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節,你老了嗎?

自由時報 2010.031.28◎ 鄭惠菁

去年十月美國商業週刊有篇文章「失落的一代」,提到美國十八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十八%,而就算有工作也多半學非所用。中國更慘,去年的六百萬畢業生中有一半還待業中。台灣官方網站的數據顯示台灣大學畢業生失業率低一些,不到十%。只是不知官方網站的數據有多準確,而一旦簽完ECFA是否就跟中國一樣,五十%?

面對高失業率、茫然的未來,不知台灣的年輕人對三月廿九日的「青年節」有什麼感觸?最近美國公視播出了一個節目,訪談紐約大學(NYU)校長John Sexton,他的談話內容對年輕人也許會有些啟發。

NYU是美國大學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好學校,共出過三十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十六位普立茲獎得主,及十九位奧斯卡金像獎、艾美、葛萊美獎得主。當主持人問Sexton何以一個在布魯克林長大、沒有顯赫家世的平凡小子竟能成為名校的校長?Sexton認為歸功於高中老師給他的啟發:要「彈高八度」(Play another octave of the piano)、「想得奇怪」(Think strange),也就是超越自我設限,問「本來不會問」的問題,看到「本來沒看到的角度」。

面對惡劣的經濟環境、動盪的未來,台灣的年輕人可以想想,如何「高八度」來超越。眼前的環境或許很令人喪氣,失業率很高,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ECFA若真的簽署,失業率鐵定還會再高,在「經濟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下,繼續向中國的低薪資、高失業率「看齊」。

增加本身競爭力是一種超越,扭轉政府的錯誤政策也是一種超越,甚至「台灣與中國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也可能是一種超越的策略。無論如何,Just Do It! 絕對不要上一輩那種「逆來順受」、被殖民者馴化的心態。例如,「南女短褲幫」就是一種不滿現狀的「有所行動」,就是一種超越。年輕人,加油!別怕Think strange,別讓台南十八歲的妹妹笑你老!

(作者為美國台僑,曾任國立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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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育女 錯過可惜!
 

走在街頭,無意間聽到一位「輕熟女」解釋她為何不想生小孩:「生小孩以前,一年可以買兩雙鞋;生小孩以後,兩年才能買一雙鞋。生活品質差這麼多!」換言之,廿年後,「生」與「不生」的差別是卅雙鞋。

當然,我知道,差別不在卅雙鞋,而是在台幣五百萬──據估養育一個小孩到成人所需要的花費。生小孩容易,養小孩困難,是許多人對生兒育女卻步的原因。

可是,你、我恐怕都不是在父母存好五百萬台幣後才誕生的,父母還不是含淚帶笑、節衣縮食把我們給拉拔大了?如果經歷戰亂那一代都養得起小孩,為什麼今天的我們會養不起?

看過林良《小太陽》的人都知道,小生命的到來,會讓新手父母手忙腳亂、狼狽萬分,但一家人相依為命、卻也無比溫馨。只要少買幾個名牌包包,不覺得租房子、搭公車有失體面,那麼,擠出生養小孩的金錢,不是那麼困難。即使這樣會使「生活品質」下降,但是「生命品質」卻有可能為之提升。

或許,養小孩的「金錢」不是問題,「時間」才是問題。許多中小學老師發現學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家庭出現狀況,父母在兒女成長過程中缺席,使孩子的情感受傷、行為偏差、學習困難。

在傳統的「大家庭」時代,養小孩是家族與鄰里的集體事業,廿世紀中葉以後,「小家庭」慢慢變成獨立的生活,爸爸上班、媽媽當家庭主婦,前者提供金錢,後者提供時間,還可以維持家庭的運作。

到八○年代,女性紛紛投入職場,許多父母不回家吃晚飯,安親班、補習班成了小孩放學後的收容所。社會菁英鼓吹個人主義,為家庭所做的奉獻犧牲,被嘲弄為封建落伍。順著這個趨勢,在廿一世紀初會出現拒婚、拒生的「歸零家庭」,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在職場與家庭之間兩頭燃燒,令女性難以喘息。

可是,一旦家庭制度「歸零」,它所承載的功能也將隨之消失。當「個人」面對失業、疾病、年老時,只憑一己之力絕對難以應付,自然要向「國家」要求各種津貼補助與社工服務;可以想見,政府的社會福利經費,將隨著一個個家庭的失能而不斷擴增,有如無底錢坑。

因為種種因素,有的朋友主動或被迫放棄結婚、生子,對此應予以體諒、尊重。不過,若只是因為玩心重而還不想結婚生子,我還是想說:生兒育女是一趟驚奇之旅,風險不小,但錯過可惜!

所以小孩是生來教育我們的。他們對世界的第一個貢獻,就是讓父母真正長大。問題是:你可願意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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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堅決反對死刑(盧俊義)

2010年03月27日蘋果日報

最近為了是否要廢除死刑之議,延燒了好長一段時間,迄今未熄。曾有將近10天時間,電視政論節目每天都有名嘴在高談闊論表示對此事件的看法,但卻聽不到他們有理性地在討論之所以堅持要維護死刑,或廢除死刑之議。但他們就是沒有探討:為什麼這些人會犯下這種殘害他人生命之因。

難減輕家屬心頭恨

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有不少加害者已經被執行槍決完畢,但受害的家屬並沒有因此而心裡受到安慰。以白冰冰為例,她不但是心中依舊存有大恨,甚至是恨到要脅用選票來把執政黨給「廢了」。這種恨,恨到足以綁架政府的政策,讓人感覺新任法務部長是專為白冰冰而選。 


人的心中若有恨,心靈就永遠不會有平安。就像南非大主教屠圖所說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他一再強調:「只有寬恕,才是結束痛苦最好的途徑,也是為痛苦劃下最美麗句點的的良藥。」因此,槍斃死刑犯,並不能減輕受害者家屬的心頭大恨,也不會使他們因為加害者被執行槍決,心中就不再哀傷,或可因此走出痛苦的陰霾。不會! 


如果我們仔細沉思,就會發現很多時候是我們社會造成一些人走向偏差行為的主要因素。因此,單究行為偏差的人的罪責,並不是正確的態度。舉兩個例子:1985年發生轟動咱社會的鄒族青年湯英伸殺人被判處死刑案件。他殺人的背景必須追溯到嘉義師專老師對他的態度。 


湯英伸確實是優秀的原住民青年,想想1985年,他就考上嘉義師專,但學校老師、教官總將活潑、點子多的他,列為行為不檢的問題學生,最後逼他退學。想想看,為什麼洗衣店老闆會扣住他的身分證讓他無法返鄉過年?其實,這些都是屬於漢人在強勢文化下,對原住民弱勢文化鄙視所造成的結果。雖然當時台灣社會許多社運、文化界、宗教等上百個團體代表,特別是教育界都有代表出面,請求執政當局給予特赦改判他無期徒刑,讓他有活下去的機會,並藉此修復與原住民之間的差距、隔閡,但執政當局依舊堅決要執行槍決。 

 

我想起1997年11月18日,殺人要犯陳進興衝進南非武官卓懋祺的家時,台視記者戴忠仁用電話連線和陳進興對話,他問了陳進興一個問題:「若是你還有機會重來,你會怎樣做?」陳進興回答說:「我要好好讀書,不要被放在後段班。」 


我想問的是:是誰造成學校教育把學生分成「資優」、「前段」、「後段」等班的?當人民都在嚴詞譴責、指罵陳進興必須給予碎屍萬段之際,佛教釋昭慧法師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只淡淡地說了一句話:「陳進興的案子,我們全國人民都是共犯!」 


我舉上述兩個案子,只想說一個基本觀念:槍決了這些死刑犯,並沒有對受害家屬有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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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願為受害者挺身而出(朱學恒)

2010年03月27日蘋果日報
 

3天前我上了一個談話性節目討論死刑存廢和大赦的問題。學者、律師們紛紛從學理角度切入,引述許多國際公約,對廢死乃一國際趨勢的立場說得頭頭是道。

但是,節目在最後5分鐘的時候,台南的受害者家屬李小姐打電話進來,她哽咽的說:「你們說要廢除死刑,我當然不贊同,因為我們受害者家屬沒有受到保護呀!你說要我們怎麼原諒那些被判死刑的人?」現場陷入一片靜默。

 
是的,我原先也跟所有人一樣天真,我們以為這個社會會保護那些喪妻、喪子、喪女的受害者家屬,我們以為社會會給予支援,給予輔導和力量,給予他們尋求正義,獲得正義的機會。 


但是,我們所有人都錯了。 


你的警察父親被毒販開了7槍致死,歷經13年審判後,更五審定讞沒有開槍殺人的被判殺人未遂,而法院認定的真兇已經刑滿出獄,檢察官也沒繼續起訴,所以你父親被槍殺一案,在中華民國的法庭判決中沒有兇手被判刑。這是林安順小隊長一家人的故事。

 
你家親愛的妹妹20歲時被加害者用車撞昏,砍了176刀後遭棄屍。延宕10年最高法院多次退回更審只為確定加害者有無悔意,更三審時輔導加害者的輔導員會在法院門口質疑你為什麼不原諒砍了你妹妹176刀的兇手,到更八審才終於死刑定讞之後,時任的法務部部長拒絕執行死刑。這是張雅玲一家的故事。 

 

受害家屬飽受折磨

你家開珠算班的親人,被人潑汽油活活燒死,跟她一起被燒死的還有一個9歲男童和一個1歲7個月大的小男孩。加害者歷經重重審級終於死刑定讞,眾多律師和團體願意義務替他提出非常上訴、提出釋憲。最後在當時法務部部長和被告律師之間的運作之下,死刑執行令過期因而無法執行。因此,人權團體驕傲的推出一本書描述自己搶救被告免於死刑的功績。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這中間的過程和死刑為何沒有執行,你是在某一天上網,看到談話性節目中司法記者的描述,才終於知道這背後的過程。這是黃秋閔一家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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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大學校園系列座談

 

      1950年代校園系列座談

      1950年代,臺灣的大學裡存在著兩種不同身份的學生,有來自中國大陸離鄉背景的學生,也有在台灣從小接受日本教育,戰後唸到高中畢業的學生。這兩批學生面對南腔北調的教授們,往往發展出特殊的師生關係,尤其台灣長大的學生如何調適不同政權下的教育系統,他們在大學中的學習與生活有何特色,臺灣社會迄今所知有限。

      殷海光先生來台後即任教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並在《自由中國》雜誌發表時論文章,影響甚鉅,殷海光基金會有意重建1950年代的歷史記憶,擬蒐集相關文獻及舉辦活動來填補空白。本次小型座談先由1950年代大學中的師生關係談起,邀請在台灣大學及師範大學就讀的台灣學生,回憶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大學生涯與生命經驗,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到場聆聽。

 

系列(一)

1950年代校園師生關係 

 引言人  

  林正弘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1957)、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孫森焱先生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1952)、曾任最高法院第六屆大法官》
  黃綠星女士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1952)、曾任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陳廷棟先生 《師範大學教育系(1950)、律師、曾任高雄市選舉監察小組召集人》

主持人

  顧忠華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時間 2010/03/27(星期六)下午14:30
地點 【殷海光故居】台北市溫州街18巷16弄1-1號
報名電話 02-2364-5310  或  kk.yang68@gmail.com

 

  主辦: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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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本費 政府應埋單

2010-03-27 中國時報 【張凱惠/台中霧峰(小學教師)】     

    國中小教師使用的教科書,應該由學生家長負擔?教師自行負擔?或由政府支應,即全民埋單?引發一連串爭議,家長團體認為不應由學生埋單,教育部則希望明年起由政府支應。上述所說,有幾點值得討論。


    首先,早年統編本時代,由政府支應,近年則由地方政府統一訂出一套計價公式,樣書及教師用書的費用平均分攤到學生使用的教科書費用中,也就是由學生家長平均分擔。此種作法,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過去能?現在不能?


    其次,就國民教育意義而言,屬於國民所需接受之基本教育。政府應提供足夠的師資、設備與經費,供國民教育之所需。既然教師教科書屬於教學之所需,理應由政府支出,此點應本無爭議,但教育主管卻違背此基本原則,而且時間長達十數年之久。


    筆者認為鑑於過去統編本時代處理教師教科書作法,未有不妥之處,應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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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死爭議/誰的人權比較重要?
【聯合報╱陳若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系教授(花縣壽豐)】2010.03.27 03:08 am 

這不是電影情節,這發生在真實世界。

 
B.T.K.站在法庭,法官問他什麼因素成為連續殺人魔,穿著橘色囚衣的B.T.K.遲疑一下:「這很難說明,我有美滿的家庭、愛我的太太,但似乎一陣子,我就有慾望想再嘗試殺人滋味,那凌虐綑綁帶來的刺激感似乎無法向別人解釋…」


在美國犯罪史上,自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九一年間至少犯下十起殺人案,對象有成人、兒童、個人、全家,可怕的是,B.T.K.並不是無業遊民、並非年輕氣盛,他是在社區內擔任中低主管、受人敬重的中年男子,更可怕的是,當法官問他若出獄會再犯案嗎?B.T.K.猶豫地說:「我不知道…」B.T.K.是丹尼斯.瑞德給自己取的代表稱號,意思是綑綁(bind)、虐待(torture)、殺戮(kill),因他犯案都包含以上數個殘酷的元素。

 
這樣一個無法控制自己殺戮慾望的死囚,你願意為他廢除死刑嗎?而這樣的連續殺人魔在全球各地皆有,他們有個名稱叫做病態性格。
全國都在為應否廢除死刑爭議不休,各抒己見者皆自詡為人道主義者,但是維護誰的人權呢?


主張廢除死刑者說「任何人無權奪走別人生命」,即使是死囚之生命也應被保障,但若已知該囚犯很快要再奪去無辜他人生命時,那我們是應保障他,還是應保障那無辜人呢?到底哪一個人權比較重要呢?也許你認為我危言聳聽,囚犯怎可能再明目張膽去殺人呢?


