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Group

芭樂嘉年華 又演搶種戲

【聯合報╱蔡國顯／導演、拔仔農（高雄市）】 2010.01.26 02:59 am

去年八八風災，嚴重侵害台灣農作物，拔仔（芭樂）由於缺貨空窗年的拉長，也創下有史以來長時期高價格的新高紀錄。

也因此又造成拔仔農早已再次搶種下去了，預告片也剪好了，馬上就要播出了。

拔仔農曾斥責我，他們在種拔仔時，我們出生了沒有？

但是，不久之後，一部拔仔嘉年華會的影片，就要在春節農歷正月於全國各地隆重上映，不過，上映的地點不在戲院，是在現實中。

也不能怪拔仔農一窩蜂搶種，片商搶拍跟風盛行，股票族不也追高嗎？拔仔農也不甘示弱，推出春節黃金檔鉅片，讓消費者快樂過年。

拔仔為台灣具有代表性和指標性的水果，這一波盛產期，提醒馬政府要把因應劇本先準備好，免得到時候官員疲於應付，聲望又下跌。

也請媒體朋友在即將到來的拔仔嘉年華會檔期中，多正面報導，等這一檔下檔，至少要再等半年了，此後拔仔價格又會飛漲，到時大家又沒有拔仔可以採，消費者不必存疑，好好把握這一波吧！

免除海地外債（張鐵志）

2010年01月25日 蘋果日報

日前國際組織巴黎俱樂部呼籲海地的主要債權國之一台灣能夠免除海地積欠的債務，許多台灣民間團體也響應這個呼籲。台灣外交部原本表示拒絕減免，但後改口表示願意積極研議所有可行方案，以協助海地進行災後重建。

海地的巨大悲劇不是單純的自然災難，而是貧窮：海地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有80％的人口每天生活不到2美元。而貧窮使其面對天災時格外脆弱。但海地的貧窮也不是意外的，而是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矛盾不無關係。

從上一世紀末，先從民間NGO發動，到國際組織的支持，國際社群慢慢形成共識，解決貧窮國家的策略之一，就是推動世界銀行或債權國解除對這些國家的債務。因為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這些國家根本無力去推動教育、醫療、公共衛生的投資，因而很難進一步有經濟發展，造成貧窮的惡性循環。

債務阻礙經濟發展

海地屬於世界銀行名列的「重度債國」，且是一個典型的因為負擔沉重債務而難以發展的國家。例如在2003年，海地用了5700萬美元來還債，但是收到關於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外援卻只有3900萬美元。亦即其付出的比收到的還多。

更可怕的是，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或是其他國家的貸款，往往有附帶條件。這些附帶條件或者是讓債權國及其私人企業獲益，或者是由意識形態主導的自由化經濟政策，如私有化、推動自由貿易、削減政府的公共支出，而這些政策早已被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里茲等人質疑無益於真正的經濟發展。

以海地例子來說，去年海地爆發抗議高糧價的嚴重暴動。這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曾要求海地把稻米的關稅從35％降到3％，導致海地成為稻米進口國，並出現糧食危機。而這些進口稻米九成是來自美國。此外，2006年美國通過援助海地法案還規定海地必須持續消除美國投資和貿易的各種障礙。上周國際貨幣基金又承諾給海地10億美元貸款，但同樣附帶許多新自由主義的條件。

但另一方面，海地也是國際刪除債務運動的關注焦點。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取消了海地的外債，但還有8億9100萬美元債務，其中一半歸屬美洲開發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另一半歸屬台灣與委內瑞拉所有。

取消外債當然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唯一途徑。國際的援助、更公平的貿易體系、清明的政治和政策或者對個人的微型貸款，都是解決貧窮的不同策略。

但龐大的外債卻絕對是一個窮國發展的緊箍咒。台灣要真正有心幫助海地，要在國際社群中贏得尊敬，就必須認真考慮取消海地債務，讓海地人民可以重新站起來。

作者為作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我們願將生活水準降至現有的四分之一？

自由時報◎社論

2010.1.25

在馬政府的執政下，台灣勞工的處境有多悲慘？行政院主計處日前給了一個答案。據主計處的資料，去年全年失業率達五．八五％，失業人數六十三萬九千人，加計「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的廣義失業率更高達七．三五％，都創下史上最高。而官方的數據一向保守，統計方式備受質疑，若再減掉官方編列預算補助，製造出來的短期工作機會，台灣的官方失業率已嚴重失真。而這只是馬政府執政第二年，未來兩年多台灣失業勞工只會愈來愈多，因為馬政府並無振興經濟的策略，只會向中國傾斜依賴，ＥＣＦＡ的簽訂勢在必行，如此一來，依據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王塗發預計，失業率將衝高到七％，而且很多是幾無改善可能的結構性失業勞工，由於從事的產業遭到破壞，失業後可能就會永遠找不到工作。

其實，簽署ＥＣＦＡ後失業率飆至七％的評估，雖已令人怵目驚心，但仍是樂觀的估計。未來ＥＣＦＡ一簽，兩岸經濟將合流，拉平雙方的經濟差距，其中最重要的是薪資水準將趨於一致，亦即將形成「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效果。而目前台灣每人平均ＧＤＰ大約一萬六千多美元，中國約三千多美元，兩相平均之下，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勢必被往下拉。而這種往下拉的結果，不是一萬六千多美元與三千多美元平均之後的約一萬美元，而是台灣整體ＧＤＰ近四千億美元加上中國的四．九兆美元，除以二千三百萬人加十三億人的總和，所得出的約四千美元。換言之，台灣這個二千多萬人的小水庫，注入中國十三億人的大湖，滿滿的水位將快速降低，到達枯水的警戒線。台灣民眾的生活水準即有可能降至原來的四分之一。

更嚴重的是，中國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坦承，中國有一億五千萬人每天所得不到一美元，以聯合國標準而言，是屬於極度貧窮人口。這些人所得很低，與亞拉非的貧困國家人民差不多，成為中國龐大的勞動預備軍，也是中國製造低價品的有效籌碼。一旦ＥＣＦＡ簽訂，台灣勞工不但要與中國沿海勞工爭飯碗，更要面對一億五千萬貧窮人口的競爭。只要這些貧窮人口小部分進入台灣勞動市場，台灣的失業率必然創下令人難以想像的新高紀錄。雖然馬政府一再保證不會開放中國勞工來台，意圖安撫台灣勞工的不安，降低ＥＣＦＡ簽署的阻力，其實ＥＣＦＡ亦是自由貿易協定的一種，彼此之商品、勞務、貿易最後都朝自由流通，我方如何能抗拒中國勞工的進入？尤其，當前台灣已有近三十萬外籍勞工，若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一旦中國要求比照，馬政府哪有理由與能力可以拒絕？

