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提升器官捐贈的新策略

【中國時報A14/時論廣場/謝世民（作者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將來民眾若願死後捐出器官，健保局就會直接在健保卡加上註記。由於我國目前採取知情同意勸募制度，這項新措施是否會增加器官的捐贈率，值得觀察，但不宜樂觀。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李伯璋教授的統計，我國可移植器官數量嚴重不足：今年截至九月十三日為止，計有七五六九人等待器官，但可供器官移植的屍體僅有一五○例，供需嚴重失調。 

從救人義務（拯救器官衰竭者的生命）、降低健保的負擔（據估每年洗腎費用約佔健保支出之七％）、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來考慮，不以同意為基礎的「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應該是值得政府考慮的備選方案：在這種制度下，任何人（不論貴賤貧富）過世後，器官一律自動成為社會的公共資源，器官供需失調問題自然消失，甚至也可以保護窮人免於被迫販賣器官、解消活體器官捐贈所涉及的倫理難題和性別不平等。 

不過，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有違自由民主社會必須謹守的個人自主性原則，也不尊重死者家屬的態度，各國政府可能也因此恐懼民眾反彈，不敢貿然實施。當然也有可能，政府官員本身其實也相信這樣的制度確有侵犯個人自主性、或冒犯家屬情感的嫌疑。 

這些可能的疑慮，就理據而言，其實相當薄弱，恐怕經不起嚴格的分析。如果政府真的必須妥協，較恰當的選擇應該是「推定同意但可選擇退出制」，而非目前的知情同意制。理由如下： 

就自主性而言，我們誠然必須承認，政府不得代替個人做醫療決定，醫護人員更不得在未經病人知情同意下，實施侵入性的醫療行為（除非病人已經無法表示意思、家屬缺席，而且生命垂危）。因此，許多人通常也會認為，對於如何處置自己的遺體，個人也應該享有類似的自主性：如果我們生前不願意死後被開膛剖腹、想保留全屍入殮，那麼，任何人或政府都必須尊重甚至保護。 

不過，就遺體而言，這裡的尊重和保護應該是原則性的：一旦個人的死因對公眾利益有重大影響（例如，為了定罪或發現是否與傳染病有關），國家可以基於合理的判斷解剖我們的遺體。同理，在器官供需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國家當然可以為了拯救器官衰竭病人的生命而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因為就人際之間的道德義務而言，我們彼此負有救人義務｜｜除非救人者必須同時做出「代價不小」的犧牲（例如，割斷自己的手臂或財務破產）。 

要推翻或質疑這裡的人際義務，任何人都必須說明為什麼「不能全屍入殮、死後器官被國家強徵」，對個人或家屬而言，是個「代價不小」的犧牲。不過，這並非易事：我們可以理解家屬情感上的不捨，但是，若非訴諸某種宗教信仰，一時情感上的不捨並不必然表示那是「代價不小」的犧牲，畢竟任何人的遺體在死後，不是很快就化為灰燼，就是很快腐朽、回歸自然。然而，就人際道德而言，訴諸宗教信仰並不足以限縮自己救人義務的範圍。 

如果這樣的人際義務確實存在，那麼，要鬆動國家強制徵收屍體器官的正當性，我們就必須說明為什麼國家並不宜強制貫徹此一人際義務。對此，我們能夠想到最強的理由應該是：一個真正尊重個人自主性的國家，必須允許人民在某類事情上有「犯錯」的空間，而基於「宗教信仰」不同意國家強徵自己死後的器官，可能就屬於這類的事情。若然，即使政府不宜推行「強制徵收屍體器官制」，也不應該維持目前的知情同意制，而是應該改採「推定同意但可選擇退出制」（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法國、奧地利、挪威學習），徹底解決我國器官供需失衡的困境。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207005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