一九八七年美華盛頓州,Shriner曾有綁架並姦殺兒童的紀錄,在假釋期滿前便號稱,若假釋後會繼續綁架男童、切下陰莖、棄屍林中;而假釋後,果然犯了他所描述的犯行,為補救此狀況,華盛頓州因而在一九九四年訂出高危險連續性罪犯條款,好讓高危險犯人無法輕易出獄;有些州則盡速槍決這種犯人避免更多危險產生。這種犯人不只國外有,國內也不全然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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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喊漲 參考書蠢動…
 

報載,教科書商有意調漲下學期中小學生的教科書費,對家長無異又增加一小筆負擔,有些家長團體表示反對調漲,或是要求教育單位編列預算免費提供教科書。

事實上,目前已有縣市編列預算,針對縣內國中小免費提供教科書。個人在擔任宜蘭縣教育處長時,宜蘭縣政府就曾編列過此種預算,一整年的經費只有五千萬元而已,卻可達到義務教育的內涵。

但是,當初推動此一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家長可以減輕參考書費用。甚者,可以藉著教科書免費的預算編列方式,能夠讓同鄉鎮的學校在教科書的採購得以統一或者延用,相對地,參考書的費用就可以降低,因為一兩本參考書的費用可能比一學期的教科書還貴很多,這才是家長最大的負擔。

目前教育部的規定,教科書是由各校每年自選,而且出版商每年都會變動教科書的內容,使得教科書無法延用,這對於一些家庭有多位子女者,必須每年都要買變動一些些的教科書。

即使現在北北基使用同一版本,但還是要每年買一次一些小變動的教科書,這無異是一大教育資源的浪費。尤其,令家長難以負擔的是比教科書貴十倍的參考書費用。

現在若是調漲教科書費用,則參考書豈有不漲的道理,而且調漲幅度可能不只是百分之七而已。這筆支出對弱勢家庭而言是一大負擔,間接造成學習上的落差。

個人覺得教育部要考量的不只是教科書不能調漲,更應該要想辦法去規範教科書商,三年內應該不得輕易變動教科書的內容,若是要變動也只要做網路版的變動即可,讓教科書得以傳承,也讓參考書可以延用,不會因此而造成貧富不均下的學習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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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總是用情色眼光看我們(林靖堂)

2010年03月26日蘋果日報
 

上周媒體報導酒店公關化身知名網路討論區板主,揪團酒店嘗鮮,引發立委、教育部官員與台大師長關切,介入要求PTT解決一事。筆者認為此事件非情色與道德問題,而是利益問題。

先說為何PTT這次事件非關情色與道德問題?一則,根據統計,在PTT上的使用者至少95%以上為已滿18歲的成年人,站上使用者平均年齡為24歲。若是以成年人為主的言論平台,討論性經驗、情色等議題,應是成年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更況且,此類需在年齡層上設限的議題討論區,早已限制18歲以下使用者不得進入。 
再者,PTT使用者雖然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大學與研究所學生,但其實際年齡多已達法定之成年,已可投票表決政治議題、繼承遺產、駕騎交通工具,甚至結婚生子。若如此,立委與教育官員不該以「大人」角度思考與限制一個成年人聚集的網路言論平台,何者該說與不該說。所以這不該是情色與道德的問題。 

有心人士藉此牟利

那麼,為何是利益問題?PTT系統及其分站長久以來,一直長期設置於台灣大學校內,因其置於學術網路底下,以免費、開放、自由共享、對等交流、言論多元等「公共性」為特色,因此才能匯聚如今每小時數十萬人線上互動的規模與影響力。但,這卻也因為它如此自由、多元而開放,才會引來許多有心人士,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欲藉以獲取利益。而利益的侵害,比起性議題與道德,才更是傷害諸如PTT等公共討論平台的元兇。
我們可以說,在性板或在酒店板討論酒店文化、性經驗,那是一種言論自由與公共性,我們可以其中談趣與臧否;或者,在數位相機板討論相機的功能與使用經驗,那是一種言論自由與公共性,同好之間彼此分享使用心得,交流技術。但若酒店公關利用在PTT性板板主的職權,揪團上酒家消費,或店家業務在數位相機板販賣特定或不特定品牌數位相機,那便牽涉營利與利益交換的問題。
一位酒店公關帶消費者上酒店消費當然有其業績,而他利用在公共討論區板主職權之便,帶團上酒家,那便是把網路使用者當成自己酒店公關的業績,幫其個人獲取利益。這顯然在公共學術網路體制內,既不合法,亦把使用者工具化、商品化。事實上,類似案例在公共學術網路上層出不窮!諸如赫赫有名的無名小站,三年前自交通大學商業化的過程,亦把學術網路中的使用者工具化、商品化。而這些事件背後所顯示者,同樣皆有一群人把公共網路平台上的使用者,當做自己營利或提升名氣的工具。
因此,立委、教育官員與學校高層,要關心的不該是道德與言論尺度的淪喪與不當。將介入PTT這類公共學術網路服務的理由,訴諸情色與道德,然後加以全面箝制,是錯誤的。如何建立政策機制防堵有心人士不當利用公共與學術網路獲取私利,才是真正要檢討與正視的問題。 

作者為輔仁大學大傳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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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管選情只在意單車通勤(何嘉文)

2010年03月26日蘋果日報
 

去年6、7月間高調上路的台北市敦化南北路自行車道,啟用後爭議不斷,最後竟為了年底選情而腰斬這一條單車道,這就像是懷孕期營養不良的母親,在生下了身體孱弱的嬰孩後,為了擔心養不大,乾脆親手殺了他。

綜觀國際間各國推行單車通勤的政策與作為,不外乎「bicycle friendly 5E」—Education、Engineering、Encouragement、Enforcement、Evaluation。 
Education-自行車交通安全教育,從學童開始,教會孩子使用人生中第一種交通工具,更要學會如何在使用道路時尊重不同用路人,並遵守道路交通規則,以維護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 
Engineering-以工程建置自行車通勤所需的各項設施,例如:停車空間、淋浴間、跨縣市橋樑便道與單車通勤路網,以及單車與大眾運輸接駁硬體等等。 

無力管理竟就廢除

Encouragement-對單車通勤與通學提供的優惠鼓勵政策。現今學童不敢騎車上學多半是因為交通壅塞感覺危險,而交通壅塞原因是家長多半使用汽機車載小孩上學,兩者互為因果,惡性循環。
限制校門周邊汽機車臨停、規劃通學巷與鼓勵學童步行或以單車通學,不僅將更能保障學童的生命安全,也將培養下一代良好的用路素養和交通環境。
Enforcement-推行任何新政總需要「蘿蔔與棍棒齊下」,前一項是蘿蔔,這一項便是棍棒:高油價、汽機車停車費、汽燃稅、塞車稅、要先有停車位才能買車的法規,以及嚴格執法禁止汽機車駛入自行車道等等。
Evaluation-審慎評估,隨時反省檢討:自行車通勤環境或相關設施,以及自行車相關政策與法規是否有規劃設計不好的地方?要參酌民意與各方意見,經公開討論後逐一修正改進。
敦化單車道建置前後,北市府的作為在這五項當中,只有Engineering工程這項拿到50分(只有一條單車道,不構成路網,其他相關硬體設施更付之闕如),其他四項全部掛零;敦化單車道通車後,旅居台北的國際友人不乏投書China Post要求市警局拿出魄力嚴格執法禁止汽機車進入單車道者,但意見均未獲重視。
這使得敦化單車道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現市府竟決定:無力管理就乾脆廢除—養不大就殺了他。此舉恐陷單車騎士與其他用路人於更危險的交通環境中,這樣不負責任的人民父母官,終將失去選民的信任! 

作者為台北市單車騎士、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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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社評論/死刑存廢 民意站哪邊?

自由時報2010.03.26◎ 瞿海源

「我們不能夠取消死刑,但是我們將用制度來保證死刑判決的慎重和公正。我們會逐步縮小死刑範圍,讓死刑對人權的侵害降到最低的限度」。這是兩句話,意思相近。不過前一句是溫家寶說的,後一句是馬英九的話。他們不願廢除死刑主要理由之一是絕大多數「民意」反對。

馬英九說「廢除死刑是長遠目標,但的確不是當前的主流民意」。曾勇夫說對死刑存廢議題不預設立場,將聽取民意提出相應配套。「民意」似乎是政府死刑政策的重要依據。

馬英九說七成多民意反對廢除死刑,司法界反對的更高達八成八。這裡的民意是指「贊成不贊成廢除死刑」。這是直接而簡單的問法,並不能顯示真正而複雜有關死刑的民意,即使在許多廢除死刑的國家也還是多數民意反對的。在台灣,如果問以無期徒刑不得假釋取代死刑,在二○○六年的全台抽樣調查中,五十三%贊成,反對的反成了四十四%的少數。

再問「死刑犯經過一段時間後,如果表現好或悔改,可以改判為無期徒刑或長期徒刑」,贊成的就高達六十二%,反倒成了主流,反對的則成了少數,只有三十五%。這個調查結果顯示主流民意還是要給死刑犯改過自新的機會,而不是目前被激發的非把死囚殺死不可的民眾意向。

一般而言,殺人者死是人們支持執行死刑的主要理由。可是在被問到「殺人者死,所以殺人者一定要被處以死刑」時,贊成和反對的比例很接近,是四十九比四十五。殺人者死顯然不是主流民意,甚至可以說是有爭議的。

司法界有八十八%反對廢除死刑,可是民意調查也正好顯示有八十八%的民眾「覺得國內法院判處死刑」可能判錯。主流民意如此不相信死刑判決,這樣判死刑如何能去執行呢?

曾勇夫部長指示法務部每半年要進行有關死刑的民意調查,如果想根據是否贊成廢除死刑這樣簡單問法的民意來做決策,其實是不必做的,在幾年內,尤其在他部長任內,一定仍然會有七成左右會支持執行死刑的。如果法務部要以民意做為規劃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的重要依據,就要深入探究複雜的民意。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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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掉了一支手機

  • 2010-03-26 
  • 中國時報 
  • 【陳淑蘭】

     那天在捷運新店市公所站匆匆下車時,將手機遺留在座位上,人還沒走出站就發現了。假日午後的捷運車廂難得空曠,心想,應該有可能追得回來。結果事與願違,才短短三分鐘的時間,當我衝向車站大廳撥電話時,手機已經被關機!

     這個結果告訴我一個事實,「那個傢伙」從第一眼看到躺在座椅上手機時,就已經決定占為己有!這樣他才能在短短三分鐘時間,將手機從我自己設計的小布套裡取出來、找到關機鍵(PDA手機關機有點小複雜)、關機或取出SIM卡、將它藏好;然後若無其事的下車,留下正在死命撥電話、留言的失主,在捷運服務台前填寫失物單,絕望中作唯一能作但毫無意義的事。

     這個戲碼,在這個城市裡稀鬆平常每天都在上演,但整個假日我都陷入一種沮喪、失落當中。網路上非正式的統計十支手機遺失,就有五支來自台北、八支是女性遺失的。我安慰自己身為台北的女性,掉手機好像也不是怎樣的大事,應該很快能調適過來,在這個城市裡生存,已經有「只要錢能解決的事,就不是大事」的心理準備。

     直到過了兩天,這種沮喪的感受沒有因為「恢復正常」而散去,我才意識到不是來自物品的遺失的損失,而是來自:我百思不解,是怎樣的思維、怎樣的教育、怎樣的價值態度、怎樣的城市、怎樣的社會?讓一個人在如此動態的情境裡,毫不猶豫的侵占不屬於他的物品,那麼快速、不經思索,那麼流暢自然。

     「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占為己有」這件事不是「還像個人」該做到的基本條件嗎?於是我開始對自己身旁的同事、朋友進行調查:在公共場所遺失過稍有價值的物品嗎?有沒有找回來?有人主動送回來嗎?答案不意外,皮夾、錢包、捷運儲值票、手機無一倖免,找得回來的微乎其微。令人意外的是「慘案」發生後,失主們幾乎沒有任何的尋找動機,我們已經成功自我催眠到「找也沒用」的境界,向這個城市所創造的「看到的就是我的」新價值觀投降。唯一的一個被主動通知領回手機的朋友說:這是他十年來對台灣唯一感到希望的一件事,驚喜到無法入睡!

     我想起曾搭過一台有趣的計程車,司機先生開車之餘偶會將一百元故意放在車後座,對上車的客人進行「人性大測驗」,他告訴我一個悲慘的結論:八○%的客人會將一百元占為己有,他用一百元換來從後視鏡裡觀賞一幕幕的「人性」。

     我也想到去年一則小轟動「掉一隻手機、毀一樁姻緣」的新聞,張性男子將婚禮籌備大事記在手機,撿到手機的人當下丟棄SIM卡占為己有,沒看到失主苦苦哀求留言,以致毀了一段姻緣…的故事,結果憑著手機裡永遠無法移除的序號,找到「不覺得這樣犯下大錯」的侵占者,不但吃上刑事侵占罪,還被訴求民事損害賠償。

     我突然燃起一線的希望,打消那種「找也沒用」的消極態度,為了一支小小的手機,請假去報警、登陸IMEI碼、通知系統業者。與毀掉婚約的張先生相比,我的損失少多了,大費周章的原因,是我想在這個越來越消極、失去希望的城市裡,找出一點點善意與驚喜。我不想告死那個侵占手機的人,只想告訴他我六歲時就被教過:「拾金不昧,撿到失物要歸還」的道理。

     我不要強求這個社會要有公義、道德,我不迷信大人物所說的要「品德教育」,我只要求這個我熱愛的社會,不要將侵占別人的失物,視為理所當然。就那麼簡單,對台灣人來說,這很難嗎?

     (作者從事公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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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受暴兒命運 你可以…
 

屏東發生姊弟燒死長期施暴父親的悲劇。是什麼樣的憤怒,讓孩子走上此路?