可以想見，馬政府所以傾中，除了終極統一的路線外，主要是認定中國乃世界經濟救世主。因此，以為經濟搞不好沒關係，只向中國乞憐，企求多派一些觀光客、採購團來，台灣經濟就得救了。然而，我們一再點破，中國的繁榮大部分是人為吹起的泡沫。一般人只會以整體規模去看待中國經濟，因此儘管其人口幾為日本的十倍，但其整體ＧＤＰ接近日本，便被當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謂兩國集團（Ｇ２）將取代Ｇ８、Ｇ20主宰世界經濟的說法，逐漸開始誤導世人。其實，中國都公開承認有一億五千萬人所得在一美元以下，試問哪一個已開發國家會有十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遑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是不可能存在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可見中國經濟強大形象是建立在「數大就是美」的幻覺上。其次，中國ＧＤＰ的增長，主要動力來自政府大量挹注資金，以及金融業大舉放款，被拿去盲目擴建養蚊子型的公共工程，以及炒樓炒股，並非真正投資設廠，促成實體經濟的發展。這種ＧＤＰ的增長，對民眾福祉並無助益。

東協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後，東協頻頻反彈，印尼、越南等部分國家憂心中國低價商品打垮其國內產業。以多數東協國家的低薪資水準，仍然害怕中國貨、勞工入侵，馬政府有何法寶，自認簽下ＥＣＦＡ後，可以佔盡中國的好處？國內的產業不會被擊垮，勞工不會面對結構性失業？馬政府有何神通能耐，我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簽下ＥＣＦＡ，台灣多數勞工只有死路一條。

聯合筆記／治安真的好轉了嗎？  

【聯合報╱蘇位榮】 2010.01.25 04:09 am  

警政署統計去年的刑案總數為卅八萬八千多件，比前年少了六萬四千多件，這個數字似乎顯示社會治安並沒有惡化，反而改善許多。但是，台灣治安真好轉了嗎？

數字雖然會說話，但警政署的統計數字卻讓人質疑。因為去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世界各國景氣皆呈現下滑現象；社會犯罪學專家認為，經濟景氣不佳加上貧富差距拉大，會造成社會犯罪增加，尤以「財產」掠取為主之犯罪型態如搶劫、詐欺、賭博、竊盜等將會明顯地增多。然而，警政署的統計卻指出刑案減少很多，令人驚訝。

治安究竟有沒有好轉，看司法機關的統計數據，結論就與警政署不同。司法院統計，近三年刑事案件新收件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由民國九十五年的卅五萬九千多件增至九十七年的四十六萬多件，三年內增加了十萬件，增幅相當可觀。

法務部的統計更讓人吃驚。經檢察官認定有犯罪事實而起訴的人數，由九十三年的十三萬九千多人逐年攀升，到九十七年已升至廿三萬多人，年增率為百分之十三點五。去年一月至十一月，檢方偵結有犯罪嫌疑者已有近廿四萬人，超過前年全年的人數。俟十二月的數據出爐後，勢必更高。

同樣是官方統計，何以有這麼大的差距？其實，民眾並不關心冰冷的數據，人們的切身感受才最重要，馬政府不妨做個民調，問民眾：「有沒有感到治安變好？」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大家都很關切治安，治安好壞與經濟好壞關係密切，只要政府努力拚經濟，經濟好轉，治安自然能夠改善。 

產學歸位 生醫產業再出發 

【聯合報╱蘇益仁／成大醫學院教授（台南市）】 2010.01.25 04:09 am  

最近台灣的科技社群因科學月刊四十周年慶，而開始檢討台灣科技社群對社會的責任。周成功教授對科月四十年的努力無能提供政府狂牛症及新流感疫苗政策去澤惠社會，而自責頗深；中研院沈哲鯤院士關心台灣的生醫產業發展，而認為應優先立法規範產學合作。學界的這一波反省及檢討是好的發展。

在去年十一月的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中，主持人也提到，國家型基因體及生技製藥等計畫在十年內投下一千多億預算進行研究，但整體產出鳳毛麟角，大家對新政府「鑽石起飛行動方案」的六百億投資案該如何起飛也都充滿好奇。很多人在問，其中的癥結究竟何在。

首先，大家都同意，生醫產業與以代工為主的電腦資訊產業不同，台灣的生醫產業，也缺乏一位像李國鼎先生橫跨政、學、產業界的教父級舵手。台灣大學院校及五年五百億計畫都只在拚論文量及升等，對產業的認知及專利布局與市場幾乎很少人去關心。悠關社會大眾安危的狂牛症及新流感疫情，學界認為那是政府的事。研究與社會所需脫節，甚至研究一提到應用就被認為是形而下的價值觀，是學界很嚴重的認知偏差。

此外政府資助的幾個學術及財團法人機構，其定位常因領導人更替而有很大落差，結果該強調基礎研究及科學創新的中研院在主導生技產業，而該為衛生政策及生醫產業著墨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在強調論文發表在「自然」、「科學」等期刊。生技中心理應扮轉譯平台功能，但很多計畫案卻處於「發現」階段，而大學則在拚那五年五百億，全台生醫科技界似乎像移位的輪盤，只有一個搶計畫的共同目標。

因此，台灣的生醫產業發展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的政策及策略，中研院及頂尖大學必須回到以創新及發現新知為主的基礎研究，由政府出資的財團法人應串起建立產業平台及轉譯的角色，而由產業界及醫院挑起臨床試驗及市場的任務。目前由學界主導產業發展的現象必須導正，一個沒有疫苗製造經驗的院長或院士，不應主導國家疫苗產業重任。此次，國光的新流感疫苗雖然產生不少社會問題，但就產業面而言，國光可以在短短四個月內製造出疫苗，一定有一位對科學及疫苗製造都十分嫻熟的總經理級舵手。其他如神隆製藥公司的成功也因有對科學、產業、及市場皆十分專業的伙伴在運作，否則無法竟其功。

因此我確信台灣生醫產業要能成功，必須要找到一位科學背景很強的產業界人士來領導方能竟其功。上述學術機構的定位、合理且穩定的預算支持、法規的修正、政府窗口的單一化都缺一不可。我不知以現在的立法院及藍綠文化是否能建立起這樣的共識，但我相信，台灣自一九九五年起所付出的代價應是整裝出發的時機了。

防冤獄 尚方寶劍何時出鞘？

【聯合報╱陳長文／法學教授（台北市）】 2010.01.25 04:09 am

太極門掌門人洪道子夫婦等四人，十四年前遭侯寬仁檢察官以「養小鬼」詐欺等理由起訴並遭羈押，日前獲判無罪定讞，並獲冤獄賠償共新台幣一百八十四萬元。期間當事人曾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在九十年做出調查報告，指責侯寬仁調查未盡屬實、未依科學辦案等九大違失，要求法務部嚴懲。

