月下旬台北的一場研討會上，卜氏竟然有大意如下的發言：別人擔心永續發展的問題，但他卻不擔心。他認為，人類的技術進步總是能克服其對環境的侵害。此外，他也不同意企業除了「守法」之外有其他所謂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對於共有漁貨、共有水源等因共有而遭過度採伐的問題（common pool problem），卜氏也不認為該有什麼積極的作為去解決。他相信這是一個社會文化問題，可由理性人類慢慢形成社會共識解決之。總之，卜氏幾乎是個環境方面的「政府無為」論者。

　前述論點不是逐字翻譯，但我是該場論壇的主席，大概不致誤傳誤聽。坦白說，放眼世界，我還真不容易找到認為「根本不需關心永續發展問題」的經濟學者。攤開人類的科技發展史，新科技侵害而非有助於環境永續性者比比皆是，完全無法支持卜氏的論點。此外，諸如臭氧破洞、全球暖化、生物多樣性消失等重大環境傷害，幾乎全是由數十年前的某項科技所引發（如CFC造成臭氧破洞），而人類卻要等到大禍臨頭、為時已晚，才驚然發現錯誤。以上證據顯示：卜氏似乎除了自己的小模型外完全不讀不看人類的大歷史，令人遺憾。

　對於共有資源問題要靠社會共識而非規範性約束解決，卜氏也有其歪理論點。他說，美國人抽菸沒什麼強制立法卻自然減少了，而喝酒卻因廿世紀初的禁酒令（Prohibition）而重現高峰，可見社會共識很重要、強制規範卻有反效果。這樣的牽強類比真令人搖頭。

　如所周知，喝酒頂多只是「自戕」，只要酒後不開車，就無所謂社會危害。但吸菸的二手菸是立刻侵害周邊人士，經濟外部性極為明顯，是標準的「戕他」。在法理概念上，國家本即應對負面外部性強的吸菸多管制、對負面外部性弱的喝酒少管制（除非酒後開車）。當年，美國禁酒是因為清教徒的大力道德呼籲，逼得政府介入人民生活道德面的管理（禁酒）；這種泛道德政策欠缺民主理論支持，當然不易成功。卜氏完全不分析菸與酒兩種商品外部性之區別，只是單純從「是否強制」單一面向去歸納其結論，真是匪夷所思。

　當然，卜氏來台也受贊助單位之託而說了些其他怪論，諸如不該課資本利得稅啦、營所稅該調降啦、遺贈稅該廢止啦等等。一個人連台灣租稅負擔、財政結構情況都不了解，也不熟悉台灣政治人物不敢面對問題的惰性，就胡亂對稅制發言，那就不只是智識問題，而是更嚴重的其他問題了！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中研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