依據警方及家防中心的紀錄,這對姊弟未曾對外正式求助過,選擇把長年的痛苦埋藏在心裡。如果他們可以對外求助,如果周遭親友可以協助他們,或許今天的結局就會不一樣。

長期受虐的孩子,會造成身心嚴重創傷,他們長期處在恐懼及被拘禁的生活中,身心隨時處在「備戰」的警戒狀況,精神與肉體遭到控制與剝奪,自我的形象被摧毀,甚至放棄自己,許多孩子也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人際互動上也產生困難。

孩子早年的自我認同來自於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但受虐的孩子必需從與不斷傷害他的父母的互動中去界定自己的價值,可想而知,他的自我因而往往是扭曲、否定與負面的。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記憶與痛苦並不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成年後,這樣的經驗會再帶入他的婚姻、他與孩子的關係、他的工作表現上。因此,這些孩子需要及早被協助,才能扭轉他們的生命旅程。你可以這樣做:

一、如果你是一般大眾:當發現鄰居嚴重打罵孩子,孩子的身體常有傷痕,精神狀況恍惚,請務必通報全國婦幼專線一一三。你的一通電話,可以挽救一個家庭,你不僅幫了孩子,也幫助了施虐的父母有機會接受治療,學習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善待孩子。

二、如果你是老師:當發現班上孩子有自我傷害或企圖自殺的言語或行為、孩子對同學使用暴力或言語傷害、情緒低落、過於退縮或兇暴等,請務必關心他行為背後的原因,若確有家暴事件,請給予他支持,並通報社政單位。

三、如果你是當事人:請記得家暴不是你的錯,你值得被愛、被肯定,你可以向老師、朋友或社工求助,幫助自己,走出暴力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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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願意和受害者站在同一邊? (朱學恆)(原文連結)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這一天。

想不到我這輩子第一次懇求別人和我一起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竟然是為了一群我從來沒有當面見過的人。

竟然是為了一件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竟然是為了一件我本來毫不關切的議題。

2010年,3月27日晚上六點半。

請你和我們一起來到凱達格蘭大道,和受害者家屬們站在一起。

讓我們來表達我們對受害者和家屬的支持,讓我們聆聽他們的故事。

http://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110459262304032
(可以在這裡報名,但你不報名就來我們也歡迎)

他們的聲音,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聽的見。

Follow up:

在去年以前,我本來也是對死刑的議題毫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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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7人權活動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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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商品 納入消保機制  

人間福報 2010/3/23   | 作者:趙麗雲(台北市/立法委員)        

行政院消保會近來不僅為民眾食的安全做了許多「功德」,如抓出羼了豬肉的牛肉乾、羼了葷食的素食品,及超量的防腐劑與不實的產地標示等,也對全台超過三萬支已使用超過四十年的老舊瓦斯鋼瓶,訂出新的檢驗規定,相信對「阿公級」瓦斯瓶的汰換,可收立竿見影效果。

所謂乘勝應追擊,建議消保會應考慮和金管會合作,進行影響民眾更巨、難度更高的房貸與信用卡等金融消費保護工作。

美國眾議院十五日提出新版金融改革方案,最具體的主張就是促成設置聯邦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FPA),此一構想去年九月就由歐巴馬總統力推,但由於金融業者杯葛而受挫,迄今才改由國會提出。

歐巴馬總統會提出此一構想,是接受學者專家的建言,認為不論是金融海嘯或次級房貸風暴,發生原因主要是金融機構與消費者之間權力不對稱,並因而資訊不透明,加上缺乏適當的監理,導致消費者常誤入契約陷阱,一旦受害大都投訴無門,只好搞衝突性自立救濟,進一步引起社會不安。

台灣數年前成立行政院金管會,對金融商品進行監管,但由於缺乏法源,迄今對金融商品消費的爭議,包括雷曼連動債、卡債利息計算方式等,都沒有固定的處理機制;金融海嘯爆發後,若不是政府承諾銀行民眾存款「全保」,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安實在難以想像。

建議政府的消費者保護工作應該與時俱進,若能盡速修法,將權力與資訊都極度不對稱的金融保險商品,也納入消費者保護範圍,建立常態的單一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一則能消除庶民不識契約陷阱的大患,二則可促進金融保險市場的信心,穩定金融發展。

趙麗雲(台北市/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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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M型就業傾向  

 人間福報2010/3/23   | 作者:李坤隆(高市/大學教師)

   中華郵政招考錄取率再創新低,大家都說是工作難找所造成,但也有企業抱怨人才難找,訊息透露教育體系與社會需求,已出現嚴重的落差,如果不思改進,即使大家都擁有高學歷,失業率仍會居高不下。

大家一心往公家機關擠,當然是著眼穩定與福利,但換個角度看台灣經濟型態,逾九成八是中小企業,招募不到或留不住人才,顯示一般企業存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有探究原因嗎?而且這麼多人往公家機關擠,但員額有限,一定有優秀人才因此蹉跎了歲月,甚至喪失了鬥志,絕對不是國家社會之福。

這是很畸形的現象,建議政府應從市場的供需面來解決問題,否則不久後恐怕會形成M型就業傾向,屆時公家機關擠破頭,中小企業卻找不到人才,要提高就業率恐怕很難。

李坤隆(高市/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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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失業率 聽甘願陪榜者心聲  

人間福報 2010/3/23 | 作者:大任(台北市/社工)

中華郵政招募一千一百二十名員工,卻有七萬多人應考,錄取率僅百分之一點六九,還爆發疑似電子舞弊、試題外洩案。

輿論普遍認為,由於近幾年不景氣、工作難覓,大家都因對前途焦慮、不安,想找個鐵飯碗,因此高普考與公營事業招募員工,錄取率不斷創新低,報考人數不斷創新高,這也是為什麼最近考試院欲修改公務人員考績法,引發軒然大波的原因,畢竟想進入公職的人早就抱定賴政府一輩子的心態。

其實,這種情形台灣還不是最嚴重的,法國的勞動人口有五分之一是公務員,每周工時只有三十五小時,而且享受的各種薪資福利比台灣還好。然而,由於公務員過多且福利優渥,導致法國財政吃緊,雖然大家都想對公務員開刀,卻因選票壓力而卻步。

台灣的經貿實力不如法國,財政赤字嚴重,過於龐大的公務員軍團,不但會雪上加霜,而且政府每年得補貼數百億元的十八趴利息支出,如此沉重的負擔還將因為戰後嬰兒潮逐漸退休,與平均壽命延長而更加沉重,如果步上法國後塵,後果難以想像。

此外,我好奇的是,每次公職人員考試,無論招聘什麼職缺,總是要一百來一萬,報考的人真的相信自己考得上嗎?不知道自己只是浪費報名費與時間,只有陪榜的分?如果知道卻還來考,是認為考試也可像中樂透一樣「瞎貓碰上死耗子」?

而且,報考的人都是什麼背景、抱持什麼心態,及是否還報考其他公職、現在從事什麼行業?為何有那麼多人甘願陪榜也考,政府官員知道原因嗎?

報考公職熱雖然替少數補教和出版業創造了利潤,但整體來說卻是人力資源嚴重浪費,是不利台灣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如果報考公職已成為社會潮流,政府是否應在報名時順便調查,了解這些人的背景與心態,真的是景氣差、民間企業待遇低又沒前景,還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原因?

現行補貼社會新鮮人起薪,鼓勵中高齡失業人口加入連鎖加盟事業,或投身立即上工計畫,實在不是好辦法,更別說不少人為了考公職,以打零工度日,人力嚴重浪費,無形中也拉抬了失業數字。

政府真的要好好傾聽報考公職者的心聲,因為這群人的心態和想法可能就是政府提振經濟、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不容小覷,吳揆宣示在年底前,要將失業率降到百分之五以下,如果能清楚了解癥結,政府相關部會才知道如何對症下藥,提出有效的就業對策。

大任(台北市/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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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主義與生命關懷(王思為)

2010年03月24日蘋果日報

我們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經聽過周遭友人講述關於砂石車肇事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外乎是某些惡性重大的砂石車司機在不幸撞到了人以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立刻打電話叫救護車,而是檢視被撞到的受害者究竟是不是還活著,如果是的話就蓄意倒車輾過對方,好讓他當場一命嗚呼。但為什麼這些司機要如此殘忍,泯滅人性地狠下毒手?因為撞成終生殘廢要賠受害者一輩子,撞死人也不過賠償受害者家屬一次而已,因此在兩相權衡之下,撞死人的金錢成本反而比較低。把人命當草芥的悲劇就這麼發生。

當知道了砂石車撞人後必置之於死地,這種人神共憤的行徑,到底給了社會大眾什麼樣的啟示?取走一位素昧平生、無冤無仇的路人甲生命,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那麼這是肇事司機應該被殺償命?還是砂石場老闆應該被殺還冤?難道這裡面不是透露出當今社會很多應該好好省思的問題嗎? 

凡事自己方便就好

目前的台灣社會有種方便主義當道的現象,這個方便主義的特色就是凡事自己認為方便就好,至於該件事情所涉及的後果、以及是否有可能會造成意料之外的傷害,大多不加以思考;不僅方便至上,還慣於在事後採取合理化自己行為的態度。
因為不加以思考,所以容易人云亦云、毋庸討論與思辯,更容易在事情一旦發生問題之後,才來替自己找台階下,無論是涉及法律台階或是道德台階;因為大家都這樣做,所以使得原本應該是問題的,顯得不再是問題了。辯論不用被挑起、問題也可以沒有解決,大家日子還是一樣過地平和開心。但在這種情況底下,生命的關懷也不可能被培養、被教育成為人必須具備的一部分,大家仍舊繼續過著方便自己的日子,他人的事是他家的事。
此話怎講?台灣人善心不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嗎?善心的人民怎麼可能會不關懷生命?沒錯,台灣人很有善心,也願意慷慨奉獻,但是碰到比較嚴肅的生命權議題像是墮胎與安樂死,在台灣社會大抵上並沒有受到廣泛與普遍的討論,多數人也並不認為這些事情有嚴肅面對的必要,極端地說,對某些人而言這些事情甚至已經平凡到幾乎跟吃飯睡覺一樣,不認為有思考與辯論的必要。
而如果當攸關生命權的議題被私家化、被納入個人可以用方便主義模式來加以裁量的範疇的話,善心跟這些事是無關痛癢的,因為這已經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了;當吾人習於將生命權私家化思考之後,對於不是屬於自己的生命自然少了一份關注,此時方便主義自然堂而皇之地進駐,為人們提供一扇思考的捷徑。上述砂石車的例子便是一項方便主義運用上的極端負面示範,很沉重,但卻也是一個無法逃脫的真實。 

死刑存廢顯得沉重

當生命權的概念還是十分模糊、當我們或許並不真正地知道該如何看待其他生命存在的時候,我們卻把死刑存廢這項大哉問限縮在單純的二擇一方便選項,此時這個生命的沉重,又格外地顯得沉重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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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白忙一場

  • 2010-03-24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台北市敦化南、北路腳踏車專用道,目前已成雙輸之局。因汽、機車占用單車道情況嚴重,單車根本難以暢行,所以單車族不領情,照樣騎人行道;汽、機車族則因車道減縮,壅塞嚴重,怨聲載道。

     台北市政府擔心這爛攤子影響年底市長選舉,計畫改成「假日」腳踏車專用道,平時則開放汽、機車使用。

     這單車專用道造價近億元,原意是要供單車通勤之用,以節能減碳,遺憾的是,規畫不良,竟淪為休閒型的假日單車專用道。

     而且,問題還沒解決,這單車專用道並非專用,單車族飽受汽、機車威脅,即使假日恐怕也未必會使用,所以其實已形同廢物。花花綠綠,忽寬忽窄,醜陋不堪的「假日」單車專用道,繼續存在將一直提醒市民,規畫者的無能。

     錯誤的決策,確實比貪汙更可怕。公務員貪汙個千萬元,已是十惡不赦;但,如此決策讓近億元如同丟進臭水溝,卻是水波不興,諸官無事。

     我們當然知道,官員不做事比做錯事更可惡,不過,決策、規畫如此粗糙、荒唐,難道沒人須負責?都不用道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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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平台-菁英分子的沒落 學界警訊

  • 2010-03-24
  • 中國時報
  • 【潘震澤】

     上一期《時代》雜誌的封面主題,是未來十年的十大趨勢;其中之一是菁英分子的沒落,一個信任時代的終結。該文指的是各行各業的菁英,包括國會議員、大公司與金融機構的執行長、主流媒體記者、教會神職人員等,而不只是學術界人士而已。

     該文以二○○八年蓋洛普的統計資料為佐證,指出美國人對國會、銀行、大企業以及公立學校等機構的信任度,都降到最低點(以國會的一二%為最)。類似的趨勢,在國內也可見及:許多人對政府官員(包括總統)的話,經常選擇不信,甚至包括專家的話在內。

     一般人對政治人物的好惡,常有許多主觀因素,好比族群黨派;也有客觀因素,譬如經濟景氣。以美國為例,由二○○八年全球金融風暴而導致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如今已有回升。至於不少人對代表社會良心的學術界知識分子,也出現不信任,則是個警訊。

     華人社會一向敬重讀書人,也獎勵書讀得好的人;學優而仕,更是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只要晉身菁英階層,就能造福人群。但在教育普及的現代,上述理想早已不切實際。且不說現代社會頂著碩博士頭銜者多如過江之鯽,其中多是專才,理論多於經驗,未必適合從政;甚至還有許多學術中人以不從政、永遠站在政府的對立面為標榜。

     一如社會各行各業有其公會商會等職業團體,棲身於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教研人士也形成了廣義的學術界,並給人稱作象牙塔;其中山頭林立,還分成許多封閉的小塔。現代社會本著對知識的尊重,賦予了學術界許多特權,好比穩定的工作、自由的研究方向與工作時間、出國進修的機會,以及各式各樣的津貼獎助等。學術中人多認為這是十年寒窗苦的報償,而對這些好處習以為常。

     比起過去世襲的貴族菁英來,新興學術菁英的存在價值,還是得到較多的肯定;至少知識的創新、傳承,以及下一代的教育,仍是學術界的責任。如果說知識菁英真的走向沒落,不再受到信任,絕對是社會的損失,但問題也一定出於學術界自身,一如醜聞頻傳的政界、商場以及教會。

     《時代》文章的作者提出三個人們不再信任菁英的原因:權力集中、黑箱作業以及不負責任;我以為都適用於國內的學術界。從近期幾樁學界新聞:中研院及國家型計畫的鉅額經費、外力介入大學校長的遴選、研究生批評指導教授的濫用職權,以及拿公費購置私人著作送人等,要社會大眾繼續給予學術界完全的信任,只怕也難。

     事實上,現代社會許多議題,從全球性的地球暖化、能源危機,到國內的美牛進口、疫苗施打、健保經費、死刑存廢等,都是高複雜性問題,需要結合不同學界菁英開誠布公的討論,達成暫時性共識,告知大眾,而不是各吹各調,讓人無所適從;那只會更加速菁英的破產、信任時代的結束。對此警訊,學界能不慎乎?     (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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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改革 勞工都在看

 

公務員考績法修正鬧得沸沸揚揚,政壇充滿一些「我支持改革,但希望必須要有公正的考績制度才能實施」的談話,不客氣說,這只是為阻擋修正考績制度找理由,打著改革反改革。

在行政院會中,還有閣員問「這百分之三是怎麼訂出來的?」我非常訝異,我們政府高層中,竟然連企業管理的ABC都不知道,多少民間公司訂定百分之五或十的丙等比率,我們的高官還問百分之三是怎麼訂出來的?果真是不知民間疾苦。

在企業管理中,大家一定聽過「要為成功找辦法,別為失敗找理由」。如果真的認為現行公務員考績失靈,那麼應該努力去找改革的辦法。舉例來說,百分之三的比率如果一下子不容易實施,我就不曾聽聞哪一個首長說「是不是先從百分之一開始執行」或是「先試行兩年」,總之,諸如找出可行之道的話,自始未從行政首長們嘴巴說出。

至於一些「對我們優秀單位不公平」、「不能變成長官整肅異己工具」之類的抗拒之詞,充斥行政部門。那麼試問,台北市施政滿意度偏低,但台北市副市長李永萍力陳優秀的台北市政府卻打不出丙來,聽到老百姓耳中,這是多麼偏執的「自我感覺良好?」至於吳院長說新辦法恐流於主管整肅異己,我更驚訝於有這麼多會整肅屬下的長官,還不應該被整肅嗎?