筆者有二個感慨，其一是，監察院九十年要求懲戒，現在都即將邁入民國一百年了，當事人歷經三審無罪定讞，對於監察院要求的「嚴懲」，法務部準備官官相護到何時？

其二是，我國的冤獄賠償法對失職法官與檢察官的追償機制從未憑著良知運作，當然使得類似侯寬仁這樣的檢察官無所忌憚，就算是不當起訴使人無辜繫受訟累，甚至冤獄，將來要負擔冤獄賠償當冤大頭的是納稅人也不是他，有什麼好怕的？

我國的冤獄賠償法規定，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生冤獄賠償的公務員，政府對其有求償權。然而，該法立法五十年，期間賠付了十數億元的冤獄賠償金，卻直至去年底，才終於第一次行使求償權，但這第一把大刀卻只敢拿一位讓人犯冤枉多坐了數天牢的監獄管理員開刀，立下了憲政史上的創舉。

若我們分兩個面向，以冤獄事前防範與事後的補救來看，目前的司法制度都不及格。

在事前減少冤獄，有賴於檢察官謹慎起訴，法官明確判案。制度上也的確有設計對失職司法人員究責的條款，如冤獄賠償法的求償，刑法的「濫權（不）追訴罪」等。只是這兩把尚方寶劍雖利，但在官官相護下，從來不見出鞘，從來沒有一個檢察官因濫權（不）追訴被起訴，遑論定罪，也從來沒有一個法官或檢察官因其造成的冤獄而被求償。

例如，曾有檢察官在十餘年前草率拘提、起訴強盜案被告，日前因事證明確被公懲會記小過一次。該檢察官已有刑法「濫權追訴罪」之嫌，為什麼只有行政懲戒？

另一個正在進行式的例子，以強盜案判處無期徒期的呂新生，當初檢察官、法官未依法強制上訴，讓呂新生多坐了五年牢，國庫賠償了五百一十三萬。而這些違法失職的司法人員又需要擔負什麼責任？報載司法院這次動起來了，九月已要求板橋地院組成求償審議委員會，檢察官部份也轉請法務部研究求償事宜。筆者期待輿論能追縱後續發展。以往求償審議委員會成員全來自司法院或法務部，官官相護可想而知。希望司法院和法務部痛下決心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參加求償審議委員會，以昭公信。

從這許多冤獄中，不管前端或後端都看到了司法沉痾，人民面對司法濫權的無助，以及對於濫權怠職的司法人員缺乏追償懲戒、足令警惕的機制。誠盼司法界以回歸捍衛社會正義的初心，走出官官相護的因循文化，讓個案與制度的正義都獲實現，挽回社會對司法的信心。 

大學別開養雞場

【聯合報╱賴鼎銘／世新大學校長（台北市）】 2010.01.25 04:09 am

作為高等教育的一份子，一方面欣喜於政府召開「全國人才培育會議」，強調人才培育；另方面，卻又心憂於當前人才培育的走向。

綜觀二天會議主軸，仍是以經濟發展及產業需求為主要考慮，走的仍是「超英趕美」式的現代性思維，只將人民作為國家競爭力及產業生存的棋子。幾年前，大陸學者批評大學已變成養雞場，教師像生蛋雞般每天為國家生產學術論文。看看我們規劃的培育政策，我們想培養的人才庶幾近之。

我們所憂心的毋寧是，現代性思維的發展模式，已造成現代社會危機，學者稱此為風險社會。大量掠奪、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前因，我們已開始面對環境惡化及氣候變遷種種後果。看到這些危險訊號，如果要為後代保留一些淨土，我們難道不該開展另類人才培育的思維？

我們是不是該重新思考，教育應該回到以人為本位，以人類的未來為思考的主軸？當看到現代大學生年紀輕輕，健康出現危險的三高；當我的學生廿幾歲及卅幾歲，就因心臟衰竭而猝死，我驚覺除了產業的發展面向，回到自身的生命關懷也必須是我們教育的重點。而只要看看「不願面對的真相」、「家」及「魚線的盡頭」這些警示的影片，就知道，為了全人類的未來，我們的教育必須從基礎開始，強化全球環境的關懷。

從國家角度規劃的人才培育政策，必須有其宏觀性及完整性，不能狹隘地以經建的角度來思考。政府必須先問：我們到底要培養具備什麼視野的人才？如果只是為產業發展及國家競爭力，二天的會議或許達到預定的目標。但如果是要培養具備完整生命照護、專業能力、環境關懷及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政府的人才培育政策有待再思考。

哈佛的游泳傳說

自由時報◎ 陳明策

馬總統是哈佛校友，而哈佛大學圖書館著名的傳說就是一位母親（Eleanor Elkins Widener女士）在鐵達尼號事件中痛失愛子（Harry Elkins Widener），因而捐款美金二百萬，蓋了哈佛大學圖書館作為紀念。其中一項條件就是要求哈佛大學規定所有學生必須學會游泳才能畢業；因為她的兒子就是不會游泳才在船難中喪生。

其實，這項規定早在捐錢前已經實施，而且即使Harry會游泳，生還機會恐怕也很渺茫（鐵達尼號救生艇不足）。這個傳說的目的，恐怕只是要合理化哈佛游泳測驗而已。再者，哈佛大學數年前就已廢止這項規定，原因是經費不足！

現在，台灣正面臨「南部缺水、學校缺錢」的窘境，教育部突然宣布要推動「泳起來專案」，首期計畫四年以新台幣三十九億元補助各級學校新建、改建百座游泳池。馬主席在國民黨立委助選場合說明廣建泳池的原因是「每年都有學童溺水；這種現象在先進國家是不會發生的」。

首先，馬總統是否知道「先進國家」的哈佛大學已經不要求學生「泳起來」？

其次，台灣學童溺水的案例，大多發生於夏日河川嬉戲；其中不乏游泳高手，藝高膽大，反而忽略了水性變化多端，以致體力不支，造成悲劇。因此，減少溺水不幸事件的做法，應該是加強戲水的安全措施及宣導，不是廣建游泳池。

第三，政策必須講求「目的」與「手段」的連鎖，亦即選擇適當的政策手段，以完成目標。運用達不到目的的手段，若不花錢，或許無可厚非。但若是要砸大錢（後續的營運維修費用才是大錢！）又可預見達不到目的，徒然滿足領導人個人興趣，這是浪擲國家資源！（作者任教於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為什麼大學生上課睡覺？

2010-01-25 中國時報 【劉彥辰】

　筆者是台灣大學的學生。之前洪蘭教授批評台大學生上課睡覺、吃雞腿；近日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又公開指出若台大學生吃飽等死，則與動物無異。筆者認為，這些聲音反應許多問題表面，但是根本問題、解決之道卻鮮少被提出來討論。筆者在大學生活裡，廣泛接觸不一樣的同儕，在跟他們的交流中，發現造成台灣大學教育問題的根本原因盤根錯節。