去年國際金融海嘯,科技新貴也被迫休無薪假,更多勞工朋友隨時會被裁員減薪,做小生意的關門打烊也只能摸摸鼻子另求出路,請問哪個公務員要擔心他們的飯碗?

這次公務員考績改革,很多勞工早在冷眼旁觀,政府能不能對「公僕」進行改革;廣大的勞工朋友在激烈的職場競爭中恐懼,為什麼公務人員能因恐懼而免於競爭?

這次考績改革,其實有一個很可貴的精神,就是有「優等」設計。考績有優有劣才能汰弱留強,行政院連增設優都有意見,優也不可以,丙也打不出來,這不是大鍋飯的心態又是什麼?

我們不是一直企望政府能引進企業管理精神?為什麼在民間公司早已視為理所當然的制度,到了公部門就變成洪水猛獸?

為成功找辦法,難;為失敗找理由,容易得多。但,我們甘願繼續如此原地踏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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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調適與創新 使自己不可取代

人間福報 2010/3/22 | 作者:本榮(桃縣中壢/大學教師)

媒體報導,北京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在《天下雜誌》主辦的「華人高教新視界」層峰論壇表示,猶太家庭的父母會問孩子「今天問老師什麼問題?」而中國父母則問「今天的考試考幾分?」,如果沒有考一百分,父母並不是關心那裡不懂或沒學會,反而是責備為何沒考滿分,在學習的過程欠缺主動提問精神,是華人的民族習性,但是不符合培養創新的能力和精神。 

這種現象在台灣家庭也十分常見,甚至有差一分打一下的父母;以前求學時,國中老師也曾如此對待我們,成為不愉快經驗,但如今的教育仍是考試和分數的代名詞,多數學生還是領略不到學習和解決問題的喜悅。 

美國早已揭櫫二十一世紀技能包括創意、創新、創業、解決問題、溝通、協同合作等能力,與批判性思考,但哈佛大學去年的一項學生學習成效調查發現,只有不到三成的學生,抓到教授在那門課想傳達的「核心概念」,即使是聰明又會考試的全美資優生,也不會問好問題,習慣被動學習,導致學習成效不佳。 

因此,筆者常告訴學生:「你可以不知道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但是你不能不會問問題。」會問重點問題,表示對一件事情的掌握,才能將內容消化,作出正確決策。 

佛里曼在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提到「每個人都應該努力想,如何讓自己變成『碰不得的人』」,他還提到這種人有「很特殊、很專業、很懂得深耕,及很會調適」四大類,在抹平的世界裡,我們要具有不可被取代性,因此我們要無時不刻替自己加值,也就是提升創新能力。 

也要懂得「學會怎麼學」,才能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項修練》的故事《比狼學得快》,描述羊總是逃脫不被狼吃的命運,但有一隻小羊仔細觀察,勇於提出問題,終於找到方法,成功防堵狼的侵襲,打破宿命。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小羊可以直接跟狼學習,而且可比狼更懂得變通和調適,才能找到出路。 

當父母和老師的我們,必須意識到「如何教」比「教什麼」重要,因為當孩子面對世界的挑戰時,工作汰換愈來愈快,創新也愈來愈快,唯有教會他們懂得調適與創新,才能洞燭機先,成為不可取代的人。 

本榮(桃縣中壢/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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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明天會更好

人間福報 2010/3/22 | 作者:林昕(台北巿/商)

為了公務員考績的百分之三丙等限制,引發爭議,但考試院長關中堅持改革,因為百分之三是為了改變公務員心態。

為何公務人員必須改變心態?當國家財政困難,稅收短徵、健保瀕破產,中產階級必須接受加稅、勞健保費調漲,卻看到健保局的年終卻領三點八個月;國營事業台糖蜜鄰超商,虧損七億元卻年終照發;財政部近一年課錯稅退稅,加上利息超過三點五億元,但開錯稅單的公務員考績不受影響;而據法務部統計,遭起訴、經法院判決有罪的公務員,年終考績列甲等者占五成六。

百姓看到這些數字,觀感如何?若是在私人企業,員工造成公司嚴重虧損,或名譽受損,飯碗保得住嗎?

「服務型政府」是現代國家的理念,以美國為例,一九九三年頒布的行政命令,明確規範各機關應設定顧客服務標準,並將標準納入績效標準範圍。關中針對新考績制度曾向公務員喊話「考績是管理績效的工具,不是公務員的權利」,所以公務員心態不改,考績、稱職與貢獻三者難以畫上等號。3%可以是因循苟且、繼續敗壞的害群之馬,3%也可以是讓自己成為具競爭力的動力,就在一念之間。

電影「十月圍城」中,十七歲少年李重光,對車夫阿四說「阿四,你曾經對我說,你每晚閉上眼睛,就看見阿純的笑臉,而我閉上眼睛,就是中國的明天」,大家不妨閉上眼晴想想,3%,會不會讓台灣明天更好?

林昕(台北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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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公教人員無法可考(葉煬彬)

2010年03月23日蘋果日報

最近考試院推出《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案》,引發部分公務人員強力反彈,媒體版面時有爭論,鬧得沸沸揚揚。

公務人員的工作品質良窳與否,當然應該要受到嚴格的評定,不過再怎麼講,前揭《考績法》就算再如何不孚眾望,至少是正式的法律文件,好歹有個依據。比較匪夷所思的是,屬於軍公教人員中的各研究、社教機構編制內正式「專業人員」,長久以來並無賴以考核的相關法源依據,僅有少數相關部會發函的行政命令供執行參考而已,形同放牛吃草,令人不解。

涉爭議恐站不住腳

查該等人員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二十二條,比照各級學校教師規定進用。在早期,渠等只有任用、升等、敘薪、福利、退休……等問題,並無評鑑考核規定,不管研究服務品質落差如何巨大,只要不出大紕漏,每年固定加薪一級,至各層級最高年功俸止,大家習以為常,並無太大爭議。晚近因為大學校院重視教師學術評鑑,強調淘汰的合理性,專業人員的考核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各機構紛紛制定相關規範,應付上級主管機關查核之用。

該類機構除少數研究服務成績大家有目共睹外,其餘學術地位比之各國立大學皆有不及。該等機構首長有鑒於此,紛紛指示人事單位仿照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訂定出嚴苛的考核制度,希望能夠提升學術研究水平,扭轉機關的形象。

此類作為原具正面性功能,問題出在:研究專業人員畢竟不是教師,無法比照《大學法》、《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在無法源可資援用的情況下,事涉工作權爭議,若硬性執行,明顯違反依法行政之法律保留原則,當事人若尋求行政救濟,各該等機構在法理上恐亦站不住腳。

當務之急,相關部會應盡快會商,擬訂「研究、社教機構專業人員考核辦法」,提送行政院會通過後迅速轉送立法院優先審查立法,供相關單位援引執行之用,方為解決問題根本之道。

作者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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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門診量超過 診察費遞減

2010-03-23 中國時報 【鄭鎰斌/台中巿(地區醫院醫師)】

 針對昨日〈診察費也是黑洞〉投書,身為醫師,筆者不吐不快。 

 第一、目前健保局訂有「合理門診量」,若門診人數超過一定人數,則診察費會依次遞減,超過九十人以上的話,一個病人診察費甚至不到一百元。 

 第二、正所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醫師診察五分鐘所能得到的資訊,搞不好比一般人自己亂摸亂看五小時還有用。如果一個醫師對著病患看了半小時,病患是否又會覺得這醫師「不夠專業」呢? 

 三、把醫生的薪水用工讀生的時薪來比,實在是不倫不類,完全是不尊重專業。那照這種算法,文字不過是用稿紙寫的,一張稿紙六百字才一元,寫一本二萬字的書也才花三十幾塊,那一個作家的書要賣好幾百塊是否也是暴利?

 


我有話說-診察費也是黑洞

2010-03-22 中國時報 鄧綾/桃園楊梅(文史工作者)

 在健保黑洞越來越大之際,如何填補,除了調漲健保費外,很多人遺忘了「診察費」黑洞,也足以拖垮健保財政。

 目前,一般民眾前往診所看病,除必須支付掛號費外,偶而還會因處方藥品的價錢而多了「部分負擔」費用。拿到了收據時,會發現最大宗費用不是掛號費也不是處方藥品費,而是「診察費」,這筆錢由診所向健保局申請支付,由全民埋單。

 支付醫師診察費是應該的,只是,金額似乎太高了。以桃園某診所收據上診察費三二○元為例,一天看一百位病人,健保局就要支付三萬二千元;有很多醫師在門診時,連聽診器也沒使用,嗯哼幾句,在病人還來不及把症狀說清楚時,處方已開好了,或回診病人依照上回處方箋取藥,醫師只在電腦上敲幾個鍵,前後不到三分鐘,也支領三二○元診察費?

 一般人打工一小時,最低時薪九十五元;醫師門診一個病人約五分鐘計,一個小時十二位病人,如以每位診察費三二○元計算,竟然高達三八四○元,如此高報酬率,與打工族薪資天差地別。

 診察費必須調整,才能讓埋單的納稅人不會覺得被「坑」,如何調整?當然不能以「打工」的工資計算,但如何調整才能讓醫師接受,讓納稅人沒有怨言,衛生官員們似乎有必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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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將沈沒 快主動伸援手 

【聯合報╱楊樺/資深媒體人(台北市)】

2010.03.23 02:19 am 

馬總統正在南太平洋邦交國訪問,其中包括了吉里巴斯。吉里巴斯不但因為被喻為世界的盡頭,更是受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威脅沈沒中的島嶼,成為國際氣候變遷影響的實際例子,也是台灣可以著力幫助友邦,並得到國際社會肯定的機會。 

迎接全球第一道曙光的吉里巴斯,被認為是世界的盡頭,只是全球暖化不停止,海平面持續上升,海拔最高只有兩公尺的吉里巴斯,在五十年後,可能消失在南太平洋之中。但在消失之前,地質和地下水鹽化、大浪破壞沿海住宅,吉里巴斯已經面臨著自然環境的考驗。 

雖然國家小,但吉里巴斯投入相當大的心力在生態保育上;雖然資源極為缺乏,但是吉里巴斯總統湯安諾,不斷向國際社會呼籲,一定要團結合作,戰勝全球暖化。湯安諾是華裔總統,在國際環境保育議題中,擁有極高的聲望。二○○三年當選吉里巴斯總統後,在許多國際會議中,都可以看到他努力要求大國重視全球暖化的身影。 

湯安諾一再強調,國際社會一定要能因應這暖化的危機,不能失敗,這是人道上最大的挑戰。面對五十年後,島國可能消失,湯安諾準備將民眾遷往其他國家,並拒絕成為氣候難民。掩不住對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望,湯安諾痛批,大國只顧自己的經濟發展,將聯合馬爾地夫等面臨相同危機的國家,共同發聲。 

台灣在搶救邦交國上,可以有更積極的作法:首先,外交部可以邀請沈沒中的邦交國,舉行搶救南太平洋生態國際會議。除了吉里巴斯外,邦交國吐瓦魯和馬紹爾都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台灣主動協助不但可以集合智慧,對抗全球暖化,也能為國際生態議題,貢獻一己之力,加強環保形象。 

其次,以台灣環境科技,前進邦交國。台灣在環境科技和替代能源上,在國際社會有極高的成就,如果在搶救邦交國上能有所表現,也是對台灣在綠能產業上有更多的肯定。 

最後,這些南太國家擁有天堂般的美景,純樸的人文風情,可以更積極鼓勵前往拍攝環保節目和新聞,提醒世人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減緩暖化速度,保存人間天堂。 

吉里巴斯或許是個南太平洋小國,卻是站在全球環境生態最前線。面對氣候變遷,台灣自己也面對海平面上升的威脅,但這也是環境外交的最好戰略目標和時機,就看台灣能不能主動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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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混沌 能否預警與回應

 

【聯合報╱曹俊漢/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台北市)】

2010.03.23 02:19 am

昨日報載馬總統支持考試院的考績改革,對不適任文官作相對的淘汰,這才是文官改革的重點。近日反對考績改革的少數公務人員,將目標鎖定在主管與下屬的恩怨系絡中打轉,或辯稱機關沒有不適任文官等,真是時代錯亂、目標錯置,不了解一個全球化時代對公務人員行政能力的挑戰來得多麼的嚴峻。

更諷刺的是:當民調給馬英九政府的執政績效滿意度打下丙等指標的同時,馬政府文官系統中的少數人同時反彈,不許給他們的考績打丙等。這好像說:人民對政府執政的滿意度與公務人員的作為考績毫無相干。這種行政文化生態指出了:中華民國的文官系統真是成長在一個永續經營的封閉象牙塔內,不理國際的評比,也不識全球治理的衝擊,更不管人民的反應,永續經營,直到退休,每月再拿養老俸,其樂融融,好不快哉!

美國公共行政指標性的刊物「公共行政評論」,在去年十二月號刊出一篇代表性的文章《建構快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能力:為廿一世紀審慎處方》。通篇文章以「高度不穩定」、「高度變革」、「高度混沌」、「高度複雜」以及「高度競爭」不同的語詞,描繪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嚴峻挑戰的時代,「不理性」、「社經體系的掠奪」以及「瘋狂與專制」等特性,使傳統公共行政治理的模型面臨挑戰,首當其衝者便是公務人員行政能力。

全球公共行政的學者普遍憂慮,全球化的發展造成了各國政府中不少不適任的文官。這些文官在個人修身與道德品格上都是合格的,但在全球化文官行政能力的提升與衝擊上,未必是適任的。政府的績效是否要與行政能力的提升站在同一平台上觀察,便成為當前文官制度改革最重要的課題,而績效考評便是第一線。

全球化時代文官行政能力的提升,文章提供三類策略設計:(一)調適的策略,使文官對不預見的事變有回應能力以及突破現狀的能力。(二)重視服務績效的策略。(三)建構發展與提升行政品質的策略。文官是政府核心,這項策略能力設計在使文官能配合政府與全球接軌。

從文官個體行政能力提升來觀察,有三項基本能力要具備:(一)治理的能力:其中以營建危機與緊急治理,與管理機制以及制定預警制度最為重要。(二)功能性工具的能力:官員應具有發揮制度創新、發揮組織機制、運用政策以及政治溝通等能力。(三)行政能力:此項能力散布在公共行政的各項機制中,不是僅在認知上,而是要落實在執行上;當各種不可預期的情勢發生,能發揮認知的能力去執行。

全球化的政府是風險管理的政府,文官系統就是風險的操盤手,強化與提升文官的行政能力為時代的趨勢。嚴格的考評文官固然重要,而文官的養成尤其不可偏廢。顯然不適任文官應在這個基礎下作為考評淘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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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改公義、民意 擺平利益 

【聯合報╱江東亮/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2010.03.23 02:19 am 

昨天美國眾議院以二一九票贊成、二一二票反對,通過歷史性健保改革法案。雖然未來健保改革法案仍須再經參議院同意,但因以去年年底參議院通過之版本為基礎,所以可說已成定局。 

目前,台灣的全民健保改革已箭在弦上。歐巴馬總統高舉公義的旗幟,運用政治智慧,實現了美國人百年來追求全民健保的夢想,對我們又有什麼啟示? 

第一,全民健保不是慈善事業,是公義的伸張。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向強調醫療市場的力量,對於醫療上的窮人則主張慈善救濟或社會救助。 

遺憾的是,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並沒有帶來太多的好處,雖然醫療科技不斷創新,但醫療費用卻節節高漲,醫療窮人也越來越多,等到金融海嘯一來,情況更糟,不但許多人同時丟了飯碗和健保,社會善心人士也大幅減少,大家看不起病,更與昂貴醫療科技無緣。歐巴馬的使命感,就是來自聽到美國這群三千二百萬醫療窮人的吶喊。 

其次,政府要運用公權力,扮好羅賓漢角色,向資本家和有錢人收稅,補助與保障人人有健保。由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全民健保不能沒有財源,歐巴馬的健保改革法案主張,雇主若不是自行替員工購買健保,就是付錢給政府來辦,甚至向有錢人徵收資本利得稅,補助中小企業員工和窮人購買健保。另外,規定任何健保公司都不得拒絕被保險人帶病投保,並且向健保公司收取凱迪拉克級健保保單稅。 

第三,推動全民健保改革,不僅要靠知識,更要靠智慧和機會。全民健保政策雖然與學術和專業有關,卻也離不開民意和政治。當年柯林頓總統推動全民健保時,曾聘請數百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可惜大家意見分歧,相持不下,時間一拖,最後就錯過了美好時機。歐巴馬總統上台後,雖然同樣重視學者專家的意見,但是他卻能高舉公義的旗幟,訴諸民意,平衡利益團體的要求,把握機會,及時完成立法程序。 

一九九五年,台灣能順利開辦全民健保,可說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當年,我們高舉公義的旗幟,政府重視學術規劃與設計,但也兼顧政治生態與民意,在立委普選與總統直選接連的選戰聲中,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但,全民健保改革永不止息,願天祐美國!也天祐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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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在ECFA現場

◎ 林易叡 

筆者想談談自己在「ECFA政令宣導現場」的經驗。 

三月十二日下午三點,在高雄成功一路上的經濟部南區聯合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場「兩岸經濟協議(ECFA)對中小企業之影響與因應研討說明會」,因為我的客戶裡有很多是中小企業人士,我因此前往參加這場說明會,以備日後提供客戶諮詢參考。 

與會官員只有一位國貿局叫陳╳揚的副組長,說的內容都是已在媒體上查得到的公開資訊,九十九%都正面表述。本來嘛!官員為政策辯護無可厚非,但這位陳先生和民眾溝通時,態度相當高傲,比如說服不了民眾就扯淡,輕蔑的說「你是不是聽不懂國語?要不要我用台語再講一遍?」被問倒了,就反過頭來說質疑的民眾太「揮」,之後就不再回答這名參加者的問題。 

他又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唬弄大家,把民眾當白痴。例如有人建議應該政府和中小企產業、國會和民眾談一個底線,最多影響到什麼程度,讓人心裡有個底。陳╳揚卻舉例「你跟客戶談判時會把底價、公司的利潤、你的佣金告訴對方嗎?」問題是,又沒人教你把底牌掀給老共看,你談生意不用知道公司的成本底線嗎?萬一訂的合約價低於成本,豈不是賣愈多賠愈多? 

他又說什麼早期收穫產業台灣馬上得利,有聽眾質問那中國會要求哪些早期收穫?會對台灣有哪些不利?他一問三不知。 

我要問:這些官員政府的定位為何?政府存在的意義到底是照顧二十%的有錢人、大企業、高科技業還是八十%的普羅大眾? 

現場最讓我有所感觸的是,有家長帶小孩來聽,還說「不是為了我,是為了後代十年後的競爭力!」 

政府聽到了嗎?

(作者為保險業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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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法vs.法官法

自由時報 2010.03.23 ◎ 張雪景 

考試院將法官排除在考績法修正草案適用之列,筆者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筆者最近一次開庭時,原訂九點四十五分的庭硬是拖到近十一點才開始。如果只是這樣也罷,畢竟筆者也常常遇到拖庭一、兩個小時的情形,但當天筆者針對案情發言時,承審法官竟告訴筆者:「不要再講了,你沒看到我後面還有很多案子嗎?回去寫書狀來!」筆者力陳書狀之後會補,但仍然想當庭表達意見,並再三保證不會佔用太多時間,承審法官才勉強讓筆者說個兩、三句。

在法院,法官就是神,哪個律師敢質疑法官程序上的不當?而這樣的情形在考試院所謂的「嚴格考核制度」中考核得出來嗎?

日前南部某地院法官更以「笨」、「瘋子」、「垃圾」等詞,連續辱罵出庭律師達二十一次,受辱律師憤而控告該法官公然侮辱。雖然最後該律師與該法官達成和解,但就連這種構成犯罪的情形,該法官最糟也只是拿到乙等考績。而在法官現行考核制度下,九十%的法官可以拿到甲等考績,就連被控收賄賣案的法官,考績年年甲等亦所在多有。

法官們或許認為:法官法草案不是已經送進立法院了嗎?

姑不論法官法草案推行逾十年仍無進展,草案中,法官只要經評定良好,就可晉一級相當於一個月薪水的獎金,已晉一級者則可獲得二個月薪水的獎金。更重要的是,法官法並未限制多少比例得為「良好」。易言之,甲等的人數沒有上限。

而如法官不適任呢?很抱歉,依草案第六十三條規定,只有精神或身體健康狀況已不堪執行職務者,其評鑑委員會始得「建議」將該法官停職,其餘不適任情況僅能送懲戒或「建議」調離法官或檢察官職務。

相較於考績法草案規定連續兩年丙等考績即應辦退休或資遣來看,法官到底是適用何種「嚴格考核制度」,頗令人玩味。

 (作者為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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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台聯和民進黨共同推動的ECFA公投被馬政府技術干擾,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已正式駁回。台聯堅決要求馬政府和中國簽署的ECFA必須經過公投才能生效,因此,台聯將新推ECFA公投。主文:你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兩岸經濟協議」或ECFA)?請大家踴躍參與連署、共同發聲!請點選圖檔連結或下載公投連署表格,填妥後郵寄至:100台北市紹興北街三號七樓 台灣團結聯盟 收,如有疑問敬請來電:02-23940230, 或就近洽詢台聯各地方黨部

       公投連署單(PDF檔)

     公投連署單(JPG檔) -->請按右鍵,點選另存目標後再行列印。

       反對ECFA九大理由說帖

     ECFA答客問完整版

     台灣團結聯盟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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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2 280原民童盼課輔 經費無著

不足678萬元「別讓孩子回街頭遊蕩」 2010年03月21日蘋果日報

乍暖還寒的南投仁愛鄉山間部落裡,30多名布農族的孩子,放學後來到「彩虹原住民關懷協會」的課輔班寫功課,完成作業後,孩子自動自發地拿起教室周圍陳列的繪本,專注誦讀著。但今年彩虹協會經費嚴重不足,這些原鄉孩子學習的盼望恐將落空。報導.攝影╱游竹君

台灣彩虹原住民關懷協會副主任劉邦彥表示,協會自從8年前開始針對南投仁愛鄉、新竹尖石、嘉義阿里山鄉等偏遠原住民部落開辦課輔班,共計有11個課輔點,服務約280名原民學童。但今年因過去以勞委會多元就業申請的人力補助已期滿,加上若要聘任有經驗的課輔老師為孩童指導課業,協會人力薪資負擔更重,彩虹方案補助重要來源的聯合勸募協會也建議彩虹協會將績效具體化,目前正重新審查彩虹申議資料,因此整年度方案預算961萬元,目前僅獲不到1/3補助,尚缺678萬元,只好先暫停仁愛靜觀及阿里山茶山村的課輔班。

童言「以後怎麼辦」

茶山國小母語老師、也是茶山村課輔班行政人員的鄭信得說,孩子得知必須暫停彩虹課輔班時,只問了一句:「那我們以後怎麼辦?」當下讓課輔老師都難過地說不出話來。

萬豐國小校長桂進德也表示,以前孩子們放學後,總在村落的街道上四處遊蕩閒晃、隔天交回來的作業簿常常空白一大片,自從彩虹協會成立課輔班後,這些孩子下課後便有個可以安心完成作業的地方。

就讀國一的佳靜,父親罹癌去年病逝後,與越南籍的媽媽和就讀小四、小三、小一的3個年幼弟妹5人相依生活,佳靜從小二開始便在彩虹接受課輔,個性開朗、愛玩的她,即便升上國中後也還常回到課輔班找老師聊天,她說:「國中放學後,我都會留在教室寫完功課後才回家,這是我在彩虹養成的習慣,如果沒有彩虹,我想我現在應該還在街頭混吧!」

學習道路不能中斷

彩虹協會秘書長許得賜表示,總會受到八八風災影響、募款不佳,目前無力多提供課輔班經費協助,劉邦彥有感而發地說,雖然協會目前遇上經費申請瓶頸,但為了280名孩子的未來,仍會努力向各方爭取補助,「眼前能多維持一個村落的課輔班都好,孩子學習的道路不能中斷,真的不希望經過這麼長時間努力與累積後,孩子又變回『馬路英雄』,整天在村落街道遊蕩,我們真心企盼企業能認養部落課輔班或透過民眾匯集力量,讓孩子學習的希望能延續。」彩虹聯絡電話:049-2997996。

彩虹原民協會課輔班現有經費

●政府資源(勞委會職訓局):238萬元

●林仲鋆基金會:10萬元(補助繪本閱讀比賽)

●富邦基金會:30萬元

●聯合勸募協會:申議中(原申請325萬元,月底可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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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廢或不廢,到底政府要怎麼做?

◎傅延文

廢除死刑的議題一直爭論許久,然而,要嘛是立法者決議廢除,要嘛是訴諸於全民公決。但若要廢除死刑,照目前的民意走向,則必然是要違反絕大多數民意下的情況為之。假若是訴諸於全民公決,則須先釐清公投是在投什麼。其可能的選項有1.死刑是否應廢除?亦或2.用公投的方式決定死刑的存廢是否正當? 

若是前者,則由於死刑存廢是是具有高度道德與法律的爭議,同時與生命權的保障所有衝突,若訴諸於公民公決,則似已超越憲法的權力。 

若是後者,則是進一步的確立公民投票之界限。此有兩個面向:1.若人們普遍認為生命權是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則我們得否以多數決的方式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無論這個人是否要為過去的殺人行為付出代價。2.法律與道德密切關聯的問題,是否得訴諸於公民決定,但若是在強制性交結果導致被害人死亡(包含自殺者)(刑法§226I,最重為無期徒刑),基於應報主義,我們是否也得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修改法定刑?但這樣似乎是凌駕於代議制之上,反而有民主危機。 

新任法務部長,行政院已核定由檢察體系的曾勇夫擔任,若是依法行政,則新任部長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得連續簽署四十四名死刑執行令的道德困境,而這樣是否形同”屠殺”?這也是未依法行政的惡果,同時也破壞了司法與行政間的平衡。因此,若政府支持走向廢除死刑,則請總統以減刑的方式對死刑解套並盡速修法。若政府同意死刑有存在的必要,則請依法行政,或是強化對於死刑案件的監督機制。否則,人數再累積下去,政府該如何面對大眾、家屬、受刑人,甚至是維持整體的法之安定性呢?

當然,筆者並非支持廢除死刑,反而主張無論死刑是否存在,"鞭刑"等酷刑倒是應該可以設立,且比死刑及無期徒刑更具有一般預防作用。否則,依現在監獄的收容情形,回監的受刑人(再犯、累犯)就佔了近百分之八十申請假釋的"錄取率"則達百分之六十,但假釋後被撤銷的也佔百分之十五。換言之,矯正既未達到教化的目的,隔離也只是短暫的隔離,假釋門檻又低,縱使加害人入監服刑,被害人依然生活在惶恐之中,深怕加害人出獄後報復,而我國有做到這類保護被害人的工作嗎?沒有。就好比在電影『停車』裡高捷的一句話:『黑道要找人沒有找不到的』,而事實上確實是如此,臺灣就這麼小,總是會有堵到的那一天。

看來臺灣的司法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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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村與災民的重建之路

莫拉克風災至今已屆滿半年,在政府與慈濟通力合作下,短短幾個月即創造出『愛心奇蹟』,打造能讓災民永久居住的園地《慈濟大愛村》。但住民於大愛村的生活,似乎與原有的生活文化有所差異。且部分住民主張政府應尊重災民意願,協助其回到原地重建家園或自行運用大愛村內的土地及房屋。 

根據報導,災民入住時,須簽下一張契約與生活公約,而此公約所規範的行為,包括:『為維護環境衛生,禁止飼養家禽、家畜及保育類動物,飼養寵物必須不妨礙社區衛生、安寧與安全』、『為維護社區安全,社區內如有任何宗教信仰儀式或活動,必須依社區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辦理』等規定。 

舉例而言,若以維護社區安全前提,則應限定任何的危險活動,而非特指宗教信仰儀式或活動。且住戶成員多元,均來自不同的族群,基於維護信仰自由,不宜做任何形式或實質的規範。此外,住民原本的經濟活動均屬自給自足的形式,若能確保環境的整潔,則非謂不能飼養如雞、鴨等供自用的家禽。 

且為尊重原有之生活習慣,應避免出現有侵害慣有習俗、宗教與文化之虞的規定,否則將使得政府的美意大打折扣。同時,亦有部分住民主張原地重建或大愛村內的土地重建家園。因此,管見以為政府宜儘快就當地的環境及安全評估或介入協調住民與慈濟對於土地使用的共識,並提供災民其他的居住選擇,或是在原地另擇安全區域協助災民重建。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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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需要什麼樣的學生? 