　第一，台灣的大學學期過長。眾所皆知，台灣一個學期有十八周，一年三十六周，而過長的學期其實不利於課內與課外的學習。以英美大學為例，許多大學一年上課不到二十五周，其餘的時間則鼓勵學生做更多「課堂外的學習」，如志工服務、球隊、企業實習等，這些經驗不僅增進人生的歷練，更深化大學的社會學習教育。他們深信，彈性的學期制度反而能讓學習更有效率、效果更好。

　台灣的文化向來是事倍功半，只重份量而不重效率。上到學期中以後學生個個筋疲力竭，什麼上課的自我紀律都拋到腦後，只管眼前吃、睡的迫切需求。大學的社團（尤其是到偏遠山區或低開發國家的服務性社團），根本只能為每年寒暑假的出隊而存在。學生回饋社會、服務社會被學期制度所綁架，遑論持久對社會付出的責任與熱誠。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史上最長寒假」議題，在我看來，學習永遠沒假期；如能在學期中放兩個禮拜的假，給學生更多時間，學生便更能在學業與社會貢獻中取得平衡點。

　第二，必修、必選修以及畢業學分太多。台灣的大學畢業學分遠高於國外，造成學生樣樣通、樣樣鬆，貪多嚼不爛的情形屢見不鮮。以澳洲墨爾本大學為例，該校學生一學期至多只能選四門課，但是每門課分量重，剩餘的時間則留給學生自由運用、自我學習。反觀台灣，筆者身邊不乏每學期選修超過十二門課的同學，在分量重的必修課之下，對通識課的要求不得已只能選份量輕、學不到東西的「涼課」，或是拉高平均、給分高的「甜課」。大學通才教育美意也因過多學分大打折扣。

　再者，過多的畢業學分也不易讓學生培養第二專長、第二外語或者是其他的人生規畫（如交換學生）。台大學生的雙修、輔系與學程風氣一向比其他大學盛行，然而不見得每個人都能順利修完，原因在於過多的畢業學分容易造成衝堂、擋修，必要時得延畢才能修完。而像國外大學生雙學位四主修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在台灣發生。至於第二外語也在過多的畢業學分中被犧牲掉。另外，台灣畢業學分遠高於國外，學生交換出國只能抵少數學分，甚至要延畢才能補足，如果學生因此對出國交換裹足不前，那是台灣的損失。

　第三，師生比例失衡。許多國外大學的師生比一比八、一比二十，而台灣則幾乎無法享受到小班制的教育品質。絕大多數的學生，上完一整個學期的課，完全跟台上的老師沒有任何互動，下課也沒機會接近老師（大師）。大學是學術殿堂，教授是傳遞知識、拉高學生視野的人，但是這群從填鴨教育中解放的學生，卻在一堂三百人的大教室中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至於大學導生制度，只是讓導生們每學期聚餐一次，師生無法做更進一步心靈交流。如果大學只培養了大學生的知識力，而沒有關注到學生的精神層次，那麼林火旺教授所講的「聰明的動物」是想當然而的結果。為什麼大學生上課睡覺？為什麼大學生缺乏社會關懷？大家都在罵，卻沒想到整個制度都錯了。如果我們只看到表面而不檢討背後的原因，那麼意義其實不大。（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生）

檢察權的罩門

自由時報◎ 何克昌

拜讀李進勇先生大作「王清峰忘了我是誰」乙文，文內對王清峰女士之評價，筆者不予置評；倒是李文所表達之法務行政部門應尊重檢察體系云云；筆者認為不僅法務行政部門應重視，即社會各界亦應重視！

據筆者多年來偵查工作實務經驗，檢察官承辦偵查案件最大的干擾，並非來自法律的限制，而是來自法務行政部門的內規。這些內規既不屬法律層級，亦不屬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規命令，而是不具法令形式之要點、注意事項、守則、原則等內規，以及所謂的「檢察一體」，造成檢察官處理刑案偵查時，經常猶疑要遵守刑事訴訟法，還是要符合行政內規？

按一七四八年孟德斯鳩所著「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問世，主張司法權與行政權分立，認為：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詳該書第十一章）。因此，司法獨立（意指獨立於行政權之外）思想從此萌芽。嗣一七七六年美國宣布獨立之後，一七八七年費城制憲，採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將司法立於行政權之外，實施三權分立政制；自此，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獲得實踐！

而檢察制度通說啟蒙於十三世紀末之法國國王「代理人」制度，到十六世紀法國始有成文法設置「公共吏」，相當今日之檢察官，實施刑事訴追兼監視訴訟之開始及進行。

因此，司法權獨立思想尚未誕生之前，檢察制度即已施行三世紀之久，而司法權獨立既為當今普世價值，自應揚棄舊時代的「檢察一體」思維，一切以遵守「法律」規範為本務。

法務部一向聲稱：頒定內規係為保障人權云云，殊不知人權最大的保障，乃在於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倘社會各界認為台灣的檢察制度尚有存在價值，仍請各界共同維護檢察權行使的純淨空間，尤其檢察官依法辦案時，不要一面主張「檢察獨立」，同時又高喊「檢察一體」了。（作者現任檢察官）

又傳警察自盡 嚴防骨牌效應

【聯合報╱林亦莊／警察（桃縣龜山）】

2010.01.24 03:58 am

又一位同僚舉槍自盡，許多網路「鄉民」對日前往生女警輕生原因，有諸多的猜想臆測，其中亦不免有極少數蔑視無知之評論，令人感慨萬千。

正值青春的生命為何要對自己扣下扳機？那需要有多大的勇氣？據報載女警的長官聲稱當事人律己甚嚴，因升等考試未過而感心情沮喪；輕生應屬「個人因素」，與工作壓力無關，真相難道真的如此單純？

據了解，舉槍自盡的學妹平日負責協助所長編排勤務表；眾所周知這是個最容易得罪人的差事，編排勤務難以盡如人意，常會遭同僚冷嘲熱諷，更容易受到同儕排擠。任由一名畢業不久的學妹承受如此重責，考慮是否有欠周詳？我不知道此次輕生的同僚為何想不開，但官方說法想必大同小異。

外界常批評近年招募的新進警力吃不了苦，有逐漸「草莓化」的趨勢，個人認為不然，至少我遇到的新進同仁都非常優秀堅強。

上位者為求升官不擇手段壓榨基層，經年累月的積怨鬱悶，加上感情、經濟壓力任一元素激化即可能釀成不幸。我認為這樣的新聞可能會導致骨牌效應，因為警察本來就是現代憂鬱症的高危險群！豈是上級單位一紙「加強心理輔導」的公文就能解決問題、預防不幸於未然？

近年來，警政當局奉行政府提倡女權政策，大量召募女警新血加入警察行列，雖為美意；但這項政策急就章及許多未盡周延之處，在沒有完善配套措施下大量徵召女警，對基層警察的實務工作影響既深且鉅。