  繁星放榜了!在此也要恭喜他/她們,踏上了人生新的歷程。然以臺灣高等教育發展至今如此普及而言,對於國家理當是件好事。但近來卻有許多教授及企業主顯然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不過,我們是否也該反過來想想,為何高中所培養出來的學生無法滿足大學的需求。且有論者認為,開放大陸學生來台,才能提升學生的競爭力《為何該開放陸生來台(包淳亮)》。

     假若考試成為唯一的,或者是決定性的入學標準,則學子們大概也永遠擺脫不了從國中到研究所、公職、國營事業的補習文化。若我們默認了補習文化的存在,則是否意昧著根本無須將教育資源投注在這麼多的大學身上。因此,若大學所教授的知識,學生無法受用時;若學生最後還是只能選擇進補習班或通過公職、國營企業考試時;若大學將『培養通過國家考試的能力』作為教學目標時;又若大學將『公職/研究所的榜單』作為辦學績效的指標時,則大學存在的價值是否應當被澈底地審視一番呢?

     追根究底而言,僅當大家不再盲目地追求分數後,弱化『考試』的決定性功能,中學教育才有機會往正確的方向前進。但這在目前的臺灣裡似乎不是個很切實的問題,反而等到錄取進來後,才再抱怨學生一點獨立思考能力都沒有,只是等著將標準答案背起來。

  所以,我們誠摯地希望大學教育者多多考量自己的社會責任,多思考兩個問題。第一,現在錄取學生的方式是否恰當,大學該錄取什麼樣的學生。第二,大學現今的教育方式和內容是否能培養出符合大學教育期待的知識分子。

      此外,筆者建議宜以推甄申請作為大學入學的主要管道,交由學校自主決定合適的學生,指考則應予以廢除,同時也可藉此導正社會的價值觀。至於開不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其實跟提升學生競爭力一點關聯都沒有。只要我們的升學制度跟教學品質有所改善,健全學習環境,則一切都只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因此,在臺灣的整體教育環境尚未健全的此時,倉促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勢必是弊多於利。

      期盼大學在這裡面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畢竟大學教育者在這社會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也被認為有更高的能力。相信高等教育的改善,一定能帶領教育走出更好的前景。(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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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請考慮廢止高速公路收費

2010-03-21 中國時報 【包淳亮/北市(助理教授)】

 有人說要區分城內交通與城際交通,城內快速道路不收費,而城際高速公路則應收費,但這種區分對於台灣並不適用。 

 筆者認為,台灣應廢止高速公路收費,而以高額的燃油稅替代;這一方面是更加徹底的實踐使用者付費,反而有利於公共交通的發展;二方面大幅減少藉收費尋租的空間,並減少人力浪費;三方面鼓勵節能,減少石油依賴;四方面鼓勵行駛高速、快速道路而非城內道路,改善市內空汙。 

 新加坡、香港徵燃油費,本地車輛出境到馬來西亞、深圳加油,但台灣四面環海,無此問題。加州被沙漠、高山圍繞,而加州高速公路系統不收費,效率亦甚高。從公平正義、節約能源、強化經濟、提升能源效率、改善環境等角度來看,高速公路不收費而改收燃油稅,才是唯一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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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來橫禍沙很大…跨國合作抗沙塵

 

【聯合報╱彭啟明、楊之遠】

2010.03.21 03:28 am

 

彭啟明/天氣風險公司總經理

楊之遠/文化大學土地資源系副教授

 

近十年來,每年春季「沙塵暴」接近台灣時,都會引起國人相當程度的重視,主要是字義上「沙塵暴」幾乎是和「颱風」相同分量,吸引媒體相當多目光。由於沙塵暴為一種相當劣化的空氣汙染,造成的傷害並不亞於低溫寒害或颱風,國人必須特別重視及注意。

 

這一波發生在中國西北的沙塵暴,強度雖然非特別強,但其持續時間長,擴散範圍大,在北京已屬於重度汙染等級,周日起一連兩天大氣穩定,恐怕到下一波鋒面到達周二前都會持續影響,出門建議戴上口罩。

 

沙塵暴是強風從地面捲起大量沙塵,造成能見度高度惡化的有害性天氣,通常是乾旱及荒漠沙漠區特有的災害性天氣,必須有強風、沙源及不穩定空氣等因素,將沙塵吹起至高層大氣,然後進行傳送。中國西北到蒙古位於亞洲沙漠區中,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區,向來是東亞沙塵暴的主要來源地。

 

在每年的春季鋒面常提供當地強風有利的發展條件,因此沙塵暴以春天頻率最高,近十年來亞洲沙塵暴平均每年發生十七次,百分之八十往日本韓國方向傳送,影響相當嚴重,約百分之廿往東南傳送到中國華南,甚至到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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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鐵飯碗,就想賴著你!

2010-03-20 中國時報 【熊貓人/北市(公務員)】

 公務員給人民的第一印象就是「鐵飯碗」,但鐵飯碗是什麼意思呢?簡單地說,鐵飯碗是指「公務人員有工作保障,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免職」。因此只要有法律依據,經過正當程序,就可以使公務人員去職。 

 現在的《考績法》就有「年終考績列丁等」以及「一次記二大過」的人,要被免職,《任用法》也規定「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及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予以資遣。但政府的管理者似乎都放棄了這些管理工具,幾十年來沒有公務員因為績效不佳而被淘汰,過去十年來,九九.七%以上的公務員考績是乙等以上。但公務員的績效都這麼好嗎?除了自我感覺良好的公務員之外,不會有人相信他們的績效這麼好。 

 公務員對於三%丙等的反彈,反應的無非就是想賴著鐵飯碗,認為一旦考上公職,就有終身職業護身符,不論績效好壞,一輩子都不愁會掉工作。考試院的改革,舉起「打破鐵飯碗」的大旗,正是打中要害,也難怪公務員要群起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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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斥退的不適任人員

2010-03-20 中國時報 【黃樹仁】

 公務員考績寬鬆,不適任人員尸位素餐,久為輿論詬病。考銓機關要求各級機關主管嚴加考核所屬的新聞,週期性出現,也照例不了了之。為什麼?因為這些要求機關主管嚴加考核,斥退不適任人員的構想,基本上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空話。 

 考績寬鬆,不適任人員有恃無恐,部分原因當然在於主管徇私,濫充好人,怯於負責,甚至顛倒是非。但除此之外,其實更有制度上難以矯正的根源。這現象不只出現在公務機關,也出現在各級學校。不只台灣如此,全世界民主國家也都如此。一個公認的壞事卻普遍出現時,我們就必須想想普遍理由何在。很反諷的,不適任人員最大的護身符,正是民主國家強調的法治。 

 任何單位,一旦超過十幾人,大概就難免有人能力較差,較不負責,或行為怪異偏差。人員半百以上的單位,大概就難免有人不適任到令人髮指。 

 多數單位主管當然知道哪些人不適任。問題在於,法治國家要求獎懲有據,不容機關主管任意自由心證,以免主管濫權整肅異己。但這法治原則不可避免也成為不適任者的防彈衣。多數工作的品質很難有現成的分數標準。除非某人犯了明文大過而無可狡辯,否則要白紙黑字的證明這人工作績效很差並不容易。機關主管可能得耗費大量力氣時間去建構證據。工作認真的主管通常沒有這般閒情。 

 更有甚者,不適任者之所以不適任,正是因為他們遵循社會規範的意願遠低於常人,或對社會規範的認知異於常人。他們不會承認自己不適任,不會承認主管的懲戒合理,甚至不認為說謊栽贓不應該。一旦遭到懲戒或考績不及格,或甚至只是私利索求不遂,經常會與各級主管爭執不休,到處陳情,甚至到處造謠、寫黑函、檢舉告狀。焦土抗爭,玉石俱焚。結果是懲戒這些人的成本,遠大於掃除這些人的短期收益。 

 機關主管很快會發現,消極容忍一個不適任人員的代價,只是浪費一份國家薪水而已。但懲戒這人的代價,卻極可能是機關裡鬧得雞犬不寧,公務癱瘓。公家損失遠大於一份薪水。甚至自己還要被黑函所困、被調查、被控告,自己反而成為爭議人物。即使最後證明清白,也已一身傷。 

 易言之,保障人權的法治,成為不適任人員抗爭自保的工具,甚至成為惡人打擊好人的工具。但我們不可能只因法治會被惡人誤用就放棄法治。因此,民主法治國家的公務機關與學校,不適任人員即使長年績效低落,只要不犯大過,通常極難開革或懲戒。憚於惡人的玉石俱焚抗爭,多數主管寧可兩害相權取其輕,讓這些人混到平安退休了事。 

 因此,強行要求機關主管必須給某些比例的人不及格,不但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製造更多問題。可能使機關主管陷於不適任人員的焦土抗爭中,癱瘓公務。或者為了避免惡人的焦土抗爭而犧牲善良無助的新進人員,反而劣幣驅逐良幣。 

 道德訴求無法改變組織現實。與其硬性規定丙等不及格的比例而製造更多問題,不如嚴格限制甲等的比例。將考績甲等從目前多數人變成少數,並要求主管明白陳述考績甲等的理由。獎勵少數人也可能引起其他多數人的嫉妒不滿,但反擊力道通常小很多。即使鄉愿作風而輪流得獎,也總比輪流不及格要容易一點。當然,這種考績制度改變只能鼓勵績優人員,卻無助於懲戒不適任人員,因為後者永遠可以誤用法治以自保。 

 主張最低比例考績不及格的大官們,只要問問自己,到底親手斥退過幾個不適任公務員,便知此事之難。自己做不到的事,卻幻想全國各機關主管可以執行,不是很奇怪嗎?(作者為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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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24日(三)系上擬邀請新加坡大學教授來訪演講-- 

講者:Prof. Cecilia Teck-Neo Li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題目:Montaigne on Skepticism and Moral Relativism

時間:99/3/24(三) 15:10 p.m.

地點:文學院144國際會議廳

講稿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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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南太島國合作論壇
活動日期:2010/1/22
活動時間:09:00~17:00
活動地點:中山大學圖資大樓11樓國際會議廳

台灣與南太島國合作論壇

Taiwan and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Cooperation Forum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高雄市政府、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台灣太平洋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區遠洋鮪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台灣區遠洋鮪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聯絡人:潘文娟 電話:02-2321-1174 / Emailtffapd@gmail.com

聯絡人:李雅智 Email:yazhi_0912@yahoo.com.tw

相關網頁 http://www.gios.nsysu.edu.tw/plan_cont.asp?id=112

 

會議議程 Tentative Program

會議日期:2010 年 1 月 22 日(週五)

會議地點:國立中山大學國際會議廳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圖資大樓11樓)

09: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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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介面&功能 決定Google TV成敗 

【聯合報╱楊士範/CNET前執行主編】

2010.03.19 02:12 am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Google、英特爾和Sony將要合作打造一款機上盒(Set-top box),採用Google Android平台、英特爾的Atom處理器,Sony則是負責打造硬體。 

從過往經驗看,有太多電腦廠商,高舉一面寫著數位家庭的大旗,打算將目標瞄準客廳,試圖把電腦搬進客廳。只是不管是微軟早在二○○二年時推出的Windows XP MCE(多媒體中心版),或是英特爾數位家庭團隊在○六年推出的Viiv平台策略,亦或是○七年蘋果和iPhone一起發表的Apple TV,沒有一台產品可稱得上是成功打入客廳。 

MCE的功能後來整合進Vista和Windows7中,但是會將一台電腦放在客廳裡的人還是少數(既不好看又不好用);Apple TV雖然還有販售,但是連蘋果都僅稱那個產品是一個「嗜好」;英特爾Viiv PC呢?我很懷疑有多少人曾經搞懂過那是什麼產品。 

Google是做搜尋起家,除了本業之外,這些年來不斷跨界演出:從○四年G-mail撼動免費電子郵件市場,○五年Gtalk走入IM(網路即時通訊),之後不斷透過併購和研發推出各種網路應用程式和其他產品。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年用Android作業系統跳進智慧手機市場、○九年則發表Chrome OS,幾乎讓人相信他們要和微軟在電腦作業系統上大戰。 

因為Google的魅力和能力實在大,加上它的研發能力,當紐時報導他們要做電視時,你很難不期待他們真的會將電視真正帶入到網路時代。 

聯網電視不能算是很新鮮的產品,但是在○九年CES(國際消費性電子展)上,Yahoo和英特爾一起發表Yahoo TV Widget(專用界面工具)之前,其實這塊真的很難讓人見識到電視和網路真正「無縫」結合會是怎樣的情境。 

姑且不論被點名的廠商矢口否認,但是以報導中Google要用Android來當做這款產品的作業系統來看,我蠻看好這樣產品。 

首先,Android是開放平台,其他開發者或是廠商可在上面開發第三方軟體,而且Google如果要做,不可能僅是把Android裝到硬體上就完事了。想要成功,首先要做一個符合電視操作情境的使用介面,這個情境如果不是用一般電視遙控器(或許上面還有個觸控螢幕),就是要類似Wii Remote那樣的有動作偵測感應的操作器。若是這樣會比起過去想要在客廳放鍵盤滑鼠來的高明許多。 

第二個要件就是要有量身訂做的API(開發工具套件),讓開發者或廠商能夠針對Google TV來寫應用程式,就如同智慧手機一樣,這產品的可能性會變得無窮無盡,說不定除了可看電視,可上網,還可以有Tivo功能、有時光平移(time shifting)功能、可錄影,可以用Facebook分享、用Twitter、用噗浪,看新聞(文字),甚至是手機上玩的遊戲,可以放到大螢幕上繼續玩。大聯盟的網路轉播服務MLB.tv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執行,除了可以看轉播,還可以即時查詢球員的資料,看每日最新賽事記錄等等。 

如果產品好用,且符合一般大眾使用直覺的操作介面,還有豐富的第三方軟體。我會對它很期待,或許這真的會成為第一個成功殺入客廳的電腦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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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的計費難題

2010-03-19 中國時報 【林建山】

 交通部規畫民國一○一年高速公路採用計程收費制度,啟開一項比較符合公義進步國家水準的公共費率政策,民眾理當給予支持。然而中時最新民意調查,有高達五五%民眾質疑高速公路計程收費,是一種變相加稅,而表示反對。一時似乎成為醞釀下一個內閣動盪的疑似熱點。

 

 從國家社會的公共政策實務驗證過程中,我們通常會看到的阻力,以及幾乎總是慣性的抵抗,多數出於工具性層次與操作技術層次的斟酌與思維。民眾對於高速公路收費原本就有更為基本的費率本質疑慮:很多人以為高速公路收費數十年,早已回收所有建造成本及維修費用,為什麼還要繼續收費?