早期的男、女警比例懸殊，確實不敷調派。近年來為達成兩性平權的「比例原則」，每一年都有數百名女警投入第一線的警察工作，卻又供過於求。

本分局女警在專業教官悉心磨練訓導下績效卓著，戰力精良，然而許多警察勤務並非女警能夠單獨勝任，這幾年單獨服勤的女警意外事故不斷，各單位首長應正視並從根本解決，才能有效防制問題再度發生。

對此不幸事件，我沒有資格妄加評論，但希望長官能給往生家屬一個明確的理由，真實的答案！也敦請警政高層評估基層警察執勤的工作標準，除了公平性，也應兼顧實務供需與人性化的考量。

事關民眾素質 圖書館無辜

2010/1/20 | 作者：潘西對（北縣新莊／圖書館員）

台北市議員在日前以西門和內湖無人圖書館，因有遊民進入席地而睡，電子閘門警鈴聲大響卻無人處理，還有書籍失竊率過高，質疑北市圖耗費千萬元，每月又動支近百萬元維護費，是錯誤投資。

若以市議員的標準，那所有公共圖書館都可關門了，因為如遊民等被圖書館歸類為問題讀者的民眾，每個圖書館都有，國立台中圖書館還建淋浴間供他們潔身，也就是說，這是管理的問題，而非智慧無人圖書館存在錯誤，若把問題無限上綱，豈不是啟智生、身心障礙者都不能參觀和使用圖書館？

同樣地，不論是開架圖書遺失，或偷撕割喜愛雜誌內頁，甚至一次拿多份報紙與雜誌，除了圖書館員好言相勸外，最重要的還是讀者要自律。

開設無人圖書館，目的之一是為了便利民眾，而會出現高比率圖書失竊，顯示國人公民素養有待加強，如果因此關閉無人圖書館，沒有了二十四小時開放、自在借還書及閱讀的環境，真正損失的是民眾的便利和文化親近權。

其實，外國早就有智慧型無人圖書館，何以他國能維持良善的經營，在國內就走樣？

看看實際狀況，雖然大家皆知在圖書館不能吃零食、在洗手間抽菸，講手機得到館外，但依然有民眾我行我素無視他人權益，就可知原因了，這個國民品質的問題，能怪罪無人圖書館的存在嗎？

潘西對（北縣新莊／圖書館員）

2年換3醫師 拿病患當試驗品？

2010/1/22 | 作者：李應命（雲縣斗南／文字工作者）

清晨到球場打球的球友，大都是年過花甲的退休人員，或多或少都有慢性病痛，其中有人因此不得不從職場提前引退，所以大家都到地區級以上醫院看診，拿慢性處方箋按月取藥服用。

 「唉！我剛習慣的醫師又要換人了。」一名球友說，「怎麼，那個醫師又調回本院了？」他的搭檔問。

「是啊！自從這家軍醫院被醫學中心接管整併成分院後，原來資格較老的醫師，不是離職自行開業，就是轉到其他的醫院服務，換來的都是較資淺，或是剛取得執照的年輕醫師；當彼此逐漸熟悉建立起信心時，醫師卻又被調回本院，換另一位更年輕的來『摸索』你的病情。」

 「我看的那科更誇張！不到兩年換了三個，別說『熟悉』，我看有的根本還沒『摸清楚』我的體質，就又換手了。」另一名球友插嘴說。

 「或許是這些年輕醫師不願意待在我們這種窮鄉僻壤，有機會即申請調回都會區的本院。」

 「那倒未必！我看診的那位被調離前，一再跟他的病患道歉，說這是醫院的政策

 ；他跟本院反映多次想留下來，卻不被允許。」

 聽了這些對話，內心感慨良多，因為我也碰到相同苦惱，看的科別正是「不到兩年換三個醫師」的那科；想換家醫院，一則較遠，一則擔心沒病歷，醫師不願開立慢性處方箋。

 令我不解的是，難道醫學中心到偏遠地區開設分院，是為了讓資淺或新進的生手，有個實習磨練的場所，等成了氣候後再調回本院「運用」，把偏遠地區的病患當試驗品？如果真是如此，就未免太不厚道了。

 籲請主管當局重視此事，並嚴格規定醫院派醫師駐診任何地方，要有較長的任期，以確保病患基本的就醫品質。

李應命（雲縣斗南／文字工作者）

政府無情 可憐老人無依（陳淑華）

2010年01月23日蘋果日報

最近原本要通過「家中有80歲以上之家庭可開放外勞申請」方案突然喊「卡」；理由是有立委及勞團認為如此開放將引進大量外勞，衝擊本勞工作機會，並舉「彭婉如基金會」的家事管理員為例。認為本國也有如此的工作人員，大量的家事外勞將會剝奪本國的勞工工作機會。

我作一位婦女會的會長，常常遇到許許多多的會員姊妹（約50餘歲），因家裡的老人問題造成非常大的困擾，有人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那是指健康的老人，每天笑嘻嘻才是寶；可惜家裡有80歲以上二人都健康的夫妻，實在不多（如果真的很健康的兩老，也不需要外傭），但是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人症狀，如：牙齒掉落、吞嚥、行動困難、屎尿失禁、長期失眠、夜夜無法入眠時，這些症狀因上了80歲，越來越嚴重，機能退化越來越明顯，自己都沒能力顧好自己，夫妻如何互相照顧？

照護長者引發糾紛

對子女而言，照顧一個長者，都已經筋疲力盡，如何有能力照顧另一位？這種問題對子女是一種折磨，子女無法一邊上班、一邊陪伴，更不可能辭職陪伴，而因陪伴的時間問題，造成子女兄弟姊妹的摩擦、交惡，父母因子女照護的小糾紛，越演越烈，讓原本快樂的家庭，搞得雞飛狗跳、烏煙瘴氣！如果有一24小時家庭看護工，能夠長時陪伴，子女在旁協助陪長者，聊天散步，長者也會笑開懷。

台灣的看護每天工資2000元，一個月60000元，價錢很高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還只限醫院作陪伴，不願意到人家家裡過夜陪伴。「彭婉如基金會」的家事管理員或是老人陪伴員，多是白天，還要周休2日、國定假日也要休，夜間陪伴根本沒有？所以這種24小時家庭看護工，根本沒有本勞願做；不知這些立委諸公、勞團大老、勞委會大員，聲稱會搶去本勞的工作機會，所思依據何在？

反而本勞比較希望擔任的如植物人的照顧，一個看護可以輕輕鬆鬆照顧兩個植物人，晚上還可安安穩穩睡一覺，勞委會居然規定這種植物人可申請兩個外籍看護，還有新生嬰兒、坐月子的照顧，這些本勞都會做的比外勞更好，像這種才是搶走本勞的工作，才應該限制。而如某前高官完全沒有聘外傭的條件，他居然可以讓外傭當信差，勞委會明知此事，不聞不問。

而這個立委打著婦團推薦，平時口口聲聲男女平權，對於老人照護問題，卻是視而不見，處處刁難，當一個家庭因家裡老人照護問題，迫切需要24小時家庭看護時，找不到台灣勞工又無法合法申請外勞，只好轉入地下仲介引進時，我不知這些立委、勞團及勞委會官員到底居心何在？根本就是鼓勵地下仲介、違法外勞吧！

作者為台北市台灣婦女會會長

社論－輕軌捷運喊停，然後呢？

* 2010-01-23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日前，交通部一舉把多個縣市提出的輕軌捷運計畫全部退回，贏得掌聲，因看了這麼多蚊子館、效益低落的交通建設（如高雄捷運），大家都深怕這些輕軌捷運又是另一個錢坑。但同時，各地方也反彈，認為同為都會區，台北市捷運一條一條的蓋，其它縣市卻連要個輕軌捷運都是奢求，公平嗎？有些地方已揚言自行籌措經費興建。

　從交通部觀點言，各都會搭乘大眾運輸客運的人口，只在區區五％以下，衡諸現實，完全沒有支撐一個有自償性、可永續經營的捷運系統條件；在財政困難之際，避免政府資金與國家資源投入不具效益黑洞，這點應能理解支持。而對地方而言，不僅是捷運作為「都會門面」問題，更希望以捷運帶給市民更舒適、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紓解目前交通瓶頸、甚至帶動地方發展，也能理解與接受。

　但這些都只是「半套真理」，我們要問的是：然後呢？接下來呢？難道，交通部要放任各都會「被迫」發展私人載具，認為私人載具可一直成長，不會有任何停滯、瓶頸或後遺症嗎？而地方政府，除了要錢蓋捷運外，請問是否對本身的都會發展、長期交通規畫，作為妥善的計畫？如果未來都會人口增加有限，是否還有興建捷運的需求？如果地方政府缺乏抑制私人載具、提升大眾運輸人口的計畫，蓋捷運，難道又要搞個錢坑養蚊子嗎？

　兩年多前，國際油價一度飆漲到每桶一四七美元的天價，當時市場預估很快就要見到兩百美元的油價，甚至有人還喊出三百美元。後因全球金融海嘯、經濟重挫而下滑到五十美元左右。在經濟漸有復甦後，再升到七、八十美元之譜，高油價的壓力暫時紓解。

　不過，一旦拉長時間來看，世界不會「永遠如此美好」。經濟恢復成長動能後，由於現有能開採的原油存量有限，而需求不斷增加，基本的供需法則告訴我們：油價遲早要再上漲。不看別的新興國家，只看中國大陸就好了，在所得不斷提升下，民眾購車需求必然增加，事實上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汽車最大的市場，估計一年增加量可達千萬輛。在電動車仍未成熟情況下，這一千萬輛就代表用油需求的大幅成長。更何況，哥本哈根會議後，碳減量成為全球趨勢，放任私人載具成長、作為民眾市區內與城際間運輸主流的作法，勢必無法長久。

　廿年前，政府提出西部走廊高速鐵路計畫時，正是第二高速公路如火如荼興建之際。雖然當時有反對者認為二高與高鐵是「功能重覆」、浪費且沒必要，但交通部評估就指出，西部走廊不可能再興建第三條高速公路了，除了其需要使用的土地是高鐵五倍之多外，私人載具不斷成長也造成其它社會成本，因此高鐵興建確有其必要。十多年過了，在高鐵通車後，的確為西部走廊的城際運輸帶來舒適、便利又可靠的大眾運輸系統，也有效紓解兩條高速公路的運量，避免了過去「完工就是塞車之日」的結果。

　以此例及未來大環境的變化，來看各都會的輕軌捷運計畫，或許就會有不同的觀點。如果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能體認並確認未來將以大眾運輸為主要運輸工具，中央就不是一句「大眾運輸未達五％打回票」、地方也不是高喊「不公平，要捷運」就能解這個問題了。

　對交通部而言，應提出抑制私人載具、發展公共運輸的配套措施，同時訂定時間表；地方政府也該對都會發展先作預測與規畫，在台灣整體人口成長趨緩、甚至有外流現象時，各都會必有消長。未來是否真需要、也真有足夠的人口基礎去支撐捷運的營運，地方須提出有說服力的評估；同時也提出發展大眾運輸、抑制私人載具的政策。

　捷運建設是都市建設百年大計，一條捷運從規畫、興建到通車，少則七、八年，多則十多年。它不止影響、也導引、塑造一個城市的文化與市民個性。從台北例子看，民眾行的習慣，是有可能被改變、塑造。其它都會，難道不可能？我們期望交通部與地方政府，對輕軌捷運計畫，能作更深入、週全、且更有前瞻的評估後，再作定奪。

不要急著兌現募兵制

* 2010-01-23

* 中國時報

* 【蘇進強】

日前財政部公布了全國稅收的數字，結果較預算數則短徵二六五二億元，面對這樣的財政與經濟情勢，政府除了必須採取振興經濟的積極政策外，似乎也該重新考慮某些衝擊政府財政的重大選舉政見，如募兵制的限期兌現。

　為推廣募兵制，國防部卯足勁，期望在民國一○四年如期完成募兵制，甚至希望依照期程，將目前約百分之六十的志願役官兵，逐步提升到百分之百。然而為了達成募兵制，必須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如修法、服役設施的改善、四個月義務役訓練內涵及方式、官兵福利及待遇等。而這些相關配套措施所需預算，則高達九百億的預算，結果被行政院退回。往後如逐年增加招募人數，所需預算的籌措，將成為馬政府的最大難題。

　如果經濟好轉，政府財政充分支撐募兵制，加上國防部研擬完整的配套措施，也許可以在初期階段達成政策目標，但若政府財政稅收仍無起色，募兵制的預算需求勢必排擠國防武力採購等項目的支出，若然，則無異殺雞取卵，捨本逐末。因此，在規劃及逐年實施募兵制過程中，除了必須設定國防安全的停損點之外，預算及財政的支應，也應列為重要前提。

　根據國防部九十八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的內容，國防部在民國九十九年底前，要完成配套法規修訂，陸續將薪資福利、營舍整建、設施改善等依序提前推動，以增加招募誘因，但在預算無解的情況下，勢必受到延宕。軍教課稅雖然在這會期沒有通過，仍為大勢所趨，以此福利做為募兵制的號召效益不高。

　除了預算之外，在募兵制漸進過程中，必須先思考整體兵力結構的調整。目前估計大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志願役官兵，而且與義務役士兵混編在同一單位服役，已經產生同工不同酬的問題。而目前國防部正在進行「精粹案」，本來就要裁減至二十一萬五千人。這樣的兵力規模仍有討論空間，但重點在於整個兵力結構組成為何。