 

 事實上,絕大多數先進國家針對高速道路之收費取價,其政策立基不在於反映建設成本,或收取「經濟硬體」使用費,其所徵取的是社會經濟軟體費用或使用者的機會利益代價。所有國家政府提供高速運輸系統服務,無論是高速鐵路或高速公路,都是設定其為「買時間」「買安全」「買速度」的軟經濟使用者,本質上高速運輸系統都屬於是一種有條件利用的「準公共財」公共服務事項,主要目的在於作為城際交通(不是城內交通)與長途運輸旅次的運輸載體,其必須適用的資費負擔之權責機制,也當然是「使用者付費原則」。

 

 以目前國內長途運輸與時間敏感度較高的使用者而言,既有的高速公路建設數量與服務品質,應堪滿足且還略有餘裕;然則會造成今天國道高速公路的效率貶值,甚至經常出現壅塞狀況,最重要的因素,根據實況調查,乃因為有超過五四%的車流,是不經過收費站的短程、在地的旅次,也就是並非真正「高速公路」建設的「目標服務旅次」。這些短途旅次將國道當成快速道路使用,以致真正的「中長途旅次」使用者,反而被龐大短途車流影響,竟使高速公路貶值成為慢速道路,喪失其經濟功能與社會屬性目的。

 

 這種短途凌越長途現象的惡化,主要凸顯了幾個經濟事實:

 

 第一是國人運輸需求者之中,對於時間、安全、速度的意識與敏感度正隨經濟社會發展與所得提高而提高,其需求與意願強度,也同步在增加。當供給有限而需求增加的情況前提下,代表高速公路使用者費率,已有提高的必要,而且有免費使用的不宜。

 

 第二,過度活躍的短途旅次,甚至在使用率上凌越了長途付費者的使用率時,顯示「免錢乘轎的白搭客」(free riders)正嚴重惡化了高速運輸系統的價值與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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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開放代理孕母

自由時報2010.03.19◎ 陳昭姿 

基於台灣生育率已經連續幾年世界倒數第一,內政部提出百萬獎金徵求生子口號,江宜樺部長甚至指出,如果能引發民眾對於低生育率的廣泛討論,千萬也值得。 

儘管這個做法引發冷嘲熱諷,以為用口號就想讓民眾生小孩純屬天方夜譚,但這是對具有生育力的男女而言。不想生,不願生,需要「長期療法」,用急就章的口號很難有幫助,但是對於想生不能生的夫妻,又是另一回事。身為不孕者,我深深感受,幫助不孕夫妻達成心願,比起勸導正常夫妻多多生育,邊際效益來得高,而且基本上是成全別人追求幸福的美事一樁。 

不孕症中的「絕症」,即是女性無法以自己的子宮孕育孩子,即使排卵正常。無論是先天性子宮發育不全,或是後天性因病切除子宮,或是因為其他疾病而不適合親自懷孕的女性,都需要仰賴一位有健康子宮的女性來幫忙,即是所謂的「代理孕母」。長期以來,衛生署違法違憲,沒有立法,卻以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直到陳建仁署長以公民會議模式通過為政策,但迄今近六年,卻未見進展,背後的意識形態與不作為,不但阻礙醫師們幫助需求者,也破壞了許多家庭的美夢,甚至讓這群女性連步入婚姻的勇氣都沒有。 

代理孕母的核心價值是人權問題,許多沒有生育率困擾的歐美先進國家都已經合法數十年,反倒是傳宗接代觀念濃厚的國家,包括台灣,受到部分女性主義者或政府官僚千方百計阻擾,始終無法光明正大來進行。 

因此,只要政府公開宣布代理孕母可以進行,解除需求者尋找醫師與孕母的困難,相信明年開始以及往後,因為不孕而影響生育率部分,會有立竿見影的成效。(作者為代理孕母解禁推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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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二代健保是吸票機!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3.19 02:12 am

衛生署楊署長一場慷慨辭官又高規格慰留的鬧劇,竟意外地修成正果;馬總統在慰留時,嚴正宣告二代健保將在兩年之內實施,取代25年前楊署長一手催生的偏頗不公、圖利富人的健保現制。

馬總統激昂地表示,改革一定得罪人,但「即使得罪人丟掉選票,對台灣長期有利的事,一定要做!」資深的執政黨立委更強調,二代健保等於調漲保費、等於票房毒藥;因而修訂草案送到立法院兩年來一條未審、一字未查。其實馬總統與立委們都大錯特錯;二代健保反而是超強的吸票機。

既有費率4.55%之下,健保每年預算在4,000億上下,但不調高費率,今年預計虧空逾400億,累積債務達1,300億元,可能令此人皆稱便的德政難以為繼。因而最後在楊署長與吳院長的兩個版本中巧妙地找出折衷妥協版,費率提高到5.17%,維持楊署長的單一費率;但由政府自預算中拿出121億,差別補貼每月戶長本人投保薪資在56,000元以下的保戶,成全了吳院長只有22%保戶全額調漲的要求。

但一如前此社論剖析,獨力負擔一家四口家計、月薪8萬的薪資所得者,每月保費原為4,380元,要增為4,976元,一年多付逾7,000元;但一對無子女夫婦每月薪資各4萬,另有額外房租、股利等10萬收入,保費僅1,220元,還可獲政府補貼免增保費。天下之不公寧此為甚!

試問,家中有扶養眷屬者多,還是無子女者多?每月靠薪水養家活口者多,還是坐享房租、財產外快者多?那數百萬受此不公待遇的家庭如果發現本可去此大不平的二代健保,在立委操作、政府無能之下永難實施,豈不要用選票唾棄掌握絕對優勢卻又百般阻撓的執政黨立委,與兩年來縱容此不公不義長存甚至令其變本加厲的政府?

但他們幾乎全被蒙在鼓裡,如果這廣為台灣選民周知,數百萬選票就會流失。反之,當馬政府與執政黨立委快刀斬亂麻,早日通過二代健保,不但選票可以保住,還能掙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受害更烈的,還不是數百萬薪資所得者,而是他們的雇主。這些家戶的負擔固已十分慘重,雇主的負擔卻是他們的兩倍;所以調升到5.17%,工商團體立刻指出,雇主負擔的六成保費會因而增加234億;在今天惡劣的大環境之下,實在是難以承受之重。尤其那些依賴專業人士較重的知識與技術密集度較高的企業,更將立遭當頭重擊。面對如此沉重壓力,企業經營者豈會興高采烈地投執政者一票?

但這一切都可藉二代健保解套。全民健保全賴薪資所得支持,但後者僅占整體所得中的六成。如果由全體所得者共同負擔,無需提高費率,保費收入立可增約2,000億;不但不致虧空450億,還會有上千億的盈餘。但若保持年度預算平衡,現行的費率可以打個七折,只要大約3%就足夠了。而且,由於每戶的全部所得都要計入,前述一人8萬與兩人各4萬的不公平也迎刃而解。同時,因為健保的負擔不全落在雇主與受僱人頭上,還有他人負擔四成;雇主的保費打七折之外,還能再額外打個六折,成為原先的四到五成。234億的額外負擔變成每年保費減少六、七百億的紅利,經營者豈不喜出望外?

看來唯一的受害者,就是坐擁豐厚股利、租金、財產所得,但只需依失業者標準繳保費的那一群非薪資所得者。不過,全民健保本來就是量能付費,明明腰纏萬貫卻與失業者看齊,白占大多數受薪者的便宜,不僅令人側目,自己心亦不安。如果二代健保以極低的費率讓他們也可以公平地盡心盡力,其中大部分不但不以為忤,還可能心存感激。如此皆大歡喜,選票豈不滾滾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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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7 苦勞報導

吸菸人權 vs 反菸霸權

為吸菸者發聲 學者批反菸執法過當

王毅丰

苦勞網特約記者

吸菸者該有人權嗎? 

3月13日的一場「菸害防制與吸菸人權的反思座談會」上,幾位菸齡不等的學者專家,在社會一片反菸的聲浪中,為吸菸者挺身而出,並試圖為社會尋求一個「吸菸者」與「不吸菸者」對話的空間。

吸菸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菸害防治法》通過一年後,環保署考慮提出進一步的管制措施,要針對「行人走路吸菸」等行為開罰,一時間吸菸者有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管制的目的,似乎不再是為了防治二手菸對旁人的傷害,而是為了矯正「吸菸」這個偏差行為。「吸菸者」批評反菸人士有法西斯心態,主張吸菸者也有「人權」,不該被污名化。

 

兼具精神科醫師與社會學學者雙重身份的陳嘉新醫師首先由「國家管制」與「個人自由」間的衝突談起,試圖撥開纏繞在「反菸」和「反反菸」之間複雜難解的習題。他表示,「反反菸」的人士如果純粹用「個人自由」的角度,去質疑政府不該干涉人民「吸菸的自由」,這樣的說法有相當的危險性,因為當菸商在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推銷菸品時,也有相類似的論述,認為「菸的確對人體健康有極大的危害,但是我們已經將這些危害都公開地讓大眾知道了,如果還有人要抽菸,那麼這就是個人選擇的問題,政府不該干涉」。

 

但是吸菸者真的擁有選擇的權利嗎? 

陳嘉新表示:「抽菸畢竟是一種成癮的行為,抽菸者是否真的具有自由意志令人懷疑。」但他同時認為,即使我們認為吸菸的行為需要受到管制,也要小心這樣的管制是否過當,因為如果任何在健康上被證明是有害的物品都該被禁止,那麼如麥當勞這樣高膽固醇的食品,是否也該同時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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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檢察一體」 荼毒台灣!

 【聯合報╱何克昌/檢察官(屏東市)】

2010.03.18 01:53 am 

聯合報上周五社論「盧仁發與黃世銘何事長談凌晨三點半」乙文,提到了檢察體系偵辦拉法葉艦案時,不為人知的一段祕辛—利用檢察一體,操控檢察官起訴案件;這也是一件值得國人重視的議題!

由拉案可知「檢察一體」只是政治體系操控檢察體系的一種手段而已,倘「檢察一體」的觀念一日不除,類似拉案的案例,既非第一件,也絕非是最後一件。

按檢察一體觀念的產生,其實是舊皇朝不願割捨對司法案件的掌控所創設的體制。

查現行「法院組織法」係緣自一九○六年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當時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並無任何法條文字涉及檢察一體之相關規定,俟一九○七年冬,京師高等檢察長徐季龍先生在京師法律學堂發起檢察研究會,延請日本法學博士岡田朝太郎講授「刑事法與檢察制度」時,參考日本裁判所構成法提出「法院編制法」草案。

然宣統元年(一九○九年)憲政編查館奉諭正式頒行法院編制法時,卻扭曲岡田博士所稱「檢察一體」的本義,乃係各檢察官於實施檢察事務上,不須受特別許可,均可獨立代表所屬檢察機關長官,並具有監督檢察官之權。形成檢察官只是單純聽命於長官,或是上級長官,其衍生之嚴重後果,就是檢察官縱使就承辦事務,亦須聽命於長官及上級長官,影響所及,造成中國日後檢察體系之檢察官承辦偵查案件時,均須聽命於長官,且積非成是,誤信檢察官承辦案件均須聽命於長官乃屬「檢察一體」的真諦。這也造成了今日台灣檢察體系深受行政部門干擾的嚴重後果。

在社會各界紛紛關切檢察體系蒙受「檢察一體」危害之下,法務部乃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訂頒「檢察一體制度透明化實施方案」,要求首長的指示需以書面方式為之,表面上經由首長的書面形式可以明責任,其實明眼人都知道,會有首長笨到將自己的指示留下書面證據嗎?否則在拉案的偵辦過程中,黃世銘向盧仁發要求以書面形式命台北地檢起訴,附於卷內,何以盧仁發不願依法以書面「命令起訴」呢?

回顧一九○九年皇朝思想下的「檢察一體」,延續到今日已逾一百年,其間台灣歷經現代民主法治的洗禮,一切法制建設漸次邁入現代化、國際化,獨留「檢察一體」繼續荼毒台灣的檢察體系,豈不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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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平台-完全廢除死刑 並非歷史潮流

2010-03-18 中國時報 【蔡正元】

 王清峰做為社會運動家,救雛妓,幫慰安婦討公道,是社會的良心,贏得很高的聲望。王清峰做為法務部長,主張廢死刑,高舉人權大旗,卻遭輿論撻伐而被迫去職,為什麼? 

 因為王清峰的理念陷入了意識形態的盲點!