　為因應志願役士兵比例的增加，應該先從主戰部隊開始，重新編成全志願役的常規作戰部隊，並列為戰訓優先單位，如此在完訓後，就能成為兵員質量可維持穩定三、四年的即戰力部隊。如從今年開始實施，可在每年完成四分之一戰力編組及訓練，剛好在第四年成為全裝備、全員到齊的精銳武力。高司單位原本志願役官兵比例就高，擔任文書與行政工作的士兵以義務役為主，甚至將來在過渡期以替代役擔任，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向。尤其配備先進高科技武器的單位更應優先招募優秀人才，以免形成戰力的斷層。

　美軍在轉型成全募兵制初期，部分艱苦職務如步兵、裝甲兵等的招募工作非常困難，等到編列職務加給後，才稍有改善。如政府要在限期內完成募兵制，就須給予充足的預算，及相關配套措施的協助解決，否則，就應該勇於「幫貓咪掛鈴鐺」，面對現實，調整募兵制實施的期程，不能因為顧及總統的面子，勉強兌現選舉支票，流失優秀人才，危及國防安全。

　（作者為前國安會諮詢委員、曾任職業軍人）

林火旺：台大症候群 別只著墨挑撥師生

【聯合報╱林火旺／台大哲學系教授（台北市）】

 2010.01.23 03:31 am

前天我在全國教育局長會議的講題是：「品德教育與幸福人生」，這個題目我已經講過很多次，每次聽眾的反應都非常正面，所以昨天平面媒體的報導，連我自己看了都嚇一跳，因為我整個演講的主要內容不是針對台大，動機也不是批評台大，媒體報導的方式，我只能說是一種「台大症候群」—只要有人言談間對台大或台大學生有負面的意涵，立即就被擴大。

「台大學生只是聰明的動物」這句話我確實說過，但是我說話的整個脈絡是：「如果你們（學生）每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只關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前途，而從來沒有想到別人，這種思考模式就是『趨利避害』，而這種思考模式動物也會，你們和動物有什麼差別？惟一的差別是：你們是一群聰明的動物！但是『人』是什麼？人會令人感動，而會令人感動的行為，永遠都是對別人付出關懷和愛。」這段話的目的是期許學生行善愛人、關懷社會，這樣才比較夠格稱得上「人」；其實這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精神，康德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不同於動物，就是因為人能夠從事道德行為，如果一個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根本和動物無異。孟子也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是這個道理。這樣論述方式是批評台大學生嗎？

我也說過：「許多人其實說穿了是吃飽飯等死。」但是我說這句話的脈絡是：「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思考過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等於吃飽飯等死。」這個說法出自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他說：「一個沒有經過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與其說這句話是批評台大學生，不如說我批評的對象是：所有從來不深刻反省存在意義和價值的人。我教的是哲學，在哲學課堂上逼迫學生深思生命的道理，這也算是一種批評嗎？

不過我也常和學生說，台大得到社會最多的資源，承擔全國人民最大的期許，所以社會用放大鏡、甚至顯微鏡看台大，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期待社會對台大的關心應該放在：如何使台大更好、社會更棒。像這樣一則報導，完全不處理我演講中一再申訴的：品德教育和幸福人生的關聯，只著墨於在我和台大學生之間挑撥離間，這對我們的社會有什麼好處？台大症候群似乎應該適可而止。

98年底人口結構分析         內政部統計處

◎  98年底我國戶籍登記人口為2,312萬人，總增加率僅3.6‰，就長期而言，我國人口總增加率呈遞減趨勢，98年雖較97年略升，但仍不及十年前之半數。

◎  我國98年自然增加率降至2.1‰，社會增加率則因89-92年大量增加之大陸配偶至98年已滿年限可取得我國國民身分證，致初設戶籍人數倍增而大幅提升，亦使總人口增加率較97年略升。

◎  同期扶老比14.6％，續呈平穩上升趨勢；扶幼比22.4％，則呈快速下降，致扶養比續降至36.9％，為世界各國中屬於偏低者。

◎  我國自82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持續攀升，98年底已達10.6％，老化指數為65.1％，雖仍較歐美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為低，但較其他亞洲國家為高。

◎  縣市別人口以北部區域之臺北縣387萬人、臺北市261萬人、桃園縣198萬人居前三名；性比例以連江縣137.9最高，臺北市93.6最低；老化指數區域差異顯著，以金馬、東部區域較高、北部區域較低，若按縣市別觀察，以嘉義縣105.6％最高，桃園縣43.1％最低。

一、  98年底我國戶籍登記人口為2,311萬9,772人，98年人口總增加率為3.59‰，較97年微升0.17個千分點，主要係因89-90年大量增加之大陸配偶於本（98）年已滿8年可入籍我國及修正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98年8月起放寬大陸配偶取得我國國民身分證時間由8年縮短為6年，社會增加率增加幅度大於自然增加率減少幅度所致。

(一)   按性別分：男性人口1,163萬6,734人占50.33％，女性人口1,148萬3,038人占49.67％，性比例為101.34(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隨政府早年播遷臺灣之職業軍人逐漸凋零及近年大陸外籍配偶移入人口增加，致續呈降低之現象。

(二)   按年齡三段組觀察：從我國歷年人口結構觀察，高齡者(65歲以上)比例逐年上升，幼年人口(0-14歲)比例則因出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98年底15-64歲者計有1,688萬4,106人占總人口之73.03％，65歲以上者245萬7,648人占10.63％，0-14歲者有377萬8,018人占16.34％，依賴人口(0-14歲及65歲以上者)對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者)之扶養比為36.93％，逐年降低，主因扶老比逐年緩升，而扶幼比降幅較大所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對0-14歲人口之老化指數為65.05％，續創歷年新高。

(三)   國際比較：

1.扶養比：98年底我國扶養比為36.93％，較全世界之53.85％，已開發國家之49.25％，開發中國家之56.25％均為低；若與主要國家比較，較美國49.25％、加拿大44.93％、英國51.52％、法國53.85％、德國51.52％、日本56.25％、馬來西亞56.25％、菲律賓63.93％、澳洲47.06％、紐西蘭51.52％等國為低，與大陸、南韓及新加坡相當，顯示我國人口扶養比於世界水準中仍屬較低者。

2.老化指數：98年底我國老化指數為65.05％，雖較全世界之29.63％及開發中國家之20.00％為高，但遠較已開發國家之94.12％低；相較主要國家，與美國65.00％相當，遠較加拿大、歐洲國家及日本為低(加拿大82.35％、英國88.89％、法國94.44％、德國142.86％、日本176.92％)，但比亞洲其他國家為高(南韓58.82％、大陸42.11％、新加坡50.00％、馬來西亞12.50％、菲律賓11.43％)。

二、 98年底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依縣市別分，以臺北縣387萬3,653人占16.75％最多，臺北市260萬7,428人占11.28％次多，桃園縣197萬8,782人占8.56％居第三，均為北部縣市。

(一)   性比例：以連江縣137.87最高，臺東縣110.23次高，雲林縣109.58居第三；而臺北市93.58、臺中市94.87、嘉義市97.19、高雄市97.85、臺南市98.11、新竹市98.89及臺北縣99.05等均不及100，顯示愈都市化地區，其女性人口相對較多。

(二)   老化指數：以嘉義縣105.60％最高，澎湖縣102.32％次高，雲林縣94.30％居第三；而以桃園縣43.12％、臺中市44.20％、新竹市47.62％較低。

愛滋解境 台灣何時跟上腳步？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今年1月1日及1月4日，南韓與美國相繼解除對外籍愛滋感染者入出境的限制，獲得聯合國以及UNAIDS大表歡迎。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禁止或限制愛滋病毒感染者入境的措施「無益於公共衛生」。

去年12月22日，衛生署召開「行政院衛生署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會」98年度第3次會議，有關我國相關規定是否有重議之必要，決議將請衛生署邀請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共同研議。

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入國（境）停留達三個月以上或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採行檢查措施，或要求其提出最近三個月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之檢驗報告，該項檢查或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躲避」：外籍愛滋感染者的處境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權促會)社工張正學表示，許多外籍人士檢驗發現感染愛滋，在得知會被要求離境後，為躲避警方追蹤，寧可不就醫不治療，且所持有的居留證、健保卡等都將立即撤銷或廢止，成為滯留在台的幽靈人口。

「申覆」：外籍愛滋感染者的救濟

所有感染愛滋之外籍人士，必須符合「被本國籍配偶傳染」、「受台灣醫療環境感染」以及「無戶籍國民有二親等內親屬在台設有戶籍者」其中一項，方可向衛生署提出申覆，審核通過者可免被要求離境。權促會至去年12月止，已成功協助11位非本國人士通過申覆。其中8位以無戶籍國民身份通過，另3位以外籍配偶身分之申請通過。

矛盾的政策 脫節的法律

台灣年年有超過上萬對跨國婚姻；教育部為鼓勵招收外國學生，提出「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亦有提出「吸引全球外籍優秀人才來台方案」，顯示現今社會的人口國際移動已是常態，更是政府大力推動的政策。

法規上，我國去年年底核准施行國際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卻仍然限制外籍愛滋感染入出境，更顯扞格。

解境是愛滋除罪的第一步

權促會秘書長林宜慧表示，外籍限制規定，使台灣民眾存有「台灣人比較安全」或「外國人比較不安全」的錯誤印象；而單以愛滋為由，限制個人入出境，就是將感染愛滋視同違法行為，將愛滋感染者等同罪犯，更應儘早檢討，而非再假公衛安全之名，行犯罪化感染者之實，無助且有害於愛滋防治的推廣。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0084

環境公民要打破科技發展的專家情結   王舜薇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最近網路上一篇翻譯文章〈洗澡洗再快也不夠：為何個人改變不等於政治改變？〉，引起網友眾多討論。其中談到，就算竭盡個人努力調整生活方式，試圖減少環境負擔（例如洗澡洗很快、節約家庭用水與能源、只搭大眾運輸工具、吃素等），這些個人的改變對於解救目前的環境危機卻是杯水車薪，因為最大的污染源和環境權殺手，都是那些渺小個人無法觸及的權力集團：政府、跨國企業、資本主義。文章看似悲觀、唱衰所謂的「環保意識」，但作者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凸顯唯有公民自發組織起來，挑戰龐大複雜的結構權力，才有可能造成深刻的改革。

讀過這篇文章，倒是讓我延伸出其他的思考。許多主流意見在評論重大開發案爭議時，似乎都會將事件簡化成經濟發展對抗環境保護的兩個對立極端，忘記了這當中牽涉到的是實實在在「人」的日常生活。而既然是生活方式，就應該有不同的選擇。然而，衝突的來源往往是因為某項技術發展的獨斷（例如將大部分資源投入高科技產業和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忽視農業發展），人們被迫只能「選擇」一種生活方式。而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是所謂的「專家」──到底是誰在決定我們的生活方式？

專家的傲慢

相信參加過任何大型開發案相關公聽會或者審查會的人，都對這樣的景象不陌生：台上簡報的公部門官員或工程公司人員，展示製作精美、圖表數據齊備的power point簡報檔，輔以專業措辭，侃侃而談，提供「專業」意見，末了也許加上一句「而對於部分地方居民的疑慮和反對意見，我們會再加強溝通」；鏡頭轉到台下，一群年事已高的農民、漁民（他們往往從中南部搭夜車北上、在會場中甚至沒有被安排座位）緊盯著台上的簡報，臉上表情除了疲累之外還有疑惑，這時如果問問他們其中任何一位，大概會聽到這樣的回答：「專家講的，我們聽不懂啦！」

這個真實的場景，除了反映出專業和民眾之間的距離外，更是科學傲慢與不同風險認知的對峙。當專家力陳開發案（可能是科學園區、水庫、石化工廠、核電廠、或者垃圾掩埋場）合乎各項環保標準、安全無虞時，常常另一邊就有農漁民或者當地居民站起來駁斥：「到時候工廠蓋起來了，誰還敢買我們這邊的農產？吃我們這邊的魚？」「我們平常用的灌溉水出現怪味了，還說廢水合乎排放標準？」「海邊弄工程不會影響生態？漁獲量明顯就減少了啊！」

然而，雙方吵得面紅耳赤之後，往往還是科學理性得到勝利。「非專家」在這個「專業」戰場上總是吃虧：對於「專家」來說，忠於自己的專業發言是安全的；對地方居民來說，就算意見表達是基於生活經驗的歸納和日常的直接感受，但在「專業」掛帥的場域裡，你必須學習專家的語言和論述方式為自己辯護，因為那才是一切判定的準則。一批批的專家本於「科學證據」發言，許多農漁民未來數十年的命運，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決定，專家口中的「加強溝通」，也就註定是一場徒然。難怪許多環保前輩感嘆，環評制度的建立，反而更加強了科技至上主義，與自己居住環境有切身關係的人，只能用身體或者情緒語言表達憤怒，變成主流媒體眼中的「不理性」。

常民知識經驗應該被重視

再回到文章一開頭所說的個人改變，其實不應該被全然否定，或許該是時候好好思考如何提昇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和常民專家（lay experts）的重要性了。常民知識的生產主體不是技術官僚，而是地方居民與環境深刻互動過後慢慢累積的生存策略、記憶和情感，政策制定過程中如果忽略了這一塊，那麼生產出的東西就像無菌真空實驗室做出的實驗結果：精準無暇，卻可能不切實際。

專家必須放下理性的傲慢，承認科學的「不確定性」，並將風險的詮釋放進公眾議題的討論範圍，如此才符合多元的民主精神。而常民經驗也必須提昇自身的認可度，才能進一步與技術官僚進行對話。如何做起？值得行動者一起來討論。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