 

 廢死刑和反墮胎一樣,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任何一種社會關係,都能清楚界定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價值體系,像雛妓和慰安婦問題,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清清楚楚。但意識形態則是有局限的價值體系,必須經裁剪、修飾甚至虛擬,才能使某種意識形態的價值體系,具備某種程度的合理性。

 

 像廢死刑運動,就必須虛擬一個社會當抽象的壓迫者,才能將殘酷殺人的死刑犯虛擬為被壓迫者。有的還要極端的擴大解釋人權概念的適用範圍,甚至編造生命權的概念,做為拯救死刑犯的護身符。這種偏執的理念,暗示不贊成廢死刑運動,就是反人權和不尊重生命。這就是廢死刑運動者,會自我幻想具有較高道德水準的緣由。 

 人類歷史上,縮小判決死刑的範圍是共同的潮流,但完全廢除死刑卻不是。政治犯已不再是判決死刑的範圍,但殘酷殺人罪要判決死刑,仍是極大的國際共識。

  伊拉克總統海珊被判死刑,並非政治罪行,而是屠殺少數民族的滅種罪。海珊被絞死時,並未見任何廢死刑國家或運動者聲援。 

 目前實施廢除死刑的國家數目雖多,但人口數合計卻不夠多,反而維持判處殘酷殺人罪死刑的國家人口才是絕大多數。 

 實施廢除死刑的國家大都具有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文化背景,維持判處殘酷殺人罪死刑的國家則大多具有儒家、佛教、回教、基督教的文化背景。王清峰不宜遽下結論,說廢除殘酷殺人罪死刑的國家才是進步的。 

 廢除死刑運動走到極端時,會將殘酷殺人罪的受害者要求殺人償命,輕率的污蔑為報復主義,甚至神化自己,認為自己若是同樣受害,會完全原諒,以表徵無私無我的高風亮節。 

 王清峰走進這個意識形態的盲點,事實上已完全進入一種虛擬狀態。 

 王清峰的盲點是看不清楚那些要求對殘酷殺人罪判處死刑也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殺人償命的意識形態和廢除死刑運動並無高下優劣之分。前者要面對濫施死刑的風險,後者則要面對縱容殘酷殺人犯的指控。然而殺人償命的觀念卻是更廣泛的植根於漢族文化,並形成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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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生沒人要

自由時報 2010.03.18◎ 賴錦龍

 

政府打算續辦「大專生企業實習方案」半年,身為高職生的我雖然心生不滿,但也無可奈何,畢竟大專生比我多讀兩年書。如果領兩萬二的薪水還不知道滿足的話,那去外面找工作看看,很多公司是把薪水壓在一七二八○元,附帶條件還要什麼都會、什麼都有經驗,哪有政府免費替企業主付薪水,讓大專生去裡面慢慢學習的好康,我想多數企業主就連作夢都會偷笑啊!可惜我生不逢時,也沒有錢可以去多讀一點書,是不是相關單位看不起像這種高職畢業出身,為什麼不也辦一個「高職生企業實習方案」呢?薪水低一點沒有關係,在我上一次的面試中,一起競爭的大多數都是專科以上,甚至大學生也加入戰局,想當然耳,我又繼續尋找下一個面試機會,因為有些企業把招募基層員工的門檻提高到專科,代表著我們只能做更低層的工作嗎?論工作實力我們並不會輸給別人,請正視這個問題,不要只著重於數字的迷思,讓我們高中職世代陷入長期失業的漩渦中!(作者待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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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是受害者家屬的權利(徐元春)

2010年03月18日蘋果日報

面對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廢死刑議題,首先,我要先表明我傾向長期廢除死刑的立場;但是,對於法務部前部長王清峰及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力倡廢除死刑的論述,卻讓我深感不安。王清峰與李家同有志一同地發表會原諒兇手的言論,立刻引起台灣民眾的普遍反感,面對一個如此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提出論點的公眾人物,如果沒有辦法貼近普羅大眾的心態,用同理心去爭取認同,恐怕只是在這個議題上火上加油,讓廢除死刑更遠離理性討論的可能。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化,廢除死刑似乎日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王清峰長期擔任律師時即主張廢除死刑,但在法務部長任內卻沒有就這個議題,邀請全國民眾加入討論,在辭職時的臨去秋波之語,「願幫死刑犯下地獄」、「逼我殺人,我做不到」以及即使自己孩子被殺,也會原諒兇手等語,更讓人錯愕,連對廢除死刑議題傾向支持的本人,都聽不下去,想對王清峰嗆聲。王清峰發言的最大問題,除了她對受害者家屬沒有同理心之外,就是擺出道德高人一等的聖人姿態,把社會大眾打成殘暴嗜血、沒有知識、不知人類進化程度的冷血動物,充分暴露知識份子的傲慢菁英心態,而她自己則是連殺自己小孩兇手都可以原諒。社會大眾反感的就是,你的小孩並沒有被殺,你怎麼有資格說原諒呢?

大眾是人不是宗教家

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發表的《如果我被殺》一文,有一樣的問題。李家同先生過去長期投注心力在弱勢孩子身上,自己每周為弱勢孩子補習英文,身體力行行善的作為令人敬佩,但是他所言:「如果我被殺,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會告訴殺我的人,我絕對寬恕他,更會要求友人照顧他的家人。」卻立刻被批評偽善。李家同先生多年行善修為,很可能真的會原諒殺己兇手,但是,他自己的宗教家精神,卻無法在死刑議題上說服社會大眾跟隨他,因為大眾是人不是宗教家。社會之所以需要制度與法律來維繫,就是因為社會大眾都是一般人,不能依賴人的道德感來維持社會秩序。李先生一席話只是凸顯他自己異於常人的論調,對於爭取廢除死刑的支持毫無幫助,甚至製造了正反雙方對話的困難。

我的兩個分別是大學與高中的孩子,跟我討論死刑,我說,人類文明越進步,就會越認知到,一個人沒有權利決定另一個人的生死,孩子們問:「但是,那些壞人卻用最殘暴方式結束了別人的生命。」「難道不能懲罰他們嗎?」其實,我對是否廢除死刑也是天人交戰,相信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知道死刑的嚴重性超越人所能決定的層次,但卻對那些窮兇惡極、甚至禽獸不如的殺人兇手恨之入骨。

非受害者沒資格原諒

是否廢除死刑,關鍵不在原諒。因為,原諒是屬於受害者家屬的權利。沒有體會過白冰冰、陸正爸爸以及其他受害者傷痛的一般社會大眾,沒有權利、也沒有資格以假想情況大言奢談原諒兇手。對於那些永遠不能平復的傷痛,我們只能以同情之淚陪伴,然後每天向上蒼祈禱,感謝沒有讓那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至於要不要原諒兇手,這個權利就留給受害者家屬吧?

作者為資深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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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留德律師看德國廢死經驗(黃瑞明)

2010年03月18日蘋果日報

王清峰部長宣布任內不執行死刑,引起社會激烈討論,最後導致王部長去職,令人見識「庶民」力量之強大。死刑存廢問題涉及層面既深且廣,本文願以德國經驗說明為何廢死成為德國之政策,並藉此反思台灣今日討論死刑議題應有之檢討。

死刑是廉價慰藉

德國廢止死刑始自1949年通過之《基本法》,102條簡要宣示「死刑廢除」,當時德國戰後百廢待舉,廢止死刑並非本於全國民意之共識,而是《基本法》之立法者鑑於納粹時代在全民狂熱氣氛之下,死刑被過度濫用之反省,並以「廢死」作為德國走出法西斯政權,重建民主的重要宣示。一方面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否認國家有剝奪人民生命之權利,再方面徹底防範「民氣」之濫用導致無可挽回之錯誤。

徵諸今日社會對死刑犯者深惡痛絕之情感,令人回想起在戒嚴時代對搶劫犯,以速審速決方式執行死刑之作法,在當時亦獲得輿論廣泛支持,而今思之誠屬過度,但已無法挽回。

對於受害者家屬之悲痛,任何人皆須嚴肅面對。主張維持死刑者恆謂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安慰被害人。然而死刑卻也可能只是一種最廉價最方便的慰撫。執行了死刑,群眾心理獲得滿足,但整個社會反而忽略了對被害人及家屬真正之慰撫與照顧。

廢止死刑絕非忽略被害人之感受,反而必須以更深入更精緻的作法去修復被害者所受之創傷,此即為「修復式司法」,如在德國快速成長的援助犯罪被害人協會,其中有部分經費來自罰金的分配,由專業之社工與教育人員努力從事被害者生活的恢復與心靈創傷的撫慰,更從事與加害者之對話與調解,最終目的是希望雙方間和解。我國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似乎只著重在金錢上之補償,對於被害人精神情緒上之撫藉,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如果社會滿足於死刑之報復性滿足,將延緩此方面之進步。

執行死刑固然滿足了報復的人性,但鼓動報復心也可能激起對立情緒,報復後的空虛與失落也曾是許多文學所描繪的心境。維持報復情緒將會在社會上鼓勵復仇之作風,最新社會許多年輕人鬥毆,其手段之殘酷,令人感受社會上乖張暴戾之氣,此皆與報復心有關。

以教化取代報復

透過教誨的功能,讓犯大錯的人能生懺悔心,並以此心情對被害人之家屬作一輩子的贖罪,最後企求雙方之和解與寬恕,這是宗教家之大愛與理想,但也是社會所不應放棄的目標。

廢止死刑之政策既然是以教育取代報復,則對於監所內之教誨功能自然更加重視,廢止死刑最普遍的歐洲國家亦莫不重視監所之處遇。並投注大量心力於人犯之矯正處遇與犯罪預防。

在廢止死刑後德國採行了終身監禁之制度,因此也強化了監所的教化功能,在調查處遇方面,調查犯罪者之心理,成長歷程與行為預測,以作為預防犯罪之依據,促成此方面之研究與發展。相對地,滿足於報復式的死刑執行,將會減少此方面研究之動力,而無法促成預防犯罪之研究。

廢止死刑有許多配套措施,以兼顧社會安全,犯罪預防與矯治,並慰撫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尋求和解代替報復,這是漫長且困難的社會工程,但卻是社會進步必須要走的路,希望今日死刑存廢之討論能真正啟動提升社會之契機。

作者為律師、民間司改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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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給無冕王一張拭淨布?

【張哲銘】 

一般而言,我們會給予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們「無冕王」的稱號。背負著大眾「知」的權力,這群媒體工作者做為我們的眼睛,幫助我們監視著社會或是政府是否存在著不公義的事件。因此這些媒體工作者的權柄似乎是從人民對他們的期望而來,也正是因為這個理由,使得他們有足夠的正當性免於被政府強制性的監督。 

但是實際上總是充斥著些許不完美,一方面大眾總是期待著能藉由媒體工作者的挖掘,了解些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少數媒體工作者為了要追求更多的觀眾,極盡所能的展示出腥羶暴力以迎合觀眾的喜好。更有甚者,為了捕捉到觀眾的眼光或是迎合高層的意向,少數的媒體更以錯誤的報導混淆視聽。種種脫序的行為都已經違背了「無冕王」的初衷,不禁讓人開始反思,作為「無冕王」服務的對象,觀眾是不是該站起來,主動要求媒體工作者的自律了? 

筆者深刻感覺到少數當前台灣主流媒體資訊傳播內容的混亂,帶著既定特殊見解的新聞、或是斷章取義扭曲被報導對象的新聞,這些如同負式脂肪的新聞或是節目如洪水般的塘塞進觀眾的價值觀中,越發使人感到無所適從。然而在這資本主義的時代,這些少數的媒體為了顧及收視率與資方的意願,似乎也有著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因此筆者認為,持續的道德勸說已經是過於消極的做法,作為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我們應該更積極的約束媒體工作者。 

因此,作為拋出第一塊磚頭的電視機前觀眾,筆者建議媒體業者主動提供新聞的確認管道,例如對於採訪人物的完整採訪資料錄影帶,或是秘辛爆料的實際來源。藉由這些實際可行的做法,使觀眾在看完新聞之餘,也能夠更方便的確認新聞的真實性。這種做法不但能重拾起觀眾對於媒體新聞真實度的信心,也是媒體工作者對於自己所作的報導,最起碼的負責任態度。

唯有在媒體人員能夠為自己所作的報導負責,且是忠實的反應出社會或政治的面向時,才不愧對「無冕王」的稱號。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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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輕人活該倒楣嗎?

自由時報 2010.03.17◎ 曾翔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是台灣大專畢業生最心寒的一天,因為經建會宣布初步通過繼續實施「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二十二K方案)」,而且政府官員聲稱因為公平原則,將再進一步縮減原本已經低得誇張的二萬二千元;此種作法無疑是宣告大專畢業生的勞動待遇正式進入前所未有的「超低薪時代」,也替台灣的勞動環境與產業競爭力敲下喪鐘! 

日前行政院長吳敦義宣示,年底必定將失業率降至五%以下,否則將引咎辭職。因此政府念茲在茲的必定是七月畢業潮的二十萬畢業生,若無法即時處理這群新鮮人的銜接問題,吳揆的政治支票必定跳票。當時我就與友人打賭,馬政府要不就是換湯不換藥以另一個方案代替,或者甚至是直接繼續使用二十二K方案;沒想到一語成讖,這個無能的政府竟然打算用更無能的方式來美化失業率,用青年勞工的血汗辛勞來兌現他的承諾,來保住他的烏紗帽。 

二十二K方案自去年實施至今罵聲不斷,我們時常見到年輕人在PTT或部落格中抱怨二十二K方案的待遇不佳;另外,前一陣子由人力銀行業者所作的調查也指出,該方案在留用率與離職率的表現不佳,拉低台灣勞工的薪資待遇;甚至吳揆在立法院備詢時,也允諾檢討二十二K方案所帶來的影響。 

本以為如此龐大的反彈聲浪能讓政府警惕,孰料經建會竟然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拋出繼續實施二十二K方案,甚至要更進一步壓低薪資。試問,以二萬二千元要在台北市生活已經是十分克難,若真的要再壓低薪資,甚至是壓低接近至基本工資,那年輕人為何要努力唸書?為何要努力工作?有誰會為了那連存點錢都有困難的微薄薪水認真付出?這種勞動條件難道就是王如玄所稱的「尊嚴勞動」嗎?這種薪資水準能留住什麼樣的人才?馬政府的作為簡直就是宣告台灣是一個階級社會,落入貧窮的年輕勞工活該倒楣,注定永世不得翻身! 

在國外,類似的薪資補貼政策都是由資方支付大部分的薪水,再由政府補貼,而且較精細的做法還要依產業、職業別等區分薪資高低。台灣這種完全補貼且單一薪資的政策絕對是史無前例,也注定將貽笑大方。尤其是在巨幅拉低工資等負面效應如此明顯的情況下,馬政府仍舊完全無視民意,沒有絲毫的檢討與歉意,只執著於美化失業率數字。這種只會以數字治國,對於民間疾苦不聞不問的政府,也無怪乎選民要一次一次地以選票唾棄他! 

九五聯盟在此呼籲政府,停止續用二十二K方案,且針對現行二十二K方案進行詳細的調查,並完全公布統計數據,再經由社會共同檢討後協商出真正有益於台灣勞動環境的就業政策! 

(作者為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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